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3月9日登載了艾朗諾和我的《和錢鍾書論東坡賦的沙撈越華人事務官》后，承蒙陸灝和高山杉把他們多年前的舊文托編輯傳來，讓我們重新思考錢鍾書和英譯《東坡賦》作者的關系，進而重估他對該作內容的貢獻。

事緣朗諾為編譯一部四冊的中英對照《蘇軾選集》，重溫勒格羅·克拉克（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于1935年出版的英譯《東坡賦》。澳門大學去年舉辦“鏡海人文論壇”，朗諾應張健教授之邀講蘇東坡，便介紹該書，感嘆這位業余漢學家，中文僅學了十年便有那么驚人的成績，贏得為之作序的錢鍾書的贊賞。我當時在臺下，印象最深的倒是屏幕上他妻子繪的精美木刻插圖。之后去網上查詢她的資訊，發現她是位相當有名氣的作家和藝術家，本名是埃維茹莉（Averil Salmond Mackenzie-Grieve），斯坦福大學圖書館就藏有她六本著作，還有數部她參與撰寫或繪制插圖的書。讀了她晚年的回憶，我推斷她丈夫的學術成就，很大程度歸功于向他熱烈介紹中國文物的艾鍔風（Gustav Ecke），及替他搭建許多學術橋梁的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他在《東坡選集》和《東坡賦》兩書前言中都感謝這兩位朋友，另感謝在沙撈越華人事務處任職的Yang Peng-hsiu。此人必定很有舊學根底，辦公之余替他找資料及修改譯文。《東坡賦》前言雖然說錢鍾書除作序外還仔細把稿件看了一遍，提出許多建議，朗諾和我以為錢鍾書當時在上海，作者遠在沙撈越，估計兩人未曾謀面，在那通訊不便的時代，錢鍾書大概只指出某些誤譯。維茹莉書里談及他們夫婦許多友人，并沒提及錢鍾書。

李高潔（勒格羅·克拉克）與妻子埃維茹莉

看了陸灝的舊作《方重先生的一本舊藏》，我們才知道勒格羅·克拉克中文名叫李高潔。陸灝九十年代曾買到李高潔的《東坡選集》，熟讀錢先生著作的他記起《談藝錄》里提到過這位外國人：“李高潔君（C. D. Le Gros Clark）英譯東坡賦成書，余為弁言，即謂詩分唐宋，與席勒之詩分古今，此物此志。”繼而發現錢先生有篇書評談論李氏的譯作，批評他翻譯犯了些可笑的錯誤，便直接致信錢先生問及李氏。錢先生回信說他和李氏相識是一位德國教授介紹的，并說“其夫人才貌雙全，我們在英時，他們回國述職，特請我們在牛津大飯店晚飯。其弟為牛津生理學教授，亦請我們吃飯。以后又通過幾次信。我們到法國后遂失去聯系，想其夫婦皆已逝世”。楊絳后來在《我們仨》說：“鍾書在牛津上學期間，只穿過一次禮服。因為要到圣喬治大飯店赴宴。主人是C. D. Le Gros 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蘇東坡賦》一小冊，請鍾書寫了序文。他得知鍾書在牛津，特偕夫人從巴黎趕到牛津來相會，請我們夫婦吃晚飯。”

高山杉讀《東寫西讀》見陸灝提到錢鍾書和李高潔，發表《關于李高潔的幾件事》指出那德國教授應是艾鍔風，艾鍔風在清華大學教哲學兼授德語，教過錢鍾書和季羨林，而李氏被日軍殺害，艾鍔風有文章紀念他。高山杉又查出李氏那位弟弟曾在沙撈越當軍醫，因證明所謂“皮爾當人”化石是偽造的而成名。

青年錢鍾書

事情必然是這樣發展的：李氏1931年出版《東坡選集》，前言宣稱次年便有一本包括漢字的東坡賦專著面世，他的朋友艾鍔風在《清華周刊》上看到錢鍾書發表的書評，鼓勵李氏請他這位中英文皆佳才氣橫溢的學生審稿并作序。正如朗諾和我推斷，《東坡賦》出版前兩人未曾謀面。然而陸灝提供的資料顯示，他們的關系并不似作者及被邀作序人間的泛泛之交，倒有點像知音。《東坡賦》出版后兩人仍頻頻通信。李氏聽說錢先生在牛津，特地和妻子從巴黎趕去和錢先生相會，而錢先生則鄭重地穿上禮服與楊絳一同赴宴。說不定李氏還托他那在牛津教學的弟弟關照這對來自中國的年輕人，于是他弟弟又請錢夫婦餐聚。

試問：《東坡賦》四年后才遲遲出爐，是否因錢鍾書審稿時特別投入，提出的意見特別多，導致稿件一再被修改？也許正因成書過程中，兩人有相當激昂的對話，最終李氏被錢鍾書的學問和辯才折服，而李氏治學嚴謹的態度也贏得錢鍾書的尊敬，雙方才那么珍惜這段交情。我對朗諾說，這臆想若可成立，那么我們便嚴重低估了錢鍾書對此書內容的影響。他提議我把兩書所共有的賦并排比較，因李氏1931年出版的《東坡選集》收了蘇軾十一篇賦，1935年出版的《東坡賦》則把蘇軾現存的二十三篇賦全收入了。

1931年在倫敦出版的英譯《東坡選集》扉頁

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英譯《東坡賦》，圖為1964年紐約重印本扉頁。

首先，我發現1935年版和1931年版的譯文變動不多，但幾篇賦的注釋數量大幅增加了。1931年的《赤壁賦》有十二條注釋，1935年添至二十二條；《后赤壁賦》1931年有八條注釋，1935年也有八條；《昆陽城賦》前者有六條注釋，后者也有六條；《后杞菊賦并敘》前者有十條注釋，后者有十二條；《秋陽賦》前者有十三條注釋，后者有十七條；《黠鼠賦》前者有六條注釋，后者有九條；《服胡麻賦并敘》前者有十條注釋，后者有十五條；《滟滪堆賦并敘》前者有兩條注釋，后者有四條；《屈原廟賦》前者有十三條注釋，后者只有十二條；《中山松醪賦》前者有十五條注釋，后者有十八條；《颶風賦》前者有十條注釋，后者有十七條。

把1931年版《赤壁賦》和1935年版相比：后者“蘇子”已不再被誤譯成“蘇的兒子”。“誦明月之詩”中“明月”用斜體，標示是專有名詞，而加了注釋說是指《詩經·月出》那一首，與下一句“歌窈窕之章”相呼應。“望美人兮天一方”中的“美人”本來譯為illustrious man，依傳統觀點假定《離騷》里的美人暗指英明的君主，現直譯為beautiful maiden。“客有吹洞簫者”中的“客”本來譯為my guest，現翻譯為 one of my guests，加了一條很長的注釋，說蘇軾當晚有兩位客人，據蔣瀾《續詩人玉屑》卷五，此吹簫人是楊世昌，并引《施注蘇詩》作佐證；“洞簫”這樂器本來已引了《文選》中的描述，現又鼓勵讀者參看法國人路易·拉魯瓦（Louis Laloy）關于中國音樂的著作。“郁乎蒼蒼”引了阿爾弗雷德·福克（A. Forke）解釋古人對天空顏色的理解。“周郎”添了條注釋談他和曹操的關系。“橫槊賦詩”本來譯為with his lance lying across the saddle，現為更忠于原文譯為with lance in hand。“魚蝦”本來誤譯為crayfish（小龍蝦），現譯為the fish and the prawn。“蜉蝣”的朝生暮死本來證引一首據說是曹操所作的詩以及《文選》收入的郭璞詩，現指其最早出處為《大戴禮記》。“滄海之一粟”添了很長的注釋，除征引宋玉《小言賦》外，指出蘇軾后來被流放到海南后有文感嘆“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蘇長公密語卷十六志林》），又引述《關尹子》謂蘇軾受佛道思想影響很大。最后添了兩條注釋：第二十一條注“取之無禁”，引述《列子·天瑞篇》“吾盜天地之時利，云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第二十二條注釋指出蘇軾曾抄錄此賦送給好友欽之，卻要求欽之不要出示外人。《初拓三希堂原本》收入了這段《東坡全集》所遺漏的文字，此拓本所附的題跋中有董其昌說此賦足以媲美《離騷》，以及文徵明對蘇軾書法的贊賞；并說李二何認為此賦中的曹操映射王安石。此外，有數個地名也加了注釋。

1935年《赤壁賦》版增添的注釋所征引的著作許多相當冷僻，非酷愛詩詞、飽讀群書并博學強記如錢鍾書者不會注意到。如此看來，錢鍾書審稿確實非常投入，而李氏除把譯文修正外，還把他提供的大量資料融入書中。

錢鍾書在《東坡賦》序中說：“李高潔先生選擇翻譯蘇東坡的賦作，表明他對中國文學有深刻的認識。他的譯文體現學者應有的嚴謹，以及一位真正愛蘇東坡的人才會有的同情想象力。他的注釋特別有用，比郎曄更詳盡更淵博，即使是能讀東坡賦原文的中國讀者看了也會受益。”（xxii頁）錢鍾書不愿掠人之美，作序更不好意思說該書的內容之所以那么充實完備，他自己立了相當大的功勞，卻忍不住夸耀一下。1935年出版的英譯《東坡賦》或許也應算是錢鍾書的學術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