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要注意盟友和債主信心流失、儲備貨幣地位丟失、債務資產遭拋售、貨幣走弱——特別是相對于黃金。”這段話，達利歐寫的不是1956年的英國。他寫的是2026年3月的美國。
橋水基金創(chuàng)始人、《財富》雜志撰稿人達利歐花了數十年時間，梳理過去五百年儲備貨幣帝國的興衰史。他把所有線索拉回到1956年11月的某一個下午，用那一刻來解釋他眼中當前地球上最強大國家正在發(fā)生的實時演變。
那個下午，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接了一通電話。一通終結帝國的電話。
1956年10月底，英國和法國聯合以色列入侵埃及，起因是埃及總統(tǒng)納賽爾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條運河是連接歐亞的生命線。軍事層面，行動順利，英法部隊幾天內就控制了運河北段。然而戰(zhàn)場之外的局勢迅速崩塌。
美國被盟友的單邊行動驚動，更不愿看到冷戰(zhàn)均勢被攪亂，隨即施加了沉重壓力。華盛頓威脅要切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貸款，而當時英鎊正遭受投機攻擊。這等于發(fā)動了一場金融戰(zhàn)，而且迅速奏效。艾登面對貨幣危機，幾周內就從埃及撤軍，顏面盡失。
軍隊打贏了，帝國卻輸了。此后發(fā)生的一切，正是達利歐在橋水研究中描述的帝國衰退經典劇本：盟友不再對倫敦言聽計從，債主開始重新評估英國債務，曾擔任全球儲備貨幣一個多世紀的英鎊就此踏上漫長的下坡路。蘇伊士危機之后僅僅四年，英國就承認了加納、馬來亞、尼日利亞和塞浦路斯的獨立。十年之內，哈羅德·麥克米倫那場“變革之風”演說，正式挑明了蘇伊士早已揭示的事實——大英帝國已進入有序撤退階段，而非戰(zhàn)略擴張期。
今天的英國是一個擁有近七千萬人口的繁榮中型經濟體，GDP排名全球第五，前面只有美國、中國、德國和日本。它還是北約和七國集團內受尊重的成員，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全球金融中心倫敦的所在地。但它和美國之間的“特殊關系”，與蘇伊士危機之前相比，已經不再是同一回事了。
達利歐在今年3月直接把霍爾木茲海峽的對峙同蘇伊士危機做了比較，看作一個跨越數世紀反復出現的模式：一個崛起大國在一條關鍵貿易通道上挑戰(zhàn)主導帝國，全世界都在一旁觀戰(zhàn)，資金和盟友則開始倒向贏家一方。
在他看來，問題在于動機的極度不對稱。對伊朗領導層而言，這場戰(zhàn)爭事關政權存亡，而美國選民眼下關心的是汽油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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