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讀了四年大學，最后只拿到一份薪資只有朋友一半的工作，當時就覺得糟透了。”25歲的李佳恩畢業于新躍社科大學，她剛剛加入新加坡政府推出的“畢業生行業實習計劃”（GRIT）。每月津貼在1800到2400新加坡元之間，折合1400至1850美元，這個數字遠低于畢業生起薪中位數的一半，甚至比不上只需高中文憑的麥當勞管理培訓生收入——后者的月薪大約是GRIT最低檔的1.5倍。
李佳恩的挫敗感不是個例。她對記者說，剛進項目時心里想的是“完了”，但轉念又覺得如果這份低薪經歷能換來下一份正式工作，或許值得一試。“所以我就告訴自己，認了吧，吃點虧就當交學費。”語氣里帶著一種不情愿卻不得不妥協的務實。這個故事背后，是一個貿易依存度高、能源依賴進口的發達經濟體，正艱難應對AI浪潮、疫后招聘放緩和伊朗戰爭帶來的經濟后遺癥。
新加坡人力部長陳詩龍今年5月公開表示，“不確定性加劇”讓本地企業招人變得更加謹慎。總理黃循財更直接警告，一些現有崗位“將會消失”，這是AI技術滲透后不可回避的趨勢。第一季度，新加坡整體裁員人數攀升至近三年來的最高點，但失業率卻穩定在2%，反映出勞動力市場在結構性沖擊下依然展現出某種韌性——或者說，企業內部正以更隱蔽的方式消化人力成本。
另一名畢業生方君的經歷更能體現這種撕裂感。24歲的方君去年從新加坡管理大學畢業，主修傳播學，投出100份簡歷后只收到3個與本專業不相關且薪資偏低的offer。她直言大學學位感覺“毫無用處”。方君不是唯一陷入這種困境的人。根據今年3月發布的最新年度畢業生就業調查，2023年到2025年間，新加坡六所公立大學的商科、文科和理科畢業生全職就業率下滑了約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在走出校門時，面對的是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勞動力市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力部推出了“畢業生行業實習計劃”GRIT，這種做法并非首次嘗試，早在新冠疫情期間，政府就曾推出過類似項目來緩沖就業壓力。本輪計劃的核心邏輯是：政府出大頭，企業出小頭。GRIT規定，每位實習生固定薪酬的約70%由政府補貼，剩余部分由雇主承擔。這種成本結構顯著降低了企業在不確定環境下招聘新人的風險，從而為剛畢業的年輕人創造了緩沖型工作機會。
據彭博新聞對參與企業的調查，這一政策激勵已初見成效。華僑銀行人力資源主管李惠云透露，該行最初提供了50個GRIT崗位，最終錄用了40名實習生，分布在數據分析和信用分析等部門。這意味著企業確實在利用這個通道儲備人才，而不是單純走形式。但求職者端的反應卻沒有預期中熱烈。知情人士指出，申請人數并未達到政府期望的規模，很多人依然在觀望，或寧愿等待一份薪資更體面的正式工作。
從李佳恩和方君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低薪實習帶來的不僅是財務上的損失，更是一種身份焦慮——在朋友拿著起薪3000多新元的時候，他們拿著1800新元的津貼，還要面對“臨時工”身份的隱性歧視。這種“學位貶值”的感知，正在重塑年輕一代的就業選擇邏輯：是先降下身段積累經驗換取入場券，還是繼續等待一個更匹配學歷的機會？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GRIT的存在本身已經說明，學歷與薪酬之間的傳統紐帶正在松動。
對新加坡這樣高度依賴人力資本的經濟體來說，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降溫絕非短期波動。當AI取代白領崗位不再只是預言，當戰爭推高能源成本從而抑制企業擴張，政府用財政手段兜底入職市場，其實是在給整個體系爭取轉型時間。企業和畢業生能否利用好這個窗口期，或許比津貼數字本身更重要。而方君的那句“學位無用”，也許并不是對大學教育的否定，而是對舊有職業路徑失效后，一種焦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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