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巫英蛟 劉虎

汽車生產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會將一定量的產品用于各項試驗，有報廢試驗車需要處理。重慶弘喜汽車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重慶弘喜”）就是這樣一家幫長安福特及長安汽車進行報廢試驗車回收拆解的企業。

但是，河北故城縣一起偽造10余臺《合格證》的范某等人拼裝報廢試驗車出售獲利案件，卻將重慶弘喜拖入深淵。明明是下游客戶的問題，重慶弘喜卻被故城警方一路追查并催交“非法所得”，金額從4000萬元逐步協商到1000萬元，辦案人員稱這筆錢用于給故城縣公務人員發工資。

重慶弘喜向故城縣公安局轉出的1000萬元。受訪者提供

“直到一審判決之前，法院、公安機關人員仍在不停要我們交錢。”企業無奈轉賬后，故城縣法院作出有罪判決，認定該公司“變相銷售整車”，判處沒收非法所得1790.7萬元、罰金900萬元。

矛盾的是，同一法院及衡水中院此前在范某案的判決中，已明確認定重慶弘喜出售的是“拆解不規范的試驗車配件”，將拼裝、偽造《合格證》等行為歸于范某。對同一事實，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認定。

多位刑法學者出具《專家論證意見書》，認為重慶弘喜無罪。衡水中院目前已進行二審開庭，尚未作出判決。

01

一宗拼裝車案，牽出報廢車拆解企業？

案件最初源于一批偽造的機動車整車《合格證》。

2023年2月17日，河北省故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接到交警大隊書面報警。交警部門在工作中發現，16輛小型汽車所使用的機動車《合格證》涉嫌偽造公司、企業印章。

次月10日，故城縣公安局以涉嫌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立案偵查。隨后，范某等人因涉嫌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刑事拘留。

范某是重慶弘喜試驗車零配件的下游買家。據重慶弘喜相關負責人介紹，警方告知，范某將其購得的長安福特、長安汽車試驗車零配件重新拼裝成整車，并通過在長安福特、長安汽車4S店偷拍車輛車架號、發動機號等信息，偽造對應的車架號、發動機號及機動車整車《合格證》后對外銷售。后因相關車輛無法正常辦理登記上牌手續，案件由此浮出水面。

重慶弘喜成立于2020年7月，經營范圍包括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以及汽車零配件銷售等業務。系《報廢機動車回收管理辦法》實施后，經商務主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企業。

“行業起步較晚，各家企業對于報廢車輛拆解及零部件銷售的處理方式差異較大。”重慶弘喜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此背景下，公司建立了相應的報廢汽車拆解流程和配件銷售制度。”

合同資料顯示，2021年3月和12月，重慶弘喜先后與長安福特汽車有限公司簽訂《報廢樣車批次處置和結算合同》，與重慶長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廢舊物資處置購銷合同》，承接兩家公司報廢試驗車處置業務。

根據合同履行情況，重慶弘喜累計從長安汽車和長安福特購入試驗車1781輛，其中長安股份569輛、長安福特1212輛，采購金額合計4861萬余元。

長安汽車。巫英蛟 攝

2022年10月至12月期間，范某借用山東濟寧市泗水誠成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廣西東艾汽車銷售有限公司資質，從重慶弘喜購買長安福特試驗車零配件44套，涉及福克斯、新蒙迪歐、林肯冒險家等多個車型。

范某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約兩個月后，故城縣公安局將重慶弘喜納入偵查視野。2023年5月23日，重慶弘喜副總經理趙某、銷售部經理魯某以及銷售業務員廖某因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刑事拘留，列為本案犯罪嫌疑人。

02

重慶企業被要求出1000萬元給故城公務員發工資

在趙某等人被刑事拘留后，重慶弘喜實際控制人周某被故城警方列為網上追逃對象，公司銀行賬戶被凍結、查封。

“公司有六七百名員工，一旦基本賬戶被凍結，企業經營很可能陷入停擺！”重慶弘喜上述負責人說。為避免正常經營受到沖擊，潼南區政法委及公司管理層隨即趕赴河北，與公安機關及相關部門展開溝通。

在溝通過程中，警方向重慶弘喜提出了一個要求——繳納“非法所得”。

據重慶弘喜方面介紹，從案件立案后不久開始，公安機關便多次要求公司繳納相關款項，金額則不斷變化。

“最開始要求4000萬元，后來變成3000萬元；3000萬元拿不出來，又要求2000萬元；再后來降到1000萬元、500萬元。”該負責人回憶。

重慶弘喜認為，公司及員工并未實施犯罪，因此拒絕按照要求繳納所謂“非法所得”。但另一方面，為維持企業正常經營，公司仍就暫扣款問題與警方持續協商。

重慶弘喜稱，在其表示愿意繳納500萬元后，警方又提出需繳納1000萬元才行，并要求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支付。

“當時有關人員告訴我們，這筆錢是用于全縣公務人員發工資，因為財政資金已經斷炊了。”上述負責人說。

該負責人表示，經過多輪協商，雙方最終達成支付1000萬元“公安暫扣款”的方案。達成一致后，警方曾多次催促企業盡快完成轉賬。

2023年7月31日，重慶弘喜完成1000萬元轉賬，備注為“公安暫扣款”。

對于這筆1000萬元款項，公司至今仍存疑問。重慶弘喜認為，其本系下游拼裝、造假行為的受害者，卻在案件辦理過程中被持續要求繳納巨額資金用于給故城縣政府發工資，并最終向公安機關支付1000萬元。直到一審判決作出前，仍有法院、公安機關相關人員持續要求公司繳納更多款項。

重慶弘喜方面據此認為，該案系河北故城縣公安機關基于“刑事創收”而實施的“遠洋捕撈”。

03

賣出的是整車還是配件？

2024年3月12日，故城縣檢察院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向法院提起公訴。

檢方指控稱，重慶弘喜在取得長安福特、長安汽車交付的報廢試驗車后，并未按照合同約定對車輛進行徹底拆解銷毀，而是在趙某、魯某、廖某等人的組織下，以銷售汽車配件名義變相出售試驗車整車。

長安福特。巫英蛟 攝

根據《起訴書》描述，購車人首先挑選完整車輛，隨后以車身配件合同、發動機配件合同等形式分別簽約付款。交付過程中，重慶弘喜僅對涉案車輛發動機號、車架號等關鍵識別信息進行打磨、切割處理，最大程度保留車輛完整狀態。此后，部分購買人再通過拼裝修復、偽造機動車合格證、虛開機動車銷售發票等方式，將相關車輛上牌或作為整車對外銷售。

經司法會計鑒定，2022年5月至2023年3月期間，重慶弘喜共向范某等人銷售試驗車356輛，銷售金額1790.7萬元。公安機關查扣涉案車輛11輛。檢方認為，重慶弘喜將依法應予銷毀處置的試驗車以配件銷售名義流入市場，屬于“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進行銷售，趙某、魯某、廖某作為直接責任人員，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面對上述指控，重慶弘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均作無罪辯解、辯護。

雙方爭議首先集中在一個核心問題上：重慶弘喜出售的究竟是“整車”，還是“零配件”？

辯護人認為，下游購買人范某、鄧某等人確實存在拼裝整車、偽造合格證并對外銷售的行為，但均系購買人自行實施。重慶弘喜出售的是經過拆解處理的試驗車零配件，而非能夠直接銷售并上路行駛的完整車輛。購買人后續仍需進行組裝、修復等制造作業，恰恰說明交易標的并非整車。

此外，辯方稱，重慶弘喜與下游購買人之間不存在共同犯罪故意，也不存在事前共謀或意思聯絡。公司既未參與車輛拼裝，也未參與偽造證件、辦理牌照或整車銷售，不應對下游購買人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對于檢方認定的1790余萬元犯罪金額，辯方同樣提出異議：絕大多數購買配件的客戶并未實施非法拼裝或銷售整車行為，相應交易金額不應計入犯罪數額。即便按照檢方的邏輯計算，已查明存在非法拼裝行為的車輛數量和金額，也遠遠低于《起訴書》認定標準。

辯方還對鑒定意見及司法會計鑒定提出質疑，認為鑒定機構資質、鑒定對象及計算方法均存在嚴重問題。與此同時，案涉零配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或其他安全事故，也沒有證據證明其存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質量缺陷，因此難以認定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偽劣產品”。

在責任劃分方面，趙某辯稱自己主要負責生產和物流管理，并不負責銷售業務；魯某認為，公司銷售的是配件而非整車，所謂“最大程度保留完整性”實為保護配件價值；廖某則表示自己僅系銷售人員，并不參與生產和拆解環節。三人的辯護律師均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具有銷售偽劣產品的主觀故意，也不足以證明其屬于本案應承擔刑事責任的直接責任人員。

基于上述理由，重慶弘喜及各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一致請求法院依法宣告無罪。

04

同一法院的兩種事實認定

對于辯方提出的“銷售的是配件而非整車”“與下游拼裝行為無關”等意見，故城縣法院最終未予采納。

法院認為，重慶弘喜明知購車人會將未徹底拆解的試驗車重新組裝，并通過偽造證件、辦理牌照等方式作為整車銷售，仍以牟取非法利益為目的，采取“最大程度保留車輛完整性”的拆解方式對外銷售試驗車。雖然形式上將車身和發動機拆分銷售，但實際上將兩者整套交付給同一購買人，其目的在于掩蓋整車交易事實。

據此，法院認定，重慶弘喜的行為導致本應徹底銷毀、不得進入市場流通的試驗車重新流入市場，經整修、組裝和偽造手續后作為機動車銷售，屬于“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進行銷售。涉案銷售金額共計1790.7萬元，已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重慶弘喜公司。受訪者提供

法院認定本案屬于單位犯罪。重慶弘喜副總經理趙某、銷售部經理魯某以及銷售員廖某均系直接責任人員。考慮到三人系履行職務行為、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且個人未直接獲取相關收益，法院認定三人均屬從犯。

最終，經故城縣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于2025年12月25日作出一審判決。重慶弘喜被判處沒收違法所得1790.7萬元、罰金900萬元；趙某等三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至七年六個月不等。此外，重慶弘喜此前向公安機關繳納的1000萬元“公安暫扣款”屬于退繳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上繳國庫，并繼續追繳違法所得790.7萬元。

不過，在已經生效的范某案《刑事判決書》中，故城縣法院及衡水中院對涉案車輛流轉過程卻作出了另一種表述。

根據范某等案判決書認定，范某系借用兩家汽車銷售公司資質，與重慶弘喜簽訂汽車配件銷售合同，買來“拆解不規范的試驗車”或“汽車配件”。此后，由范某自行組織人員將車身、發動機重新組裝成整車，刻制車架號，偽造機動車整車出廠合格證，虛開機動車銷售發票，并最終將車輛對外銷售。

在范某案中，法院明確認定，銷售偽劣產品的關鍵行為包括車輛組裝、偽造車架號、偽造機動車合格證以及虛開機動車銷售發票等環節，而上述行為均由范某實施。正因如此，范某被認定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

換言之，在范某案中，法院認定重慶弘喜出售的是試驗車配件，而將這些配件重新組裝成整車、偽造證件并最終推向市場的，則是范某等下游購買人。

這一表述與重慶弘喜案一審刑事判決中“變相銷售整車”的認定之間，形成了關鍵性差異。

05

多位刑法學者質疑一審定罪邏輯

一審判決作出后，重慶弘喜的辯護人委托全國最知名的刑法學專家對案件涉及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進行專題論證，相關專家出具了《專家論證意見書》。

重慶弘喜負責人介紹，論證專家認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重慶弘喜及其員工在銷售試驗車零配件時，已經明知下游購買人將實施非法拼裝、偽造證件以及銷售整車等行為。一審判決關于“主觀明知”的認定，更多建立在推測和事后歸納基礎之上，尚未達到刑事案件“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重慶弘喜系依法設立的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企業，具備拆解和銷售汽車零配件的合法資質。從合同約定、交易形式到實際交付狀態，案涉交易均表現為零配件銷售而非整車銷售。購買人對于相關零配件來源于報廢試驗車的事實亦完全知情，因此難以認定存在“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所要求的欺騙行為；現有證據反而顯示，重慶弘喜曾采取切割車架號、打磨發動機號、切割A柱以及合同禁止拼裝等措施，試圖阻止試驗車重新流入市場。這些行為體現的是拆解企業履行風險防控義務，而非幫助下游實施違法犯罪。

專家認為，真正使報廢試驗車最終流入市場的關鍵環節，并非重慶弘喜出售零配件，而是下游購買人后續實施的車輛拼裝、偽造車架號、偽造機動車合格證、虛開銷售發票以及違規上牌等行為。對于這些行為，現有證據既不能證明重慶弘喜參與其中，也不足以證明其事先知情；本案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重慶弘喜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即便采納一審判決關于“主觀明知”的推定邏輯，重慶弘喜在整個鏈條中的作用也主要體現為向下游出售零配件，其法律地位至多屬于幫助犯或從犯，而不應將全部1790余萬元銷售額均認定為犯罪金額。

06

二審開庭：同案能否同判？

據重慶弘喜負責人介紹，一審判決作出后，重慶弘喜及其辯護人將案件材料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全國人大代表請求對二審予以監督。

與此同時，案件進入二審程序。

2026年5月25日，衡水中院組成合議庭公開審理該案。值得注意的是，負責本案二審的合議庭成員，與審理范某等人銷售偽劣產品罪、偽造公司印章罪二審案的合議庭成員相同。

衡水中院

據重慶弘喜負責人介紹，庭審中重慶弘喜及其三員工的辯護人均認為，本案的核心爭議始終沒有改變：重慶弘喜出售的究竟是試驗車整車，還是試驗車零配件。

辯護人指出，在重慶一中院以及衡水中院已經生效的關聯案件判決中，法院均認定范某等人購買的是試驗車零配件，并由其自行實施后續拼裝、偽造證件和銷售行為。既然關聯案件已經對交易性質作出認定，本案亦應適用統一的事實認定標準。

重慶弘喜負責人介紹，圍繞“整車還是配件”“是否明知下游拼裝”“犯罪金額如何認定”等焦點問題，控辯雙方在庭審中展開激烈交鋒。重慶弘喜提出：公司累計拆解、銷售報廢試驗車配件1781輛，而目前已查明被下游購買人范某等非法拼裝成整車的僅10余輛，比例不足1%。

重慶弘喜及辯護人據此認為，絕大部分試驗車配件均被購買人用于正常經營和合法再利用，并未流入非法拼裝市場。這一結果不僅反映出重慶弘喜建立的拆解、銷售管理制度在整體上是有效的，也從側面說明，公司主觀上并不存在銷售整車或放任試驗車重新流入市場的犯罪故意。

在辯方看來，如果重慶弘喜的真實目的在于變相銷售整車，那么非法拼裝車輛的比例理應遠高于現有查明情況。而不足1%的拼裝比例，恰恰與檢方所指控的系統性銷售整車邏輯并不吻合。

重慶弘喜方面表示，從2023年案發至今，案件已持續三年有余。長期刑事追訴不僅使企業經營遭受重創，也給整個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行業帶來不確定性。

“經此一案，公司已經瀕臨倒閉！”重慶弘喜相關負責人說，“如果正常經營行為都可能被認定為犯罪，那么行業將無所適從。我們希望二審法院依法審理，撤銷一審判決，讓企業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截至本文發布，衡水中院尚未作出二審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