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脫歐公投以主權對經濟之爭展開，英國為“奪回控制權”付出嚴重經濟代價
• 英國長期靠歐洲均勢制衡強權，脫歐后對自身命運的控制反而更有限
• 歐盟擴員后團結增強，英國退出后在規則制定上失去發言權
• 脫歐未帶來預期貿易轉向，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也難替代歐盟
• 未來英國或只能與歐盟達成臨時合作，影響力遠不及成員國時期

2016年的脫歐公投，本質上是一場各說各話的辯論。對留歐派而言，核心問題是經濟；對脫歐派而言，核心問題是主權，移民則是最能激起情緒的議題。留歐派的議程中，關于歐洲的理想主義幾乎缺席；而脫歐派則強烈訴諸一種關于“英國性”的理想主義。

這并不令人意外。一個社會能夠向自己提出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或許就是“我們是誰”。兩年前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已經表明，即便最有力的經濟論證，對公眾的影響也相對有限。相比之下，人們更關心身份認同和自主性。

脫歐是一次嚴重的經濟自損。許多脫歐支持者當時就明白這一點，但大多數人并不在意。真到必須取舍時，經濟上的損失——對那些認真想過這個問題的人來說——似乎是為換取自主權而值得付出的代價。“奪回控制權”因此成了一句制勝口號。

10年過去，人們更有條件判斷：英國究竟奪回了多少控制權，又為此付出了多大代價。控制權和自主性是法律與憲政概念，但它們的價值取決于政治現實。在美國、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里，較小國家的利益往往在于加入歐盟這樣的強大跨國集團。成員國作為整體所擁有的控制力和全球影響力，遠非單獨行動時可比。英國脫離歐盟后，對自身命運行使“控制”的能力，必然更加有限。

英國與歐洲關系的爭論，必須放在其長期國際優先事項和當前地緣政治位置中考察。兩者都顯示出驚人的連續性。英國是一個歐洲國家，盡管制度上存在重要差異，但它與歐洲共享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數百年來，參與歐洲事務一直是英國的戰略必需。

自伊麗莎白一世時代起，維持歐洲大陸力量均勢、阻止任何單一強權支配歐洲，一直是英國外交政策的主線。這種政策背后，是英國希望影響歐洲國家的政治優先事項，并按照自身利益塑造其政策。如果歐洲大陸被單一霸權控制，這一點就很難做到。

英國為實現這一目標，長期耐心經營歐洲盟友。伊麗莎白一世曾向法國和荷蘭派兵，以遏制西班牙的霸權。18世紀，法國成為歐洲頭號強權時，英國政府在強大歐洲盟友支持下進行干預以加以制衡。1794年至1815年間，法國占領歐洲大片地區，英國卻始終是唯一持續挑戰革命法國和拿破侖法國的歐洲強國。

19世紀，俄國占領波蘭，并在巴爾干、土耳其歐洲部分和中亞擴張野心。英國與俄國長期對峙，同樣出于這種本能。19世紀末，統一后的德國迅速擴張，又給英國帶來新的挑戰。1907年，英國外交部高級官員艾爾·克勞在一份著名備忘錄中，把英國在歐洲追求力量均勢稱為“幾乎是一條自然法則”。他的意思是，既然德國已成為歐洲主導力量，英國就必須延續傳統政策，遏制德國。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先后與德皇德國和希特勒德國作戰。

幾個世紀以來，英國真正的屏障并不是英吉利海峽，而是萊茵河或奧得河。英國始終擔心的是：一旦海峽對岸出現一個主宰歐洲的強權，英國就會失去對自身命運的控制。這一政策不僅是戰略性的，也具有文化和經濟層面。

從文化上說，英國與拿破侖法國、沙皇俄國、德意志帝國和納粹德國的長期沖突，被視為對抗強勢集權政體、防止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覆滅的方式。從經濟上說，一個由單一強權支配的歐洲，可能像拿破侖的大陸封鎖體系那樣，擾亂英國的貿易和金融。從歷史看，這種本能對英國是有利的。

“英國脫離歐盟后，對自身命運行使‘控制’的能力，必然更加有限。”

不過，英國戰略思想中始終也存在另一條路線，反對這種做法。它大致可以稱為“大西洋主義”，盡管這個說法在地理上并不準確，因為它所依據的，是比大西洋更廣闊的英國世界觀。它主張脫離歐洲大陸問題，把重心放在廣闊海洋上，把帝國和海軍視為歐洲和陸軍的替代方案。

這種思路通常與保守黨中的重要人物聯系在一起。曾任安妮女王首席大臣的托利黨思想家亨利·博林布魯克，在1738年頗具影響力的小冊子《愛國君主》中闡述了這一觀點。他主張英國避免卷入歐洲大陸事務。“水域才更適合我們，”他寫道，“我們最大的安全感也來自那里。”老威廉·皮特雖非托利黨人，也曾持類似看法。1866年，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保守黨人本杰明·迪斯雷利說過幾乎同樣的話。1901年，彼時仍屬自由派、但內心更接近浪漫保守主義的丘吉爾也重申過這一點。

即便在當時，這也是一種不明智的政策，而這三位政治家一旦真正掌權，也都放棄了它。英國很少真正實行“光榮孤立”，而每當這樣做——例如18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或19世紀末——都付出了高昂的外交和軍事代價，并很快掉頭。歐洲危機總會變成英國危機。政治家一旦不得不面對國際關系的現實，就會清醒過來。與歐洲政治脫鉤，常常只是口號，很少能成為可行政策。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強化了大西洋主義，而這兩場戰爭至今仍在英國自我認知中占據主導地位。即便在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它就已為英國戰爭努力提供了大量資金，并成為重要軍火供應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對英國生存和最終勝利的貢獻更是決定性的。

大英帝國，尤其是印度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舊自治領，也在兩次大戰中作出了關鍵貢獻。世界大戰強化了某種英國例外論。丘吉爾相信歐洲應當實現政治統一，但英國不應包括在內。他在1956年至1958年出版的四卷本《英語民族史》中，集中表達了這一觀念。這部帶有強烈浪漫化色彩的著作，把英國與“舊帝國”和美國的關系描繪為一種天然兄弟情誼，有別于其與歐洲大陸的關系。

這種觀念代表了20世紀50年代英國跨黨派普遍存在的一種看法：英國可以充當歐洲統一的教父，但自身命運應當是分離的、海洋性的、全球性的。然而，如果大西洋主義曾經是一個嚴肅的政策選項，那也只是在英國仍能與美國打交道時——即便不是平起平坐，至少也是可比肩的強國。那取決于英國作為世界強國、全球帝國統治者以及世界貿易航路主導經濟力量的地位。到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誕生的50年代，這些條件已不復存在。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建立，以及其后來轉變為歐盟，讓英國所有舊有的地緣政治困境重新浮現，只是換了一種形式。二戰后，英國政策深受一種對德國既執著又矛盾的態度支配。1944年9月，在魁北克舉行的英美會議上，兩國同意對德國實行去工業化政策，把它改造成一個“主要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的經濟體。盟軍占領當局大幅限制德國采礦和煉鋼能力，拆除工業設施，壓制工業專利，并摧毀德國銀行之間的金融聯系，而這些聯系曾是德國工業實力的重要來源。英國還推動戰后法國重建，希望其成為防范德國復興的屏障。

1947年后，隨著蘇聯逐步把東歐和中歐國家變成衛星國，并成為歐洲和平的主要威脅，這種工業遏制政策開始被逐步放棄。但到了50年代，隨著德國經濟以驚人速度恢復，英國對德國的舊有恐懼再次出現。整個50年代，西德工業產出增長到原來的2.5倍。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西德已超過英國。

1951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1955年的墨西拿會議原則上決定，由西歐大陸6國建立共同市場。1957年的《羅馬條約》使這一決定正式生效。英國和法國都擔心德國力量復興，但對這些決定的含義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

法國把歐洲一體化看作一種手段：把經濟強大的德國捆綁進一個歐洲集團，而法國相信自己能夠主導這個集團。法國還認為，只有一個一體化的歐洲集團，才有能力與美國抗衡。英國則接受美國在戰后世界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但認為共同市場6個創始成員國的目標，必然意味著最終走向一個由德國主導的歐洲聯邦國家。這一前景觸發了500年來一直困擾英國政治家的所有警報。

1956年2月，時任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墨西拿方案“實際上將意味著西歐受德國支配，并被用作德國通過經濟手段恢復力量的工具。這等于把我們打了兩場戰爭要阻止的東西，拱手送給他們”。

盡管“德國主導”是一個特別敏感的問題，但即便不是德國主導，問題本質上也一樣。一個涵蓋整個西歐的超國家國家，必然會使英國邊緣化。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加入其中，但這一可能性當時被斷然排除。原因一方面是英國不愿把自身主權并入一個新的準國家，另一方面則是英國與英聯邦和大英帝國之間存在優惠貿易安排。

于是，英國政府試圖說服德國和法國放棄計劃，并敦促美國撤回支持，但三方面都失敗了。1956年，麥克米倫認為，歐洲一體化會把世界分成美國、蘇聯和歐洲三大勢力范圍。對英國來說，這是極不受歡迎的發展，因為英國對主權的堅持，必然意味著它被排除在外，其國際影響力將因此遭受嚴重打擊。兩年后，已出任首相的麥克米倫對戴高樂說，他相信共同市場會變成現代版的拿破侖大陸封鎖體系，成為針對英國的經濟和政治武器。

這些爭論預示了此后60年英國圍繞歐洲的贊成與反對論述。1973年，英國在第三次嘗試后終于加入共同市場，但并沒有歐洲經濟共同體大陸創始者那種理想主義。對政治家來說，這是止損之舉；對公眾來說，它不過是一項貿易安排。

加入的決定有許多因素，包括英國經濟在50年代表現乏力，以及歐洲市場日益增長的活力。但主要的地緣政治因素，尤其在麥克米倫看來，是希望按照英國利益影響歐洲的發展，并維持英國在歐洲事務中的歷史角色。因此，一方面對主權流失的擔憂，另一方面對被一個主導性的歐洲集團排除在外的擔憂，在保守黨和工黨政府時期都持續影響著英國政策。

有一段時間，這一困境被暫時回避了。1975年關于歐共體成員資格的公投中，支持留在其中的論據完全圍繞貿易，而非政治一體化。為留歐辯護的政治領袖大致分成兩類。一類人認為，歐洲“日益緊密聯盟”的追求只是修辭，不會真正發生。事實證明，他們錯了。另一類人，如主導英國加入歐共體談判的首相愛德華·希思，則清楚歐盟必然會朝那個方向發展，但認為這一過程會循序漸進，隨著時間推移，英國人會接受一種新的歐洲認同。事實證明，這一判斷過于樂觀。

到了80年代末，所有舊幽靈再次困擾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約翰·梅杰政府。首先是雅克·德洛爾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德洛爾是一位法國社會主義者，在他任內，歐盟權限迅速擴張。在他的推動下，歐盟進入社會政策等領域，這讓當時的保守黨政府極為反感。

隨后是德國統一，它重新喚起了英國對德國主導歐洲的舊有恐懼。法國和英國再次像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之初那樣分道揚鑣。撒切爾高度警惕，并公開表達擔憂。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最初猶豫之后，仍堅持法國的傳統政策：把德國綁定進長期由法國主導的歐洲政治結構，以削弱其獨立力量。

最后，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提出建立單一貨幣。貨幣聯盟實際上是德國對法國一體化議程的讓步，以換取法國支持德國統一。至此，英國不得不直面這些老問題。

1997年上臺的工黨政府，試圖修復撒切爾和梅杰時期與歐洲之間尖銳摩擦造成的關系。新首相托尼·布萊爾重申了英國外交政策的經典原則。他援引400年歷史，稱英國的命運始終是“幫助塑造歐洲”。他說：“事實是，今天歐洲是英國行使權力和影響力的唯一途徑。”

擴大歐盟，是英國延續其古老均勢政策的唯一方式。工黨政府延續了保守黨前任支持歐盟東擴的政策，希望借此與中東歐有志加入的國家形成非正式聯盟，稀釋法德影響力。從一個意義上說，這一擴張政策是成功的。到2007年，歐盟擴大到28個成員國，把除瑞士和挪威之外的整個西歐和中歐都納入其軌道。瑞士和挪威通過條約接受歐盟法律，但拒絕正式成員資格；巴爾干國家則都已提出加入申請，并在政策上逐步向歐盟靠攏。

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說，這一擴張政策失敗了。新成員國并沒有像英國預期的那樣起到稀釋作用。除匈牙利以及一度的波蘭外，它們很快接受了歐盟委員會的一體化議程。2016年后英國與歐盟談判退出條件時，英國無法分化這個集團，充分顯示了擴員后共同體內部團結的強度。

英國的困境，也集中體現在工黨政府內部圍繞歐元的爭論上。梅杰政府曾為英國爭取到不加入單一貨幣的豁免，但這只解決了部分問題。歐元區必然會成為歐洲經濟決策中心，而英國作為非歐元國家，在其中影響力有限。托尼·布萊爾希望加入歐元，理由主要是政治而非經濟。他認為，這會提升英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也有助于在英國塑造歐洲認同。作為政治判斷，這顯然是對的，也符合英國外交政策的長期傳統。

但從經濟上看，貨幣聯盟意義不大。時任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在財政部高級官員支持下認為，這個問題應取決于英國國內經濟利益，而不是英國在歐洲追求政治影響力的傳統。他主張，除非滿足一系列嚴格的經濟趨同測試，否則英國不應采用歐元。作為經濟判斷，這也是對的，而最終占上風的正是這一觀點。這是一個關鍵時刻。

英國的傳統政策，是最大化其在歐洲的影響力，以保護自身經濟和戰略利益。到20世紀末，隨著歐盟成為歐洲大陸的主導集團，這一目標只能在內部實現。從這個角度看，英國2020年退出歐盟，標志著英國放棄了500年來明智的治國傳統。沒有英國的歐盟，更可能加快整合為單一政治集團，而英國歷來在反對這一趨勢方面扮演主導角色。與此同時，脫歐使英國邊緣化，確保它在這個正在形成的經濟超級力量面前沒有發言權，影響力也微乎其微。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英國離開歐盟不僅對英國不幸，對歐洲也是如此。它使英國脫離了歐洲歷史上最富想象力、最具創造力的項目之一。歐盟的制度并不討喜：遙遠、缺乏民主感、官僚，而且顯得外來。但歐盟改變了整個歐洲大陸的經濟命運。它讓愛爾蘭、波蘭、斯洛文尼亞等地理邊緣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向歷史上更富裕的西歐國家靠攏。它幫助東歐擺脫對俄羅斯控制之手的依賴，也幫助那些1945年后消失在鐵幕之后的國家恢復并維持自由民主。它還促成了歐洲歷史上最長的和平時期。

英國那些一再預言歐盟會在自身重壓下崩潰的人，始終判斷失誤，而且他們的預測往往還帶著某種期待。50年代歐盟項目起步時，他們把它斥為烏托邦，這錯了。2009年后歐元危機爆發時，他們又說歐盟會因此瓦解，這也錯了。他們始終低估了維系這一項目的政治意志。

歐洲大陸整合的推進，必然使英國邊緣化，并削弱其掌控自身命運的能力。2020年12月，時任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布與歐盟達成的脫離安排時說，12月31日晚上11點，英國將“重新掌控我們的貿易政策”，“重新掌控我們的水域，這項條約確認了英國對我們廣闊海洋財富的主權”，以及“重新掌控我們的法律”。

這些說法體現出一種相當原始的國家主權觀，以及對主權如何服務國家利益的理解偏差。加入歐盟這樣的多邊條約體系，并不是放棄國家主權，而是在行使國家主權：通過部分讓渡自主性，也就是部分讓渡控制權，換取參與國單獨無法獲得的利益——更大的地緣政治分量，以及無摩擦進入一個規模相當于本國國內市場10倍的大市場。

以情緒色彩最濃的漁業問題為例，這大概就是鮑里斯·約翰遜所說“我們廣闊海洋財富”的所指。理論上，英國可以把英國水域的捕魚權全部限制給英國船只。它現在在法律上確實有這個權利。但現實并不支持這樣做。英國船只捕獲的魚中，大約40%在歐盟卸貨；而在英國卸貨的魚中，超過一半會出口，主要流向歐盟。

此外，大多數魚類物種會在英國和歐盟水域之間遷徙。因此，為了雙方利益管理魚類資源，英國必須與歐盟建立合作安排。漁業是一個有意思的例子。由于歐洲漁業資源中有很高比例位于英國水域，這原本是英國與歐盟少數談判力量相當的議題之一。但事實證明，這種對等在實踐中幾乎沒有價值。

如果更廣泛地看英國與歐洲的關系，經濟力量對比對英國更為不利。歐盟既是英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距離最近的貿易伙伴。歐盟吸收了英國大約40%的出口，而英國只吸收歐盟大約10%的出口，明顯低于美國或中國所占比重。正如脫歐談判期間所清楚顯示的，英國對歐盟的依賴遠大于歐盟對英國的依賴。

歐盟的政治分量、市場規模，以及英國與歐盟關系中的不對稱性，意味著無論英國是不是成員國，都注定會受到歐盟支配。歐盟制定標準并施加規則，英國在經濟上不得不遵守，盡管它在法律上已經是自由行動者。脫歐并沒有改變這一點。變化只在于，英國如今對歐盟適用的標準和規則已沒有發言權。法律上的依賴，只是被現實中的依賴所取代。英國把影響力白白交換掉了。

“英國如今發現，美國這條安慰毯已經破舊不堪。因此，英國對美國的依附，很可能比它對歐盟的依附更徹底，也更持久。”

公投期間，人們曾廣泛宣揚一種說法：英國可以通過與其他市場簽訂貿易協定，重新調整貿易方向，以彌補這一損失。但事實證明，這只是幻覺。自2020年以來，英國談成的幾乎所有貿易協定，都只是把英國此前通過歐盟享有的協定重新復制了一遍。其余協定，如與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協定，面對的都是地理上遙遠的國家，而且普遍被認為代價高昂。

原因并不難找。曾在一代人之前看起來前景光明的全球自由貿易趨勢，已經停滯，并在許多領域出現逆轉。其他大多數市場的保護主義程度至少不低于歐盟，而英國手中可用來打開這些市場的籌碼更少。這個領域的國際談判，取決于經濟體量。

在任何貿易談判中，英國能提供的是約7000萬消費者的市場準入，而歐盟能提供的是約4.5億消費者的市場準入，超過前者6倍。如果英國作為一個擁有5.2億消費者的聯盟一部分參與談判，處境本會更好。唯一的例外是唐納德·特朗普2025年的關稅戰。英國從美國爭取到的減免條件比歐盟更有利，主要是因為特朗普在政治上敵視歐盟。

但這到底算多大優勢，還有待觀察。特朗普是世界政治中一個沖動而反復無常的力量。他會遵守美國的條約義務，但前提只是這符合他的利益，而且一旦不再符合，就會立刻停止。短期內，英國不能讓自己的經濟命運依賴一個像近年美國這樣反復無常、難以信賴的伙伴。長期看，美國很可能回到其傳統立場，繼續支持歐洲整合，而在那樣的議程中，英國的分量將十分有限。

當然，貿易流向并不是全部。但自主與合作之間的取舍，帶來的困境影響著英國幾乎所有政策領域。越來越多的經濟和非經濟議題都需要國際合作，而在這種合作中，政治分量至關重要。歐盟成員國作為整體所擁有的控制力和全球影響力，遠非單獨行動時可比。

未來幾年，隨著強大壓力推動歐盟進一步整合，并最終走向聯邦式超級國家，英國的相對地位很可能繼續削弱。原因在于，如果不建立在重大政策領域凌駕于各國政府之上的共同政治機構，歐洲的雄心就無法實現。明顯需要整合的領域包括資本市場、財政政策、債務發行、國防采購和航空航天。

歐洲層面的技術聯合項目也會增多，例如歐洲全球衛星導航系統“伽利略”項目。英國在脫歐前曾在資金和技術上參與其中，如今卻已被排除在外。歐洲還會堅定推動金融市場自主，而英國的金融服務業——目前約占英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2%——將被排除在外。

這就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歐洲和英國將如何面對當今世界兩大經濟超級強國——美國和中國。唐納德·特朗普很可能進一步加大歐洲整合的壓力。美國外交政策如今掌握在一個決意動用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人手中，他要求美國傳統盟友與其建立的，不是基于聯盟和共同利益的關系，而是基于服從和附庸地位的關系。

歐洲不太可能接受這種關系，但英國在歐盟之外，可能別無選擇。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將在2029年1月結束，屆時他那種高度個人化、怪異的執政風格預計會隨之結束，但美國對外部世界那種咄咄逼人的態度未必會消失。美國外交中的孤立主義有深厚根基。特朗普本人在總統競選期間并不掩飾自己的計劃。因此，只能假定，美國多數選民歡迎他的破壞性沖動。到2028年，這批選民仍然存在。那些試圖繼承特朗普政治衣缽的人，很可能會向他們提供更多同樣的東西。

民主黨無疑會提供一種不那么對抗性的執政風格，但不太可能為了選舉而承諾推翻特朗普已經做的事。最終結果，將是當前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聯盟網絡瓦解，并被以其他權力中心為基礎的新網絡所取代。

英國傳統上把與美國的聯盟視為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時又置身于歐洲共同體政治結構之外。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系”既是一種福祉，也是一種負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它至關重要。直到今天，在核武器和情報領域，它對英國安全仍然至關重要。

但這種關系的代價，是扭曲了英國對自身及其世界位置的認識。它讓英國過于頻繁地回避這樣一個現實：英國本質上是一個距離法國海岸約20英里的區域性歐洲國家，擁有歐洲的歷史、文化和感受力。

它還讓英國忘記，美國遠在3000英里之外，而且對自身國家利益有著極其冷靜務實的看法。正是這種“特殊關系”，讓英國在50年代和60年代面對歐洲一體化進程時，采取了比自身國家利益所允許的更疏離的態度。2016年，它也給脫歐派提供了一個論證空間，使他們得以宣稱，英國與華盛頓的聯系可以替代其參與一體化歐洲。

他們曾以一個從未兌現的快速雙邊貿易協定作承諾，暗示英國即便以最強硬的方式離開歐盟，也可以從容應對。如今，英國已經發現，美國這條安慰毯已經破舊不堪。因此，英國對美國的依附，很可能比它對歐盟的依附更徹底，也更持久。

當然，也不能排除歐洲各國民族雄心再次撕裂歐洲，阻止這個大陸所需要的經濟和政治整合。但英國過去太多次寄望于這種結果發生，而“日益緊密的聯盟”卻在緩慢變成現實。歷史印證了讓·莫內的預言：“歐洲將在危機中鍛造，并將成為針對這些危機所采取解決方案的總和。”

除非英國自身爆發重大危機，否則指望英國重新加入歐盟并不現實。更可能出現的，是英國與歐盟在若干明確領域陸續達成臨時性合作協議，包括經濟監管、國際貿易、移民、國防采購和外交政策。屆時，歐洲將有能力決定條件。

其中一些協議將要求英國大幅向歐洲預算出資；另一些則會要求英國在特定領域接受歐洲法院的司法管轄。過去那些不可觸碰的“紅線”，很可能會逐漸淡化。通過這種并不整齊的方式，英國或許能在歐洲政策決策中重新獲得有限影響力，但這將遠遠小于它作為成員國時本可行使的控制力。

作者：喬納森·薩普申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本號觀點

本文出處：How Britain lost control Brexit left us subservient to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