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的一天，徐向前元帥在家中接待了幾位老部下。

談話間，有人提起西安事變。在座的人都認為，那場事變是歷史給紅軍的一次轉機。沒有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兵諫”，紅軍在陜北的處境不堪設想。

徐向前聽完，搖了搖頭。

他說了一番讓在場者震驚的話。即使沒有西安事變，中央也有一張翻盤的王牌。那是一份絕密的戰略轉移計劃，后來被稱為“第二次長征”。

那一刻，這位經歷過西路軍失利、化裝回到延安的老帥，久久沒有說話。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

表面上看，這是紅軍長征勝利的標志。實際情況比長征途中更加嚴峻。

陜北蘇區當時控制著約二十三個縣，人口不過四十萬。聚集在這里的紅軍部隊有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加上地方武裝，總計超過三萬人。

三萬多人要吃飯穿衣，靠的是四十萬老百姓供養。平均十三個老百姓就要養活一個兵。

1936年冬天來得特別早。十月底，陜北已經開始飄雪。紅軍戰士們身上穿的還是單衣。伙食更是糟糕，每人每天兩頓稀粥。粥里的糧食越來越少，野菜越來越多。

徐向前后來回憶，那時候戰士們瘦得皮包骨頭。傷病員沒有藥品，傷口化膿生蛆是常事。

但比缺糧更可怕的是敵人的包圍。

北面是馬鴻逵、馬鴻賓的馬家軍，騎兵來去如風，兇狠彪悍。東面是閻錫山的晉綏軍，守住黃河渡口，嚴防紅軍東進。南面是胡宗南指揮的部隊約三萬余人，裝備精良，步步推進。西面，西路軍已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血戰，處境日益危急。

四面合圍。陜北蘇區像一個被鐵桶箍住的口袋，越收越緊。

中央領導層很清楚，情況如果繼續惡化，紅軍只有一條路：再次轉移。

1936年11月30日夜，在陜北安塞。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五人開了一次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沒有記錄員，沒有擴大范圍，連警衛員都離得遠遠的。

會議開了整整一夜。

討論的議題只有一個：蘇區如果保不住，往哪里走？

這是一個讓人喘不過氣的問題。紅軍剛剛走完兩萬五千里，才歇下來喘口氣，又要走了。可現實不容商量。糧食一天天少下去，胡宗南的部隊一天天逼近，不準備后路就是等死。

那一夜，五個人圍著一張地圖反復推演。

往西，西路軍的情況越來越糟，此路不通。往北，沙漠戈壁，等于自殺。往東，閻錫山守得嚴。往南，胡宗南正等著。

最后的結論是：再次東征。不是走原來強攻的路子，而是從晉西北穿插過去，經呂梁山區進入太行山，然后挺進冀魯豫平原。

這條路線的妙處在于避開敵軍重兵集團。晉西北是閻錫山與日軍對峙的前線，兵力空虛。呂梁山區地形復雜，適合小部隊穿插。太行山有群眾基礎，可以立足。冀魯豫平原地盤大，有回旋余地。

計劃制定得極其詳細。行軍路線列了二十七條，預設兵站三十四處。規定每人攜帶七天口糧，不帶重武器，二十天內必須跨越同蒲鐵路。行動時間定在夜間，白天隱蔽宿營。

落款時間是1936年12月5日凌晨三點，地點安塞。

預案剛剛制定出來，還沒有傳達下去，一個意外的人阻止了這件事，他是張學良。

這位東北軍少帥、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當時駐扎在西安，負責“圍剿”紅軍。他早就在暗中與中共接觸。1936年4月9日，總理與張學良在膚施（今延安）秘密會談，談了一夜。張學良答應幫助紅軍，條件是中共支持他打回東北老家去。

1936年12月初，張學良通過秘密渠道得知紅軍準備轉移。他急壞了。他馬上發來密電，請中共暫緩行動。

張學良為什么這么著急？原因很現實。他需要中共留在陜北，幫自己搭上蘇聯這條線。他還指望著中共承諾過的幫他收復東北。紅軍如果走了，他張學良在蔣介石面前就是一個被卸磨殺驢的角色，孤立無援。

更深的原因埋在他心里。1931年“九一八事變”，三十萬東北軍一槍不放丟了東三省。張學良背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走到哪里都抬不起頭。他要打回東北去，洗刷恥辱，單靠他手里的十幾萬東北軍做不到。他需要盟友。

中共領導人收到密電后，權衡再三，決定暫緩執行預案。

留下意味著繼續挨餓受凍，繼續被圍困。走，預案寫得再周密，也是一次前途未卜的遠行。與其倉促上路，不如再等一等。

這一等，等來了驚天大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

消息傳到保安，是深夜。機要員拿著電報沖進主席的窯洞，緊張得說不出話。

主席看完電報，一拍桌子站起來。

蔣介石被扣了。這意味著國民黨對陜北蘇區的最后圍剿被迫中止。所有的軍事部署都亂套了。主席當時說了四個字：“天助我也。”

事情當然沒那么簡單。西安事變后的那十幾天，是中共歷史上最緊張的時刻之一。主張殺蔣和主張放蔣的爭執激烈。蘇聯的態度曖昧。張學良進退失據。

不管后續如何發展，有一點是確定的：紅軍不用走了。

徐向前晚年在談到這件事時，用了這樣的說法：“張漢卿替我們掀了棋盤。”

這話很準。蔣介石已經把紅軍的棋逼到了死角，再走一步就是絕殺。張學良直接動手把棋盤掀了。棋局重新開始。

1980年代的某一天，一位軍事科學院的研究員登門拜訪徐向前。

研究員帶來了一份推演方案。主題是：如果1936年沒有發生西安事變，那份《關于戰略轉移的預案》一旦執行，結果會如何。

徐向前來了興趣。他當年是西路軍總指揮，親歷了那段最殘酷的歲月。對于這種假設問題，他比別人更有發言權。

兩人攤開地圖，從陜北開始一步步推演。

第一步，紅軍主力東渡黃河。當時黃河已經封凍，冰面可以過人，輜重也可以推過去。閻錫山的晉綏軍沿河布防，有碉堡，有機槍陣地。強渡會有傷亡，預計減員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第二步，穿越晉西北。這一帶敵軍兵力不強，地形破碎，又是冬天，缺糧少衣。凍傷和掉隊會讓非戰斗減員繼續增加。

第三步，突破同蒲鐵路。這是最危險的一關。鐵路沿線有日軍和晉綏軍的雙重警戒，探照燈來回掃，裝甲巡邏車定時通過。大部隊想過鐵路，必須選好時機，快沖快過。一旦被發現，就是一場惡戰。

推演到這里，徐向前沉默了。他經歷過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被馬家軍騎兵追擊的慘況，那種被人追著打的滋味，他太清楚了。

第四步，進入太行山。到了這一步，部隊有了立足之地。太行山地形復雜，敵人不好圍剿。1937年8月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后來在這里建立了根據地，證明這條路是通的。

推演的結論是：紅軍能夠突破重圍，可代價極為慘重。初步估算，減員至少在三成以上，加上沿途掉隊和非戰斗損失，總減員可能達到一半甚至更多。

三萬人的隊伍，走出來的可能只有一萬多人。

這是一個讓人不忍細想的數字。比起全軍覆沒，這條血路畢竟是一條活路。

那份《第二次長征》預案的原件保存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檔案館。

最前面是戰略形勢分析。列舉了陜北蘇區的人口、糧食、兵力對比，結論是非走不可。

接著是行軍路線圖。用紅線標出二十七條行軍路線，從陜北出發，經晉西北、呂梁山區、太行山，最終到達冀魯豫平原。每條路線都標注了距離、海拔、沿途村莊、水源地。

再往下是兵站設置。三十四處預設兵站用藍圈標出，旁邊用小字注明該地群眾基礎好壞、存糧數量、接頭方式。

第一條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這是主席的筆跡，意思是保住隊伍就是勝利。

第二條是“七天口糧，不可再多”。這是總理的字。他算過賬，每個戰士背七天口糧已經是極限。再多背，就走不動路了。

第三條只有五個字：“天亮就出發。”沒有落款，辨認不出是誰寫的。這五個字讓人仿佛看到了那個寒冷的冬夜。安塞的窯洞里，燈火通明，五個人面對地圖反復推敲，終于敲定方案。天快亮了，該出發了。

檔案里還夾著一張泛黃的小紙條，上面寫著：“此件閱后即焚。張。”

這是張聞天的字。他是五人小組成員之一。 這份檔案能夠保存下來，是張聞天沒有執行閱后即焚的命令。他把它藏了起來。

這一藏，就是將近五十年。

那份預案最終沒有執行。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被釋放，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兩黨開始談判合作抗日。紅軍的處境在一夜之間改善。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

八路軍東進的路線，和那份預案規劃的路線大致吻合。當年是準備孤軍突圍，如今是堂堂正正出師抗日。兩種走法，兩種命運。

徐向前在1982年看到這份檔案之后，說了一段話。

他說，搞歷史的人愛問“如果”。如果從來沒有發生過，但如果不是沒有意義。當年中央做了兩手準備，一手是爭取事變發生、局勢扭轉，另一手就是這份預案。有了后手，心里才不慌。

這就是未雨綢繆的真正分量。

不是事后諸葛亮，不是假設歷史，而是在所有可能性中，為最壞的一種做好準備。

今天再回頭看那份落款為“1936年12月5日凌晨三點”的預案，它告訴后人的不是“幸好沒走”，而是“就算走到最壞那一步，也有辦法”。

那些在絕境中仍然保持清醒、做好最壞打算的人，才是真正掌握命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