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2年9月的小震把洛杉磯威爾希大道上一幢老公寓的住戶都驚醒了，只有新搬來的華人女租客沒出門查看，她伏在燈下，悄悄把灑落的稿紙重新理好。那一年，她52歲，自言“以后只跟詞句相依為命”。
23年后，也就是1995年9月8日，房東聞到異味敲開房門，昏暗的臥室里一具瘦削軀體側臥在單人床上，身上只搭了半條舊毯。警方記錄顯示，死亡時間距發現約七日；屋內無電、不見現金，壁櫥里卻塞著厚厚的手稿。
外界很快得知，她生前一年內搬了十一次，自1972年落腳美國起累計搬家約180次。有人統計過，她最長的一處住了九個月，最短的不過三天，行李總是一只皮箱、一把折疊椅、一口電飯煲，像游牧者也像逃難者。
追問緣由，目光還得回到1920年9月19日的上海艾登頓公寓。李鴻章外孫女與張佩綸孫子的結合本該錦上添花，卻在鴛夢頻碎的宅院里變成噩夢。父親鴉片、妓館、債務纏身，母親遠赴歐洲求學，“家是冷宮”的念頭自幼扎根腦海。
少女期的她偏要在荒涼里開花。十三歲寫《遲暮》，十五歲改寫《霸王別姬》；滬上女校的校刊一刊出，師生驚嘆：“這孩子拿筆就像掄刀。”戰火逼近，1939年香港大學日寇封鎖，她提著破行李逃回上海，卻把逃難寫成《第一爐香》。
文名最盛時，一個男人闖了進來。1944年春，胡蘭成拎著《封鎖》樣刊拜訪，“張小姐，這篇寫得妙極了。”這句恭維后面，是不到兩年便碎成泥的婚姻。她曾寫信：“我用一世清高換半世婚姻。”信發出的那天，淞滬已在炮火里。
戰后，她在香港短暫擔當美國新聞署中文撰稿人，1955年乘“克里夫蘭”號橫渡太平洋。最初幾年，她仍堅持體面：唐裝、高跟鞋、鹿皮手套，但稿費趕不上房租。為了掙一日三餐，她給小報寫影評，替留學生改論文，稿費一袋米。
晚年的她拒絕社交，只有夜半去唐人街買最便宜的蔬果，再背回不足十平米的單間。寫作桌對著窗，她把窗戶釘死，說是“風一吹紙片就亂跑，心也跟著散”。每寫完一篇稿，就把手稿裝進牛皮紙信封，堆到墻角。
有人問過她為何不回香港，也有人勸她搬進華人老人公寓，她搖頭：“動一動省房租，也不用向誰道謝。”這樣的堅持在旁人看來近乎倔強，卻讓她獲得最后的自由——哪怕這自由以貧瘠、孤獨為代價。
洛杉磯驗尸官在記錄里寫下“死于動脈粥樣硬化”，并未提及她的名字有多響。兩個月后，好友將那一屋手稿運往紐約，整理出版，版稅陸續到賬，可收款人已無法簽字。她用一生證明，才華可抵半壁江山，卻買不起歸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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