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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評審：黃典林 梅劍華

本篇來自2026年第11期（總第26期）。汪寧寧從閱讀史與傳播史視角，還原了譚嗣同在西學沖擊下艱難的文化調適之路。文章處理的，本質上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傳播問題——正如評審人黃典林所言，它“表明傳播學研究可以通過歷史材料來討論知識、觀念和文化心理的流動”。民族存亡之際，譚嗣同的思想從保守起步，在持續的閱讀與人際交游中，一步步松動舊學的邊界，尋求東西之間的融通之道。

*文中引號內所摘引文獻，為汪寧寧：《晚清西學知識環流與讀書人的文化調適——以譚嗣同的閱讀、交游為中心》，《新聞與傳播研究》2026年第2期，頁136-15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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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評｜羅東

電影《譚嗣同》（1984）劇照。譚嗣同與妻子惜別。

思想家的誕生從不突然，其成長或轉變也并非孤立發生。我們知道，個人性格、際遇與歷史條件，還有人際網絡，共同塑造了這一切。汪寧寧的《晚清西學知識環流與讀書人的文化調適——以譚嗣同的閱讀、交游為中心》從閱讀史、傳播史的角度，描繪了一位晚清讀書人在19世紀末的文化調適之路。他就是譚嗣同。

譚嗣同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他的《仁學》被譽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譚嗣同全集》

作者：譚嗣同

編者：蔡尚思 方行

版本：中華書局 1981年1月

一個變法志士的起點，恰恰可能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

我們將作者的論述摘選如下：

“目前可見譚嗣同最早的一篇文論題為《治言》，頗能反映其時他所掌握的西學知識及西學觀。在這篇文章中，譚嗣同大段引述老師劉人熙在《節〈楚寶〉目錄提要》一文中的文字，以論證夷狄環伺之際，君子治天下唯求‘不自欺而已’的結論。文章最有趣的地方，是他將‘天凡四千年而三其變，地凡九萬里而三其區’分為了‘華夏’‘夷狄’與‘禽獸’三國。按照譚嗣同的說法，這種分法的依據是‘立乎華夏而言，自而北而西，或左或右或后，三方環以拱者皆夷狄也。其南空闊泱漭，而落落以肴列于前者，皆禽獸也’。今而視之，這或許也代表了晚清相當一部分讀書人的天下觀，‘夷狄’‘禽獸’的分類與地理距離相關，他所謂的‘夷狄之國’全部位于北半球，‘禽獸之國’則完全位于南半球，這種地理距離的遠近造成了地緣政治上的感知。”

譚嗣同。

早年，譚嗣同受傳統“華夷之辨”影響。1889年，其父譚繼洵升任湖北巡撫，次年開春他隨父親去湖北，也由此開啟了新的閱讀與交游之路。

“譚嗣同隨父赴鄂省巡撫衙署，大多時間居于武昌，瀏陽士人聚會武昌，‘賓從文，盛極一時’，譚得以‘復事瓣（歐陽中鵠），續歡王（王信余）、貝（貝元徵）’，還與吳小珊、張憩云、涂質初等人過從甚密，他稱為‘儒林碩彥，映照一時’。在學問上，譚嗣同審視此前接受的傳統經學教育，有所反思，繼而批駁：‘易詩賦聲病刓薄之習，鑿空說經，益張其名曰義，禍七八百年未渫。’其時，引發譚嗣同危機意識的直接原因乃是時局變化：‘折沖決勝，狙（徂）內輯外，機牙四出，百心莫照，此豈新學能任其萬一者哉。’甲午后國家命運日衰帶給他前所未有的沖擊與震撼，在他看來，振衰起敝的大任已非桎梏士人的經學所能堪任。”

紀錄片《我們的譚嗣同》（2018）畫面。

至1895年甲午戰敗，國家和民族命運之艱，讓譚嗣同意識到救亡已迫在眉睫。

“譚嗣同枚舉槍炮、輪船、氣球飛船等種種‘實學’，以辯駁時人冠以‘奇技淫巧’的說法，以此重調西學知識的‘道’與‘器’之關系。譚氏借鑒王船山的道器觀，主張器行道從，道隨器變，反對空談抽象之‘道’，而要以器之‘實’馭道之‘虛’，正所謂‘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變法即尋找新的馭器之道。由西人之‘器’及西人之‘道’才是道器觀重調的關鍵，譚氏所謂‘先變衣冠’即此理。譚氏目睹‘數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談，清流養望，以辦洋務為降志辱身，攻擊不遺余力’，向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他頗為鄙夷圣賢名士的紙上空談，認為是‘大愚不靈’。”

“1896年春，譚嗣同因候補江蘇知府之事上京引見，途經上海時謁傳教士傅蘭雅。他‘發一宏愿：愿遍見世間碩德多聞之士，虛心受教，挹取彼以自鑒觀；又愿多見多聞世間種種異人異事異物，以自鑒觀’。已讀過《格致匯編》的譚嗣同對于傅蘭雅頗為仰慕，前去格致書室拜訪，二人所談內容不光局限于西學，譚還向傅蘭雅推銷瀏陽銻礦。在傅蘭雅處，譚嗣同見到了生物化石、X光片等物，引起他極大的好奇，疑惑也隨之而生：‘西人之學，殆不止于此。且其政事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風俗如此之齊一，其中亦必有故焉，而未得察也。遍訪天主、耶穌之教士與教書，伏讀明辨，終無所得，亦滋疑惑。’譚嗣同的疑惑雖未解開，但大致能看到，他認為宗教中隱藏著西方政事明理，人心齊一的線索。此次晤見后譚氏即赴京引見。寓京期間，譚結識了吳嘉瑞、夏曾佑、梁啟超等維新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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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由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摘選。本期評審：黃典林 梅劍華；摘評：羅東；編輯：西西；校對：翟永軍。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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