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7日，農歷臘月二十九。上海黃浦江邊，一艘名叫“太平輪”的客輪正在做最后的裝船準備。那天的陽光不錯，暖融融的，十八歲的周琦琇穿著為參加表姐婚禮而買的新麂皮夾克，跟著三哥和表妹到了碼頭，登上了自家公司的船。他們準備取道臺灣，去香港參加表姐的婚禮。反正坐的是自己公司的船，長輩們都很放心，沒覺得會出什么事。

可是他們不知道，這將是太平輪的最后一次航行。

太平輪原本是一艘載重兩千零五十噸的客貨輪，屬于美國的太平船塢公司，在二戰期間主要是用來運貨的。一九四八年七月，它的命運發生了轉折——上海中聯企業有限公司以每月七千美金的租金把它租了過來，第二天就把它扔到上海和臺灣基隆之間的航線上跑客運。

這年，整個中國都在改朝換代。三大戰役從去年九月一直打到次年一月，國民黨近兩百萬精銳部隊被打得七零八落。大勢已去，國民黨開始瘋狂往臺灣搬東西，故宮的國寶、中央銀行的黃金，還有各種政要富賈、名流耆宿，一船一船往南送。

這時候的臺灣船票，真叫一個難求。一九四九年，光是國民黨敗兵就涌進臺灣六十萬，加上拖家帶口的難民七十萬人，總共一百多萬人在短時間內擠進了那座島嶼。太平輪賣出去的有效船票一共才五百零八張，可最后上船的人超過了一千。

原定那天上午十點開船。可貨太多，裝不完，推遲到下午兩點，還是沒裝完，最后拖到下午四點半才終于離港。為什么裝了這么多？據生還乘客回憶，當時有六百噸鋼條要裝，才裝了一百五十噸，船就已經吃水吃到超過規定水位了。船員都說不能再裝了，可老板說運費都收了，硬生生又塞了三百噸上去。船開之前，有人送侄子上船，發現往日要爬梯子上船的人，那天一抬腳就直接邁上去了——船吃水太深，碼頭幾乎和甲板齊平了。

那幾天的上海，沒什么過年的氣氛。淮海戰役剛打完，平津戰役也接近尾聲，國民政府已經在打包準備搬到臺灣。碼頭上擠滿了送行的人，大家心里都清楚，這一走，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回來。

太平輪在下午四點多終于起航了。太陽已經偏西，大船駛出黃浦江，開向吳淞口。當時淞滬警備司令部剛發了宵禁命令——每天下午六點到早上六點禁航。為了趕在六點之前開出吳淞口，船開得很快。天暗得早，加上時局緊張，進出吳淞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開燈，不鳴笛，都憋著勁兒在黑漆漆的海上悶頭趕路。

船上的廚師張順（生還者）來后來回憶說，那天晚上海象極好，沒風沒雨也沒有霧。可是他看見大副二副們在喝酒打牌，喝得醉醺醺的。生還者徐志浩的描述更具體：大副當天已經喝醉了，把舵交給了三副，三副掌舵時忘了調整方向，等看見迎面來的建元輪，再想鳴笛掛燈已經來不及了。那個年代的船，夜里開燈就跟點根蠟燭似的，老遠就能看見。可太平輪沒開燈，迎面來的建元輪也沒開燈，兩艘大船都在黑暗里悶頭往前開。

晚上十一點四十五分，在舟山群島白節山附近的海面上，事情發生了。太平輪從西北方向駛來，建元輪從基隆方向迎面駛來，都是熄燈急駛，誰也沒看見誰。等發現的時候已經晚了，太平輪的船頭猛地撞上建元輪的船尾左舷，兩艘船呈直角撞在一起。

建元輪比太平輪小得多，被攔腰這么一撞，五分鐘之內就沉了。建元輪上一百二十名船員和乘客，七十二人遇難，有三個人被救到太平輪上。太平輪呢？剛開始看著好像沒事，船上的人還不太緊張。茶房對旅客說安心，船繼續開。可下艙已經開始進水了。生還者葛克后來在法庭上作證說，他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本來是擠在甲板上想上救生艇的，可人太多了，擠不進去。他抱著長子、次女，妻子抱著最小的兒子，一家五口緊緊摟在一起站在煙囪旁邊，精神早就慌了，心想聽天由命吧。

太平輪的船長發現船在進水，趕緊把船往岸邊開，想搶灘擱淺。白節山的南岸是平坦的沙灘，擱淺的條件很好，如果能搶灘，船上大部分人至少能保住命。可是船長不知道為什么沒有往南岸開，反而繞西岸朝北邊的漁港跑。結果船跑到離岸邊只有五百米的地方，鍋爐爆炸了，船身迅速傾覆。從撞船那一刻起，太平輪撐了四十五分鐘，在一月二十八日凌晨零點三十分完全沉沒。

比海水更冷的是人心。太平輪沉沒前發出了SOS求救信號，沉沒后的四個小時里，有五艘船從附近海域經過，但沒有一艘停下來救人。至于為什么見死不救，說法不一。有的說怕麻煩，有的說怕誤了船期，還有的說是怕搶了別人碗里的飯，怕多事。不管原因是什么，那些在黑水里拼命掙扎的人，只能眼睜睜看著船影一個接一個地從身邊經過，又消失。

真正停下來救援的，是一艘外國的軍艦。

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的“瓦拉蒙加號”驅逐艦，原本是從日本佐世保出發去南京參與英國撤僑任務的。艦長哈林頓上校在半路上接到了太平輪的SOS求救信號。按照正常任務，他應該繼續往南京開，如果繞道去救人，要往南多走三個小時，耽誤軍情。

但他沒有猶豫，下令改變航向，直奔出事海域。凌晨一點四十五分，瓦拉蒙加號趕到了。大約三小時后，凌晨三點四十五分，士兵們發現了第一個幸存者——他趴在一塊木板上，手凍僵了抬不起來，只能大聲呼救。再晚一點，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

瓦拉蒙加號放下去兩個小舢板，把海面上還活著的人一個一個撈上來。這些獲救的人從油污里爬出來，渾身黑漆漆的，只有牙齒和眼球是白的，樣子很嚇人。澳洲水兵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披在他們身上，把他們送到溫度一百度的引擎室取暖，讓他們喝熱湯、吃熱食。

有個生還者的后代后來講起這件事，說水兵們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遇難的人穿上，真的很讓人感動。這批被救的人，最終被澳大利亞軍艦確認的有三十四名幸存者，三十個男人和四個女人——其中一位女性上船后還是沒撐住，心臟衰竭，打了強心針也沒用。瓦拉蒙加號的士兵把她的尸體裹在帆布里，放進五十磅重的炮彈，按照海軍的儀式為她舉行了海葬。這大概是一千多名死難者中唯一享有正式葬禮的人了。

除了澳大利亞軍艦救起的人，還有舟山群島的漁民陸續打撈上來幾個。全部加起來，最終幸存的人數大約五十人左右。

后來還有人在事后說，幸存者里有一個叫葛克的，是國防部的少校參謀。那天晚上他抱著一雙兒女，妻子拉著他的胳膊，一家五口在甲板上抱成一團。船沉的時候，他懷里的兩個孩子不見了，拉著他胳膊的妻子也不見了，只有他一個人掉進了海里。

他抱著一個大木箱往燈塔的方向漂，木箱進水了，他又換到一塊大木板上，把路上遇見的兩個人也拉到木板上，三個人在黑漆漆的大海里漂了幾個小時。他獲救了，可一家五口只剩他一個。獲救后躺在醫院里，有個女士來醫院找她的哥哥——袁世凱的孫子袁家藝，后來證實遇難了。

這位女士看到葛克，不知道是羨慕還是悲傷，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怎么沒死？”葛克無言以對。誰能想到，一年之后，他們竟然結了婚，新的家在臺灣，有了兒女，女兒后來成了臺灣的著名演員葛蕾。

太平輪沉沒的事情很快就傳遍了上海和臺灣。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基隆港碼頭上擠滿了接船的人。他們盼著從上海來的親人能趕回來過年。張昭雄那年還小，穿著一身新衣服，在巷口等著爸爸。船到港的時間早就過了，碼頭上一片寂靜，后來慢慢有人說船出了事。張昭雄后來回憶說，他們接到通知，說船不見了。

她和朋友一大早坐火車到基隆，等到上午九點還不見太平輪進港，跑去港務公司問，對方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了，恐怕已經沉沒。六十多年后齊邦媛寫這件事，說“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消息確認之后，上海和臺灣的報紙紛紛刊登了失蹤者的名單。從二月一日開始，《大公報》《申報》《中央日報》都開始報道這件事。那些天里，報紙版面上一頁一頁都是尋人啟事，尋找龔云龍、毛信永、周逸民、吳芳安、齊春和、齊藍玉等人的啟事一直登到二月十二日。大家都不愿意相信親人已經走了，總覺得還能找回來。

中聯公司的老板們呢，一個個慌得不行。股東之一的周慶云——就是周琦琇的父親——女兒差點死在海上，可他連照顧女兒的功夫都沒有，滿腦子想著怎么賠錢。他把家里所有的家產都擺出來給受害者家屬看：房產證、五根十兩重的“大黃魚”金條、八十根一兩重的“小黃魚”金條、首飾、紅木家具、小汽車的車牌號，一床一床的棉被衣服，全部擺在桌上，說你們看著賣，賣多少都給你們，我只留一條命。

他本來可以帶著全家跑路到香港去的，可他不愿意讓人戳脊梁骨，留下來了。另一位大股東周曹裔，也因為這事傾家蕩產。中聯公司在太平輪出事后還有幾艘船，后來不是被國民黨收了就是銹爛在港口，公司徹底完蛋。

更要命的是保險的事。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上海地方法院開庭審理這樁案子。四百一十六名原告，要求給每位遇難者賠償三千五百萬元。可那時候共產黨軍隊已經打過長江了，上海很快就要被解放軍占領，國民政府的法律體系都搖搖欲墜了，哪還顧得上打官司。

關于沉沒的原因，后來眾說紛紜。官方說是超載、超速、抄捷徑。船超載是肯定的，六百噸鋼條亂堆在艙面上，貨物像山一樣堆在甲板，船吃水吃到和碼頭齊平。超速也是真的，為了趕在宵禁前出吳淞口，船開得飛快。

抄捷徑就更不用說了，為了省時間沒走正常航道，走的是一條更短的路。更關鍵的是，夜航時沒開航行燈，兩船都在黑暗里悶頭趕路，撞在一起幾乎是必然的事。還有人懷疑，那些鋼條的收貨人根本查不到，可能是有人故意破壞。

還有一種說法更離奇：說太平輪的沉沒可能跟國共內戰有關。

據說中聯公司五個股東里有四個是中共的地下黨員。周曹裔是不是黨員我不確定，但周慶云確實是。周慶云的家人后來親口證實，他一九二四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做過寧波地委的候補委員。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搞四一二清黨的時候被捕，在監獄里關了兩年，后來在寧波商人的保釋下才出來。出獄后他名義上“脫了黨”，但跟地下黨一直有聯系。他是怎么認識周曹裔的？周曹裔也是地下黨員。倆人在上海合辦茶葉公司起家，后來才一起搞了中聯公司。但即便這幾個人是共產黨，也很難說他們故意把自家的船弄沉。太平輪是中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誰會把吃飯的家伙往海里扔呢？

太平輪的沉沒，其實只是那個大時代背景下的一個插曲。一九四九年那年，有太多的人從大陸逃往臺灣，有太多的船在海上穿梭。太平輪只不過是其中一艘，但它沉得太慘烈了，一千多人葬身海底，在那個時代里也堪稱災難之最。

幾十年過去了，這段歷史被慢慢打撈上來。二〇〇四年，張典婉和朋友洪慧真籌拍紀錄片《尋找太平輪》，那是第一次有人系統地尋找這些沉沒的記憶。張典婉的養母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搭乘太平輪來臺灣的，坐的是沉沒前最后一班船。她活著的時候常說，如果沒有太平輪，她們的家族是無法延續的。

在臺灣基隆，有一座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一九五一年立在基隆港大沙灣的海灘上。后來港務局填海造港，紀念碑被劃進海軍營區的圍墻里，家人要去祭拜，得先申請才能進去，跟探監差不多。家屬們為此奔波了幾十年。

二〇一八年，在多方協調下，營區的圍墻終于拆了，口袋紀念公園落成，從此任何人——不需要申請，不需要登記——都可以自由地走到碑前，獻上一束花，默念一個名字。有家屬等了整整二十年，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二〇一〇年五月，首次有海峽兩岸的太平輪罹難者家屬一起到沉船地點去海祭。他們帶了一千朵白菊花和一千只紙鶴，在海面上撒花撒紙鶴。之后又轉到澳大利亞軍艦當初救起生還者的地方，用五十朵紅玫瑰獻給當時還活著的兩位幸存者——葉倫明和王兆蘭。那次海祭，是很多人等了六十一年才等到的告別。

二〇一三年，吳宇森拍了一部叫《太平輪》的電影，把它拍成了一個亂世愛情故事。

張典婉覺得這不太對。她說——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晚上發生的事，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