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亮，一個普通登山客，他距離珠峰頂最近的時刻，是在行程第一天。

2026年4月10號，他乘坐從成都飛往尼泊爾的早班機，加100塊錢選了右邊靠窗的座位。“飛機在云層上，只要是白天，底下不管刮風下雨，選對了方向就能看到珠峰。”

大多數人見到珠峰的第一眼都是在飛機上。1996年，美國記者克拉考爾在飛往尼泊爾途中，把臉貼近冰冷的舷窗，看到飛機經過珠峰頂后被割成兩道的航跡云——他突然意識到，這架飛機此刻的飛行高度，和那座他即將要攀登的山一樣高，“登頂珠峰近乎異想天開，我開始手心冒汗”。

《進入空氣稀薄地帶》講述了一場著名的山難。這本書出版之后，商業攀登珠峰的人不減反增——2026年春季，尼泊爾政府下發了492張珠峰南坡的登山許可證，中國人有109張。

大多數人像周亮一樣，向登山公司交錢后從南坡往上攀登珠峰。這在尼泊爾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運營模式：繳納30萬元人民幣起步的費用后，你只要登過一座6000米以上的山、獲得許可證，就滿足了登珠峰的門檻，余下的事就交給一個成熟的商業隊伍。

珠峰似乎從未如此觸手可及。活躍在大眾視野的珠峰敘事常常有兩種，登頂成功和不幸遇難。但實際上，商業攀登珠峰的成功率并沒有那么高，中途下撤的人也不在少數。那些在視野之外的、悄然下撤的人，到底經歷了什么？他們為什么要登珠峰，又為什么會下撤？

2026年，周亮和博奕都參與攀登了珠峰。他們一個不顧領隊的勸說主動選擇下撤、一個被向導勸退下撤后二進宮。他們都經歷了什么？

撰文｜朱愷

編輯｜趙景宜

設計｜周末

圖片來源｜受訪人提供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從孟加拉灣出發后，浪漫只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

接下來的幾天里，印度公路的現實不斷貼近他的身體。卡車貼著身旁呼嘯而過，牛和狗會毫無預警地竄上路面，坑洼破碎的路況逼著他時刻保持警覺。可在同一條路上，也有人特意停下車，問他要不要喝水。

周亮是在45歲開始登山的。那一年體檢，醫生指著報告里的“25-羥基維生素D”說他缺鈣，再不運動就要開始骨質疏松了，讓他趕緊當個事辦。

2011年，任職注冊規劃師的周亮

周亮是全國第一批注冊規劃師，他笑說自己吃到了改革開放的紅利，在體制內“旱澇保收”，每天就坐在公司面對電腦和圖紙，和同事討論出入口、停車場和容積率。他年輕時也喜歡戶外，還考過導游證，后來因為帶孩子而逐漸變宅。朋友見狀攛掇他去攀登雪山，高海拔是個天然的門檻，人少、自然風光也好，“那就去爬雪山吧”。

體制內老是請長假去登山，并不是很方便。為了更多的自由度，周亮最終選擇辭職下海，花9年的時間循序漸進，從戶外小白拿到了國家一級登山運動員證。

2025年，珠峰似乎水到渠成地來到面前，他開始搜索商業攀登珠峰的攻略——除了錢、時間和體力，更重要的是如何選擇登山公司。因為英文好，他自己研究境內外的一手資料，最終在多方比較下，于11月中旬選擇了一支中尼合資的新公司，報名費30萬左右，不包括裝備采購和往返機票。

2026年4月10號，周亮抵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四月是登山和徒步的旺季，珠峰的攀登窗口期也在這兩個月，中國面孔在機場大量涌現。“在行李提取處，你可以快速區分兩種人：1x23公斤的行李是來徒步的，2x23公斤的行李是來登山的，因為多出了高山靴、冰爪和連體羽絨服等登山裝備。”

在加德滿都，周亮第一次和登山團隊匯合。他所在的隊伍有13個客戶，配備了約20位工作人員，除了一對一的專屬夏爾巴向導，還有廚師、雜工，以及修路、氧氣供給、氣象監測、醫療救援等配套服務。

整個商業攀登珠峰的流程大概需要50天。大家先在加德滿都集合，再開始為期大約10天的EBC徒步——從坐擁“世界上最危險飛機場”的盧克拉出發，緩緩徒步到珠峰南坡大本營，這個過程會攀升3500米，讓身體逐漸適應高海拔。

盧卡拉起點

從南池開始，他越往前走，就越遠離世俗的世界。熱鬧的小鎮變成簡易的木屋，木屋又變成無人區，人群在廣闊的山谷里像一列螞蟻緩緩向前。途中他們經過一個紀念碑林，那里豎著所有葬身珠峰的人的名字，按照國籍劃分，周亮找到中國人的那一區，停下來拜了一拜。

4月19號，隊伍來到海拔5364米的珠峰南坡大本營。連續兩天在無人區跋涉之后，轉過一個下坡的埡口，周亮眼前突然出現綿延一公里的白色球形帳篷。各國旗幟在風里搖曳，一邊是昆布冰川，一邊是普莫里峰，宛如一個臨時搭建的地球村。

周亮有點震撼：人類是怎么在一夜之間把這么多東西運到這里，還要生活兩個月的？

抵達的第一天，周亮參加了一場3小時的煨桑祈福儀式，用以祈求山神的接納和庇護。所有人圍成一圈，將冰爪、靴子、頭盔等攀登裝備擺在中間，隨后由喇嘛念經、點燃松木。周亮隊里的廚師恰好有喇嘛資質，炒完菜后就換上袈裟出來念經，之后的事情就交給天意了。

周亮的夏爾巴向導——31歲，四次登頂珠峰，英語不錯。剛見面，54歲的周亮坦白自己的弱點：“第一是我年紀大、走得較慢，但體能還可以，一定能在關門時間前到，我只是慢，并非無能；第二是我年紀大、關節較硬，有時需要你幫我穿脫安全帶、冰爪，不是不尊重你，我一定會在小費上照顧好你。”

周亮和夏爾巴向導Pembag halgen

向導聽完也就明白了，此后兩人配合順暢，形成了不疾不徐的前進默契。第一次拉練，團隊選擇攀登鄰近的海拔6119米的羅布切峰，周亮和向導美滋滋地回來了。一切都很順利，只有一個隊員因為痔瘡出血控制不住，坐直升機先撤了。

而第二次拉練并不容易。從大本營到C1營地，必須穿越被稱為“恐怖冰川”的昆布冰川。昆布冰川是移動性冰川，冰塊常年移動、裂縫密布、冰塔高聳，每年都會由被稱為“冰川醫生”的夏爾巴修路隊提前進山，在冰塔和裂縫間搭好繩索和鋁梯，為登山者修出一條路。但今年的情況格外棘手，一塊長55米、寬37米、高28米的巨大不穩定冰塔橫在必經之路上，直到4月28日才打通，比往年晚了整整19天。

路一修好，本隊的夏爾巴就要趕在登山者之前，先一步把桌椅、高壓鍋、煤氣灶運上C1和C2營地。到了半夜，周亮往帳篷外面一看，黑不見頂的山上出現一條蜿蜒的白色燈帶，那是夏爾巴人正在往上運輸物資，為第二天的拉練做準備。

走這段路前不久，他還目睹前方兩百米發生的冰崩，兩個夏爾巴人和一個印度客人被埋。直升機繞了三圈才降落，他看到救援人員用防潮墊將抽搐的傷者捆住運走，所幸后來聽說沒有生命危險。

到了C1營地，大家住進了人無法直立站起的帳篷。晚上7點狂風大作，周亮沉沉睡去，他第一次夢到了爸爸——他的父親在2000年因肝癌去世，病重的最后幾天，周亮從上海趕回福建，守在醫院陪著父親。那時父親神志已經不清楚了，卻還認得兒子，握著他的手一遍一遍說：“你不要走了，你不要走了。”

那個夜里，周亮握著父親的手，直到他停止呼吸。

在C1的帳篷里，周亮夢見了這個場景，父親握住他的手，說著同樣的話。周亮是個無神論者，第二天繼續前行，從C1到C2的路上遭遇了8級大風，浮雪被風卷起，打在他只有一層布制面罩包裹的臉上，“像子彈，也像和砂紙一樣磨臉”，周亮腦海里一直響起杜德偉的《拯救地球》：地球努力轉動，空氣變得稀薄，總覺得有股壓迫緊緊貼在我胸口。

周亮在C2營地

第二天晚上住在C2營地。周亮又夢到了一模一樣的場景，爸爸叫他不要再往前走了。他覺得這也許是某種心理暗示。第二天，隊伍從C2營地繼續上行，抵達6800米的無氧最高點，隨后折返，如無意外，這就是沖頂前的最后一次拉練訓練。

但周亮望向洛子壁時，這塊冷峻垂直的巖石峭壁，讓他產生一種壓迫感，緊緊貼在胸口。算了，還是聽爸爸的話，他腦子里涌出了這個念頭，告訴隊長：我不能再往上走了。

周亮就這樣頭也不回地在C2階段下撤了。回到大本營，等待直升機回加德滿都。另一邊，博奕正從C2，一路接著往上走。

要說做夢，博奕也夢到過自己爬山——夢里的他選擇向上攀登。這一次，他是來證明自己的：2025年的他來過一次，但在C3營地被夏爾巴向導勸退了。

博奕是一名高山攝影師。他從2013年開始玩戶外，阿式和喜式攀登都有所涉獵，也有過無氧攀登的經驗。2017年，他的一個朋友登頂了珠峰。博奕在朋友圈寫，此生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一天。2023年，朋友跟他說，我如果是你的話，我就去挑戰世界最高峰，畢竟是個夢想。

2025年，他先去參加了EBC徒步，站在珠峰腳下往上望，覺得是時候了，“身邊很多人第一次挑戰8000米就是珠峰，我覺得自己的經驗豐富，應該沒問題。”

在加德滿都，博奕清空了內存卡，檢查設備。他的行李重量是其他人的兩倍：兩臺相機、兩臺無人機、電腦、電池，一臺360相機，一臺GoPro，將近60斤——負重讓他的行進速度變慢，耗氧量也隨之增加，盡管C3戴著氧氣面罩，他卻覺得像是被人捂住了嘴，每走一步都要喘氣。

博奕說，這是 龍龜帽， 戶外辨識度。這就像藝術家 達利的胡子。

一拉二拉還算順利。最后準備沖頂的日子，博奕早上9點醒來，他睡過頭了。隊員們已經在凌晨4點全部出發了。他眉頭一皺，發覺事情并不簡單。接近正午，在C3營地往上約200米的地方，夏爾巴向導停下了腳步，反復說，“你走得太慢了，時間不夠，你走不到的，要下撤。”

博奕的下撤不是自愿的。他讓人幫忙把旗子帶到頂上，自己無奈下撤。等第二天撤到昆布冰川附近，是早上9點半左右，對講機傳來隊友全部登頂的消息，他很失落，還在懊惱自己為什么帶了這么多裝備。

就在這時，意外發生了——由于昆布冰川下降，博奕沒有仔細檢查保護點，他猛然下墜十多米，重重地落在冰川上。博奕心想完蛋了。他當下就摔失禁了，昏過去十幾分鐘，醒來后整個人麻在原地，一動也動不了，四周空無一人。

他不確定自己是否骨折了，因為人在腎上腺素飆升的時候是感受不到疼痛的，只能用對講機虛弱地求救。夏爾巴向導折返發現了他，馬上找人一起幫忙攙扶，最終回到了大本營。

博奕回去之后消沉了一個月。人沒有骨折，腰椎沒有大礙，但他忍不住反復觀看登山過程中的視頻，始終過不去那道坎。很多人問他為什么會下撤，問他為什么不多住一晚，問他有沒有采取變通的策略。

“很多人問我為什么，我解釋不出來。”

一方面，報名的幾十萬對他來說不是小數目，這筆錢在自己的年度開銷里占了大頭。其中兩成的錢來自品牌贊助，但登頂失敗后，博奕感覺品牌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尊嚴受到了否認，“出發前已經半場開香檳，最后覺得臉丟到姥姥家去了”。

“那后來有沒有復盤是怎么回事？”我問。

“怎么復盤？這個事情扯都沒法扯，我之前沒有簽署任何合同，所有東西都是口頭的。”博奕的答案更令人大吃一驚。因為經驗豐富，他預估自己的體能沒有問題，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拍攝和記錄上，但對于商業團隊的服務內容，攀登途中的保障機制，完全沒有做功課。律師朋友后來告訴他，如果他下撤的時候出了事，家人沒有任何合同可以追責，保險也是難上加難。

博奕當初選擇團隊的方式很簡單：聽人介紹，覺得對方人挺好的，也熱心幫自己拉贊助，值得信賴。博奕的現象不是個例——近年來做商業攀登珠峰的登山公司層出不窮，服務質量參差、法規監管不完善、正式合同缺失的情況不罕見，異國登山的維權指數也直線上升，海拔8000米之上發生了什么，往往演變成登山者和公司的羅生門。

博奕是一名高山攝影師

朋友后來提醒他，你有沒有隨身攜帶血氧儀？背的東西這么重，耗氧量會增加，有沒有想過氧氣會不夠、供給有問題？博奕開始認真思考這些問題，開始學習怎么自主調節氧氣面罩。

登頂失敗后，他決定去尼泊爾攀登8163米的馬拉斯魯峰，研究后找了一家本地夏爾巴公司，也簽了合同。博奕發現體驗完全不同：向導全程陪伴左右、幫忙背東西，提前探路，這一次，他順利登上了峰頂。

今年，博奕再次來到珠峰，他想證明去年的失敗真的不是自己的問題。第一次來的時候，他還在想登頂后要說些什么；但這一次，他已經沒有心思去享受風景，一直在看表，在意時間，每一步都咬著牙在走，每一步都讓他想起去年。

5月21號凌晨4點，天邊剛亮，泛出朝霞。博奕登上了希拉里臺階，依稀看到珠穆朗瑪峰頂的山脊線，夏爾巴向導轉過頭來說，“don’t worry,we’ll make it。”他沒繃住，哭了出來，“我覺得去年對自己的侮辱，終于可以還回來了”。博奕在山頂待了半小時，隨后下撤，并在第二天完成了珠洛連登。

大堵車??博奕

在前一天，有274人同時登頂珠峰，也創造了單日登頂人數的歷史新高。博奕下山早，他很快看到希拉里臺階已經排起長龍，在這條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帶，幾百人擠在這條最窄不足一米的山脊上，一動不動地等待著。不久前，博奕遇到下撤后體力不支、倒在原地的登山者，他只能幫忙打電話求救、標注位置信息，“海拔8000米以上沒有道德”。

回去后，博奕終于過了這一道坎，朋友說他是“一生要強的中國男人”。博奕說自己對山其實是有敬畏，以前也有過主動選擇下撤的經歷，這次是真想不明白，為什么就不行。“但朋友也說，如果沒有去年的經歷，我可能會覺得登珠峰很簡單，沒有詳細了解，以后指不定還會栽一個更大的坑。”

周亮：放棄登頂后，孤身從大本營準備飛離

另一邊的周亮回到家，倒是沒有太大的落差。他只跟家里人說自己去參加EBC徒步，運氣好申請到了特別許可，讓他到了珠峰的C2營地看看。下山的路上，他的腦海里一直響起馬勒第四交響曲的第二樂章，感到有點虛無，人類有點渺小。

周亮說，自己是搞城市規劃的，早已習慣丈量人與自然的邊界。人類的偉大，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在巨大的自然里找到一個適合生活的據點，再順著地形、水流和氣候，把它改造成可以停留的地方。

“我們只是順勢而為。所以這次沒有登頂，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前面都白干了，但我覺得自己完成了2/3，我享受這2/3的快樂。”

爬完這一趟，他也有自己的打算。明年55周歲，周亮準備收收心，換些舒緩點的運動。也是時候了，之前有一次爬完山回來曬傷臉，皮膚科的醫生直搖頭：老同志怎么搞的，這把年紀還不太平，開點復方維生素e回去涂吧。

2026年了，為什么還有人爬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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