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晨曦里傳來禮炮聲，天安門城樓腳下軍樂轟鳴。人群之中，一位銀發蒼蒼的美國老者架起相機，悄然取景。警衛靠近，才認出他正是曾任美國駐華助理武官的包瑞德。這一天距離他第一次踏入陜北，已經過去五年。
時間拉回1944年7月。彼時駝鈴回蕩在黃土高原，塵土將美軍吉普車裹成土黃色。包瑞德領著十余名同僚，沿著溝壑縱橫的山道駛向延安。剛下車，迎面是幾座不起眼的土窯洞，門口沒有崗哨，也沒有荷槍實彈的衛兵。他愣住了——那可是十八集團軍總部。負責接待的警衛員笑著解釋：“首長就在前面，咱們這里不興擺排場。”這句話成為他此后所有報告的第一印象。
對于這名1892年出生的美國軍官而言，中國并不陌生。1924年初到北京任職時，他便被紫禁城的琉璃瓦與胡同的炊煙吸引。之后十余年，北平、上海、重慶，幾乎處處留下他的足跡，卻也讓他看清國民黨政府官僚體系的沉疴。1937年盧溝橋槍聲響起，戰火一路燒到南京，他隨上司史迪威輾轉西南，眼見前線失利、后方內耗，胸中郁積著“英雄無用”的苦悶。
此時的華盛頓急需一扇觀察中國抗戰全貌的窗口。國民政府對美援消極作為，加劇了白宮的不安；同時，敵后戰場卻傳來八路軍頻頻得手的捷報。于是，史迪威與顧問戴維斯聯名建議：派人去延安，摸清這支部隊的實力。能說中文、了解中國社會、且與重慶高層打過多年交道的包瑞德自然而然成為不二人選。
抵達延安后，他的行程被安排得滿滿當當。南泥灣大生產基地、綏德抗大操場、前線野戰醫院，所見所聞刷新了他對“窮軍”與“強軍”的認知。士兵穿著自縫的灰布軍裝，槍械多為繳獲，但隊列整齊，紀律嚴明。一次天色將暗，毛澤東步行來到簡陋禮堂，同他聊天。毛主席笑著說：“包上校，延安最寶貴的是人心，衛兵守不住人心的。”這種坦然的自信，讓他在日記上重重寫下：“此地無衛兵，卻無處不安全。”
對比之下，重慶的街頭則是另一番景象。路口軍警林立，交通封鎖頻繁。更令他介懷的，是見到大批被麻繩捆綁的壯丁被押往兵站，臉上盡是惶恐。回到寓所，他伏案寫下一份萬余字的電報，直陳國統區“兵源枯竭、士氣渙散”，并建議美國“適度軍援中共部隊，以期共同抗日”。措辭并不客氣，直指國民政府無法獨撐戰局。
美國高層將報告送到白宮，羅斯福讀后頗受震動。可惜，援共五個師的設想觸痛了蔣介石，最終隨史迪威被召回而擱淺。包瑞德被牽連，晉升準將的公文因此作廢，他的軍旅生涯戛然而止。對此，他私下嘟囔：“我跟中國人打交道二十年，反倒輸給了政治這盤棋。”
戰爭尾聲，他仍不斷奔走于重慶、延安兩地。1944年底，特使赫爾利赴陜北斡旋，包瑞德做口譯。會談間隙，他向周恩來討教中國古典詩詞，周給他寫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他小心翼翼折好，塞進軍裝口袋，一直帶到北平。
抗戰勝利后，他被派回北平擔任總領事館上校武官。1948年秋，遼沈會戰硝煙正緊，他想飛往沈陽“看個究竟”，卻被告知航線已斷。他苦笑：“連飛機都飛不進，那就說明誰是主人了。”不久，解放軍和平接管北平。包瑞德站在東交民巷的使館樓上，看著八路軍整齊列隊進城，想起延安窯洞前那句“這里不興擺排場”，心里竟生出幾分欽佩。
開國大典當天的那部徠卡相機，記錄了坦克、騎兵、紅旗，也記錄了毛主席一襲中山裝的身影。底片后來輾轉存入美國國家檔案館，成為難得的影像佐證。毛主席之所以允他隨拍，并非一時雅量，而是篤定新中國不需畏懼曝光，軍容即是最好的宣言。
1950年春，駐華外國武官陸續撤出大陸。包瑞德先到臺北，轉赴東京，終因心灰意冷，1954年退役回到舊金山。往后的歲月里，他在加州大學教授中文，偶爾也在課堂上描述陜北窯洞、講述“沒有衛兵的總部”。學生驚嘆，他卻低聲感慨：“那是我在中國見過的最特殊的軍隊。”
1971年，周恩來托人向遠在美國的他發出訪華邀請，盼望昔日朋友重游故地。奈何年事已高，身體不允，他只能把發黃的筆記本翻來覆去地看，嘆息聲長。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舊金山逝世，帶走了對中國的無盡眷戀，也留下了一段在黃土地上發現“沒有衛兵”的歷史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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