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與胡適

2012年6月8日，忽然接到梁其姿教授的電郵，只有短短的一句話：何炳棣先生昨離世。并附有何公子可約(Sidney Ho) 給友人們關于何先生辭世情況的信。讀了來信，悲痛之余，許多往事也涌上了心頭，在此謹將關于何先生的一些回憶寫出，權作紀念。

我初次拜識何先生是在1986年，但在此之前就已從先父李埏先生那里得知何先生的大名。先父與何先生是西南聯大時期的同學 (先父是研究生，何先生是本科生)，何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自傳性回憶錄 《讀史閱世六十年》 中也提到他與先父的同窗之誼，并寫道：當時他對 “(北大) 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對后來在文、史、哲、語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興外，連姓名都不知道”。先父則說：何先生才氣過人，同時也極富個性，在聯大學生中十分活躍。當時有聯大學生二十來人，有的是畢業不久的，有的是尚未畢業的；有的是學歷史的，有的是學哲學或社會學的。大家相約組織了一個學會，聞一多、潘光旦等好幾位教授也參加了。學會叫作 “十一學會”， “十一” 二字合起來是 “士” 字，意即 “士子學會”。學會每兩周聚會一次，輪流由一個教授或學生作學術報告。學會的召集人是丁則良、王遜和何炳棣三人。后來何先生考取公費留美，音訊遂絕。1971年秋，何先生等一批海外學者訪問大陸，先父從報端上見到報道后，方知何先生的行止。到了改革開放以后，何先生回大陸更經常了。1986年夏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美國國家科學院合作和安排之下，何先生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云南大學和復旦大學作短期訪問。直到此時，兩位老友方有機會聚首。何先生在云南大學訪問時，我恰好在昆明省親，因此有幸拜識這位心儀已久的學術前輩。

初見何先生， 即感受到他特有的風度。何先生身材高大， 聲音洪亮，說起話來滔滔不絕，爽朗的笑聲或者直率的質問聲，遠近可聞。在云南大學，他就中國農業的起源問題作了專題講演。在講演會后的答問中，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員夏光輔先生說：在云南某處山洞里發現了上古時期的稻谷，比河姆渡發現的稻谷更早。何先生聽后大喜，當即請夏先生日后提供相關考古報告等材料。以后不知何故，夏先生未提供這些材料，而何先生一直記掛著此事，后來見到我時還不止一次提及。

講演會后，先父和家慈設便宴款待何先生伉儷。老友暌離四十年，一旦重逢，賓主都不禁感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他們回憶起聯大時代的生活和師友，都覺得那時盡管生活艱辛，仍然是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他們談到已故的同窗丁則良先生時，浩嘆這位在反右運動中自殺身亡的才子的悲慘命運。先父提到：“當年丁則良曾對我說，留學考試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 何先生聽了大笑，馬上說：“這是我當時不知道的，他應該知道我何嘗不怕他，特別是他中文下筆萬言！事實上他學語文的能力比我強得多。” 何先生后來在 《讀史閱世六十年》 也記下了這件事，并寫道：“此事雖小，卻反映當時聯大教員、助教、研究生之間彼此相敬相 ‘畏’，友誼競爭并存不悖，大的趨向總是互相砥礪力爭上游。” 以后，何先生還和他人多次提及此事，并以此深感自豪。

在席間，何師母邵景洛女士也與家母聊起了家常。她說：“我和炳棣有兩個兒子，但無一人治史。雖然我們尊重孩子的選擇，但是家學無傳人，炳棣一直以為憾。如今看到令郎伯重治史，炳棣很高興，也很羨慕，相信伯重一定能夠光大家學，克紹箕裘。”

1988年，蒙黃宗智先生之邀，我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學半年。此時何先生已從芝加哥大學退休，到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任歷史社會科學杰出訪問教授。雖然同在南加州，但是因為我不開車，只能靠電話向何先生請益。一日，友人王國斌教授開車從爾灣來洛杉磯，接我到他家做客。在爾灣期間，我造府拜見了何先生。何先生非常高興，暢談許久并留飯。何師母廚藝極富盛名，而何先生對美食的品位之高在海外華人學者圈中有口皆碑。因此，只有何師母的巧手才能滿足何先生的美食之癖，也只有何先生的贊美才能給何師母的手藝恰如其分的評價。不過此時何師母身體不佳，因此我在何府一天，中午品味了何師母的手藝，晚上則隨何先生去一家當地知名的中餐館吃正餐。相比之下，何師母與餐館大廚的烹調水平，高下立判。

在何府與何先生的暢談，主要是學術。何先生讀過我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中肯的意見。他強調：你治中國史，一定要多讀西洋史，否則就會不識廬山真面目，或者夜郎自大。譬如說，你有一篇文章談明清江南的建筑業，你應當去歐洲看看歐洲從羅馬帝國時代到近代早期的建筑。在這方面，中國落后于西歐。一些中國學者對歐洲的歷史缺乏深入的了解，把中世紀歐洲看得十分貧窮，但是如果你看看歐洲許多地方鄉村中的建筑 (特別是教堂)，你就會發現情況可能并不如你先前所想。因此，不僅要多讀西方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要到歐洲親眼看看。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到了今天，要做第一流的學問，非如此不可。后來我到了歐洲，跑了不少國家，特別留心看古代建筑，深感何先生所言確實有理。

2000年夏，應劉石吉、梁其姿兩先生邀請，我到了臺北，在“中研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做為期一個月的學術訪問。此時何先生恰好來 “中研院” 參加院士會議，會后還留些日子做研究。我們都住在 “中研院” 學術中心，因此見面機會頗多，除了談學問外，也談些往事。何先生雖然行蹤遍及大洋兩岸，但是他最懷念的仍然是在昆明求學的歲月，對昆明也充滿感情。我是昆明人，因此何先生特別喜歡和我談昆明。他說：“抗戰期間最幸運的，是住在昆明。昆明真不愧 ‘春城’ 的美譽，夏日與南京、南昌、武漢、重慶等 ‘火爐’ 比，昆明真是天堂了。” 他還以一位歷史學家和美食家的眼光，對昆明地方美食加以品判，并對我進行了 “考試”，看看我對昆明風土民情的了解。由于時代變遷，諸多昆明的傳統美食自1950年代就已絕跡，因此我每每一問三不知。何先生一方面笑我無知，另一方面也感到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后來寫道：

今夏在臺北 “中央研究院” 和在昆明長大的著名經濟史家李伯重 (云大李埏教授哲嗣，現為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談到昆明的常食和特食，很驚訝，他居然有很多東西都不知道。我本以為講吃太瑣碎，但從和他談話中感覺到我所想談的，可能具有些微社會文化史料價值；此刻不講，真會逐漸湮沒無聞了。

這些談話的內容，我后來都忘卻了，但何先生卻清楚地記得，并寫進了 《讀史閱世六十年》 中。《讀史閱世六十年》 出版后，我讀到這一節，方才猛然記起，回味起當時和何先生聊天的情況。此刻，其情其景猶在眼前，而斯人已去，心里不禁充滿悲涼和惆悵。

2003年和2008年，我應加州理工學院之聘，到該校任客座教授，又到了南加州。由于我不開車，依然是通過電話向何先生請教。2003年時，何師母因健康不佳搬到溫哥華和次子住，2006年不幸仙逝。在這段時間里，何先生只身住在爾灣，每日要做飯，打掃衛生。對于從小就沒有做過飯的何先生來說，這是十分艱難的時候，但是他依然情緒振奮，在電話中談起學問就不能自已，往往一談就是半小時、一小時。

何先生對清華感情極深。他對我說：他很羨慕楊振寧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將終老于清華。何先生自己也很想葉落歸根，在清華傳道授徒，將自己一生的學問貢獻給清華。清華歷史系曾積極努力請何先生回清華短期講學，但是由于經費等原因，事終未成。一直到2010年，蒙何先生老友楊振寧先生主持的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資助，何先生回母校訪問的心愿方得實現。何先生在清華作了兩次學術報告，一次是在高等研究院的 “國史上的 ‘大事因緣’ 解謎”，另一次則是在歷史系的 “夏商周斷代的方法問題”。何先生做講演之事在學校內外引起轟動，年輕學子們都抓緊這個機會，力圖一睹這位學術大師的風采。因此雖然何先生的講演極為專業，但是講演場所依然人滿為患，許多學生只能站在門外傾聽。在講演中，何先生雖然耳朵有些重聽，但是神采依舊，講起話來聲如洪鐘，觀點鮮明，完全看不出已是93歲高齡。

我參加了何先生在高等研究院的講演，會后乘間與何先生做了簡短的談話。我談到我即將從清華退休，他聽后頗感愕然，隨后說：“做學問是一輩子的事，與退休不退休無關。你看我現在已經九十有三，第二次退休也已多年，但每天讀史寫文，與過去沒有兩樣。退休后，可有更多的時間用于研究，未嘗不是好事。” 因我此時馬上要離開北京，未能參加何先生隨后在歷史系的講演，因此2010年5月13日這次見面竟然成了永訣。

得到何先生仙逝的噩耗后，我即轉告一些友人，大家都同感悲痛不已。龍登高、黃純艷教授在給我的電郵中說：“這幾年，李埏先生、吳承明先生、何炳棣先生等老一輩大師相繼仙逝，不勝悲痛，也不禁為經濟史學的發展慨嘆”；“那些令人景仰的前輩一個個離去，就像一個時代在拉上大幕， 令人傷感”。是的，這批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學術大師相繼離去，標志著中國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至于中國史學將來將進入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則無人知曉。這，也是何先生的去世留給我們的一點深思。

附錄：“做第一流的學問” ——淺談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點

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說：經濟史 “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為了說明而把它從其余的部分分離出來”。克里吉 (Eric Kerridge) 則說：“只有整合的歷史才能使我們穿越現時，看到那已逝去的我們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運用這種對那個已逝世界的知識，與當今世界做出對比，從而加深我們對現實的認識，這才是歷史學家最偉大、最崇高的目標。” 經濟史也不例外， “經濟史是從通史或總體史中抽取出來的，而農業史、工業史、商業史等又是從經濟史中抽取出來的。這種專門化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集中思考總體史的某一具體方面，以揭示整體的發展”。然而現實是， “現在各門專業壁壘高筑，互不理會，經濟史亦沾上了這種毛病”。這種 “各門專業壁壘高筑，互不理會” 的狀況不止存在于經濟史學，而且存在于歷史學各學科， 而各學科之間的壁壘， 更是高不可攀， 深不可測。

何先生的研究不斷轉向，從英國史到中國史：在中國史中，從商業史到人口史，然后到社會史、文化史，最后到思想史。雖然從領域來說，每一次轉向都是一次劇變，但這些轉向背后都有一個邏輯，即把中國史作為一個整體，轉向只是從不同的方面來研究這個整體。他研究的重點從經濟到社會，從社會到文化，從文化到思想，足以覆蓋歷史的主要領域，把中國歷史的各主要方面都納入了他的視野。汪榮祖先生在回憶何先生的文章 《一個歷史學家的歷史》 中評論何先生晚年的研究時說：“從黃土的特性發見華夏原始農耕的特性，又從此特性發展出村落定居農業以及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可見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間 ‘血緣鏈環’ 之形成，以及之后借宗法制度的推廣以控制廣土眾民。秦漢大一統在政治形式上固然變成郡縣，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續宗法，皇帝實乃超級之宗子。華夏文化中延綿不絕的 ‘宗法基因’ 之發現，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創獲；竊以為以此基因為主旨，足可寫一部嶄新的中國通史。”

在 《三國演義》 第四十三回中，諸葛亮有一句很精辟的話：“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這段話區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標準是有問題的，但是從治學的理念和胸襟來看，確實有通儒和小儒之分。通儒的代表是司馬遷，他在 《報任少卿書》 中說：他終生追求的理想，是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以無比堅毅的意志和偉大史家的才能，做到了這一點，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做第一流的學問，就是要成為這樣的通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 心向往之。” 不論才氣如何， 向著這個方向努力， 是史學家的使命。在這方面，何先生也樹立了一個榜樣。

最后，回到 “做第一流的學問” 的話題上來。

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多次轉向，做出來的成果卻都是第一流的。汪榮祖先生說：何炳棣先生 “將其研究課題與特定的學術專業接軌，他的美洲作物論文發表在第一流的人類學學報上，他的早稻論文發表在第一流的經濟史學報上……探討任何起源問題，都是頭等的難題，作者自選最困難的題目攻堅，而且還涉及專業以外的許多專業，其艱苦與毅力可以想見，然未能想見的是英文書稿完成之后，無論出版過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后的紛爭，真可說是 ‘贊美’ 與 ‘攻訐’ 齊飛，毀譽綿綿無盡期”。

作為開創者，何先生的許多成果在學術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當然，如韋伯所言，“個人的研究無論怎么說，必定是極其不完美的。……我們每一位科學家都知道，一個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內就會過時。這就是科學的命運，當然，也是科學工作的真正意義所在。這種情況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領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學服從并投身于這種意義，卻有著獨特的含義。每一次科學的 ‘完成’ 都意味著新的問題，科學請求被人超越，請求相形見絀。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學的人，都必須面對這一事實”。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今天看來有需要改進和發展的余地，但是沒有他所做的工作作為起點，改進和發展也無從談起。陳寅恪先生在著名的 《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 碑文中有言：“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由此而言，盡管何先生的一些研究會被超越，但是他的以學術為志業的人生追求，他在學術上的創新精神以及他的 “大歷史” 史觀，卻永不會過時，值得后人敬仰和效仿。

（本文選自李埏、李伯重：《良史與良師——學生眼中的十位著名史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