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多生孩子”正成為各國政要的新口頭禪。從埃隆·馬斯克到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再到教皇方濟各，都在對持續走低的生育率發出警告。這背后，是全球總和生育率自1950年以來腰斬過半的現實。
問題的根源遠比數字更深。持續下滑的出生率揭開了更復雜的社會病灶：許多想生育的人，正被經濟壓力、住房困境、性別不平等和氣候焦慮層層困住。這些因素交織成一張看不見的網，讓生育意愿在轉化為實際行動的過程中不斷被稀釋。
自從二戰后的嬰兒潮攀至頂峰，世界各地的出生率便開始了漫長的下行。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許多地區，生育率已跌破更替水平。簡單來說，這些地方的平均人口已無法靠自身生育來維持代際更替。
自1960年代起，公共辯論的焦點始終對準人口過剩的危險。這些擔憂并未消散，尤其是在涉及移民的討論中，它們依然活躍。但關注的指針正日益轉向人口萎縮及其可能引發的經濟與國家安全挑戰。
1968年，保羅·埃利希在《人口炸彈》一書中發出駭人預言：1970年代將充斥著“人、人、人、人”，人口過剩如同“癌癥”，將導致饑荒與戰爭。人類滅絕迫在眉睫。然而，這場被預言的大滅絕從未發生。
現實走向了另一個劇本。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生育率如今僅為每名婦女1.46個孩子，遠低于維持代際更替所需的2.1這一門檻。全球人口預計將在2080年代中期迎來下降拐點。中國已進入人口下降的第四年，韓國自2019年起因近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而持續萎縮，德國自1972年便出現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口的局面。日本、希臘、意大利、古巴和泰國同樣位列人口萎縮俱樂部。
如果沒有移民流入，英國也將面臨死亡人數大于出生人數的下降趨勢。距離澳大利亞遭遇同樣命運，大約還有一代人的時間。而加拿大則因移民控制政策，已經出現了人口減少。
悖論在于，自1950年代以來取得的巨大進步——主要集中在免疫接種等健康與醫療技術上——讓人類活得更長，卻也讓我們生得更少。結果就是老齡化。老齡化社會本是成功與人類智慧的標志，但現行的經濟體系傾向于將其視為問題。
邏輯很直接：勞動者和適齡工作人口是維持健康經濟的基礎。以澳大利亞為例，個人所得稅是聯邦政府收入的最大來源。當接替退休者的勞動年齡人口不足時，經濟福祉便會受到嚴重侵蝕，迫使政府在更拮據的財政下提供更多服務。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及其對政府財政底線的沖擊，已經讓澳大利亞政客們開始公開呼吁國民多生孩子。這種訴求本身，恰恰映照出從恐懼人口過剩到焦慮人口不足之間，那道深刻的認知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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