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42年，加繆在《西西弗神話》里寫了一句很重的話：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是回答哲學最根本的問題。其他一切都是兒戲。同一年，維也納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生弗蘭克爾被送進了奧斯維辛。這個問題對他來說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每天清晨醒來，發現自己還活著時，必須重新回答一遍的東西。
一百多萬人跟他一起被剝奪了回答這個問題的權利。有人靠讀書撐下來，有人靠幽默，有人純靠運氣。多數人沒有撐過來。弗蘭克爾失去了母親、父親和兄弟，他自己活下來，靠的是一根由偶然、選擇和性格編織成的細繩。1946年，距離他從那場不可幸存的事件中幸存下來僅僅十一個月，他把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寫成了一組演講，后來編輯成一本薄薄的小書。那時候，他正在完成后來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本《活出生命的意義》。
但這本小書很快就被人忘了。集體記憶是這樣的東西——越是讓人類感到羞恥的時期，越容易被抹掉。直到我們又一次發現當下靠不住，必須回頭向那些經過生活檢驗的智慧求助時，它才被重新挖出來。現在它第一次有了英文版，書名就叫《對生命說Yes：盡管一切》。
弗蘭克爾一上來談的不是什么樂觀主義，也不是什么正能量。他說的是人的尊嚴。納粹集中營讓人類對自己徹底幻滅，很多人掉進了一種“世界末日”的心態，覺得一切都完了。但弗蘭克爾提醒你，別急著認輸，也別急著回到過去那種天真的樂觀里。那種“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傻白甜，跟“一切都完蛋了”的喪到底，在他看來，本質上是同一種東西——都是虛無主義。只是前者還沒被現實打過臉，后者已經被打趴下了。
他的意思很明確：你現在這種“算了，沒救了”的疲憊感，不是你要面對的真相，而是你要警惕的東西。你不能帶著這種宿命感去重建任何東西。重建不是說回到過去的樣子，因為過去那個樣子本身就有問題，它沒有準備好面對人能對同類做出什么。重建是承認你看見了深淵，然后還能說Yes。
這跟樂觀不一樣。樂觀是相信結局會變好，而他說的是：即使結局不會變好，你依然可以選擇怎么面對。這個選擇本身，就是你不能被剝奪的最后一點自由。它不是一種情緒，不是一種性格，而是一種動作，一種每天都在重復的動作。你做的每一次選擇，都在回答那個問題——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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