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福澤諭吉《勸學篇》有這么一段話，今天讀來，仍然振聾發聵：
一個青年學生讀了幾本書便想做官；有志經商的人僅只有幾百圓資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義做買賣。設立學校要官許，傳教要官許，甚至牧羊養蠶也要官府允許。大概民間事業中十之七八都是與官府有關的。因此舉世人心風靡，羨慕官，依賴官，害怕官，諂媚官，絲毫不能發揮一點獨立的真精神，其丑態真是不忍卒睹。 譬如現在出版的報紙及各方面的上書和條陳之類，也是一個例子。出版條例雖不甚嚴，可是報上不但絕對不登觸犯政府忌諱的事，而且官方如有些許美事，就加以過分的吹捧，簡直和娼妓向客人獻媚一樣。
我之前引用過這位思想家關于“現代化要先從思想上啟蒙”的一段話，今天又看到這段文字，深刻揭示了當時社會對官權的畸形依賴與獨立精神的缺失。其批判直指三個核心問題。
一、病灶：官本位吞噬社會創造力
“青年讀幾本書便想做官”“商人借官權經商”——教育、商業等本應自主發展的領域，被官本位的價值觀侵蝕。當“做官”成為終極成功標準，社會創造力必然萎縮。
“辦學傳教要官許，牧羊養蠶需批準”——官府通過審批權，將觸角伸向民生細節。這種管控表面上維持秩序，實則扼殺民間活力，使社會淪為權力的附庸。
“羨慕、依賴、害怕、諂媚官”——四個詞，遞進深入，畫出了民眾從被動服從到主動獻媚的完整路徑。
于是，整個社會扭曲，人人都不知道作為人的價值所在，只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加入進去，不為了創造價值，只是為了避險。當尊嚴讓位于對權力的馴服，獨立人格便不復存在。
二、媒體的“自我審查”更可怕
即便審查制度沒有那么嚴苛，媒體仍選擇主動回避敏感話題。這說明權力已內化為媒體的自我審查機制。這種恐懼比明文禁令更可怕，因為它讓壓迫成為“自愿”。
對官員“過分的吹捧”如同“娼妓獻媚”——直指在權力壟斷資源的環境中，依附強權成為生存手段。媒體的墮落實則是體制性扭曲的縮影。
三、歷史的回響：從帝制到現代
這種描述契合清末民初的社會現實。傳統帝制下“官為民父母”的觀念，使民眾將官府視為全能主宰，而科舉制更將“入仕”塑造為唯一階層上升通道。
福澤諭吉的警示至今閃光：
“一國文明程度，可從人民對權力的態度判斷。若遇官則屈膝，逢富則諂笑，縱有軍艦大炮，仍是野蠻之國。”
這段批判的價值，在于它超越時代地戳穿了“權力迷信”對社會靈魂的蛀蝕。重建獨立精神，需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更需每個個體在思想中拆掉那座跪拜的祭壇。
四、今天的我們，進步了嗎？
若創業創新仍被繁雜的行政許可束縛，便是現代版的“牧羊養蠶需官許”，與“放管服”改革精神相悖。
媒體若因利益或壓力放棄監督權，重復“獻媚式報道”，即是對公器的背叛。
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根治依附心理——從教育入手：培養權利意識、批判思維，使青年理解“不做官亦可推動社會進步”。
此類批判常見于梁啟超、福澤諭吉等啟蒙思想家著作。他們痛感于民眾缺乏“獨立自尊”（福澤諭吉語），呼吁打破官權迷信，建立公民社會。
官府通過審批權擴張尋租空間，民眾因缺乏權利保障而被迫依附，形成惡性循環。根治之道在于：限制公權、保障民權，使社會擺脫“官府監護”（梁啟超《新民說》）。
作者書法可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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