閻長貴第一次見到關鋒的時候，二十四歲。人大哲學系剛畢業，拎著行李走進《紅旗》雜志社大門。關鋒那年四十二歲，已經是哲學組組長，在學界叫得上名號。

兩人差了十八歲。

閻長貴被分到哲學組，關鋒手把手帶他改稿子、定選題、做理論梳理。一個愿意教，一個肯學，上下級的規矩慢慢淡了，倒更像是師徒之間的情分。

閻長貴后來說過一句話，我終生對他執弟子禮。那時候他是真這么想的，后來也確實是這么做的。

但這層關系很快就斷了。

斷了很多年。

1982年1月，關鋒出獄。六十二歲，從關押的地方走出來，頭發白了大半。他被安排住在北京沙灘北街2號院，是《求是》雜志社的家屬院，跟妻子兒子擠在一起。同院還住著閻長貴，但組織上打過招呼，暫時不要接觸。

所以師徒倆住在同一個院子里，卻跟隔著一道墻似的。閻長貴知道老師在院子里，知道他家住哪棟樓，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就是不能上前敲門。這一隔，隔了六年。

出獄頭兩年，關鋒整個人是木的。眼神不聚焦，說話慢半拍，坐在椅子上能發半天呆。那時候沒給他安排工作，每月發150塊錢生活費，后來漲到五百。院子里的老同事偶爾碰見他，說他瘦了很多，走路背也駝了。

原本組織上打算把他安置回山東老家，德州市里還給他蓋了一棟兩層小樓。后來考慮到他身體實在撐不住長途折騰，這事就擱下了。

關鋒就這么在院子里待著，像一棵被移栽后沒緩過來的樹。

1988年，上面的管束松了下來。閻長貴算了算，距離老師出獄已經過去六年。他終于敲開了那扇門。

再見面的場景沒人詳細記下來，但可以想見，一個從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了中年人，一個從意氣風發的學者變成了沉默的老人。兩人相對而坐，最初的話題大概繞開了很多敏感的字眼。談哲學，談古書，談一些不著邊際的理論問題。

慢慢地，話匣子才打開。

關鋒跟閻長貴說起自己當年為什么被抓。

他說自己跟陳伯達在一些觀點上合不來，分歧越來越大，可能是陳要整他。這話說得不重，語氣也平，像是在講別人的事。

還說起1965年12月21號那件事。那天在杭州，偉人找來田家英、陳伯達、艾思奇、關鋒、胡繩幾個人談話。非正式的，海闊天空地聊。偉人提到戚本禹批判吳晗的文章，也說到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艾思奇和關鋒做現場記錄，事后關鋒整理完報給田家英。

田家英覺得那些話跟會談主旨沒關系，大手一揮就刪了。

關鋒不同意，他覺得不該刪。

回頭把這事告訴了江。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這成了打擊田家英的由頭之一，戚本禹順勢上位。關鋒說這些的時候，語氣里聽不出太多情緒，但閻長貴能感覺到，老師心里一直擱著這件事。一擱就是幾十年。

九十年代初，關鋒的待遇正式劃入《求是》雜志社管理，按局級標準走，住房補貼、工資、醫療都歸雜志社管。加上稿酬，他一個月能拿到三四千塊。這在當時不算少，但對關鋒來說，錢多錢少似乎沒那么重要。

他的生活很簡單。

三大愛好：看書寫作，看電視，練氣功。穿著上也不講究，常戴一頂老式干部帽，一身中山裝，不抽煙不喝酒。院子里的人偶爾見他出來散步，背著手慢慢走，跟普通退休老頭沒兩樣。

唯一放不下的還是書。

晚年關鋒自稱要做個"蛀書蟲"，一門心思扎進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里。寫了一百多萬字的《老子通》，跟戚本禹合寫了一百多萬字的《孫子兵法大詞典》。出版的時候署的是筆名，戚本禹用"戚文"，他用"古棣"。"慶云""何明"也是他常用的名字。

這些筆名背后藏著一個從山東慶云縣走出來的年輕人，曾經意氣風發，后來在時代的大潮里被推著走、被卷著跑、被關進去，最后又回到書桌前。

2005年，關鋒八十六歲，走了。

他去世前那幾年，閻長貴常去看他。兩人還像從前那樣談哲學、談歷史、談那些繞不開的人和事。

有一次聊完天，閻長貴從老師家出來，走在沙灘北街的巷子里，心里大概在想：有些人的一生，像一本翻來覆去讀不明白的書。你以為讀懂了，翻過頁才發現前面都白看了。

關鋒晚年寫過不少東西，但關于自己的那段歷史，他沒留下太多文字。所有的解釋、辯解、不甘、釋然，都散在了跟學生的一兩次談話里。那些話被閻長貴記住，后來又被寫進文章，再后來被我們看到。

歷史這東西有時候挺殘酷的，它只記住你想忘的，卻忘掉你想記住的。

沙灘北街2號院的老房子還在，住在里面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記得，曾經有個戴干部帽、穿中山裝的老人，每天下午坐在窗前翻古書。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他花白的頭發上，跟照在任何一個普通老人身上沒什么兩樣。

人這一輩子，說到底，不過是從一個房間走進另一個房間。有些門是自己推開的，有些門是被推開的，還有些門，關上之后就再也沒打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