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嘉靖八年六月，細雨初歇，內廷靜得只聞鐘聲。一道懿旨自乾清宮發出：將仁宗朱高熾神主遷出太廟，另建奉先殿供奉。群臣面面相覷，卻無人敢言。這份詔令像一陣陰風，把人們的記憶帶回一個多世紀前——那位半生戰戰兢兢、登基不到一年便撒手的皇帝，究竟做錯了什么，竟至百余年后仍被后人“請”離祖廟？
要弄清答案，還得回到1399年。那年靖難烽火驟起，年僅二十出頭的朱高熾留守北平。李景隆號稱五十萬大軍壓城，北平城墻卻只剩萬余守軍。肥碩跛足的世子拄劍登上城樓，平靜地對將士說：“宗廟社稷在此，退一步便成千古罪人。”那一役，他死守三月，穩住了父王朱棣的后方。太宗回首北顧，才知這個看似柔弱的長子并非毫無用武之地。
永樂二年，被立為太子的朱高熾旋即走上二十年的“高空鋼絲”。朱棣偏愛驍勇善戰的次子朱高煦，又憐惜小兒子朱高燧的巧言，朝中暗流洶涌。六次監國，是榮耀，也是考驗。每當皇帝北征，太子坐鎮南京，總有彈章雪片般飛來——“太子懈政”“挾權近侍”“違制用度”……細追策劃者，無不指向兩位弟弟。
永樂八年冬，漢王密奏“太子私迎解縉，謀不軌”。朱棣勃然大怒，解縉被捕，嚴刑之下香消玉殞。太子的羽翼被剪，卻仍不失分寸。他深知“忍”字訣，任流言涌動，只高懸“仁厚”二字自保。朝野中人暗中比喻：若將朝廷比作箭鏃，漢王是鋒刃，趙王似銳刃，惟太子是那支撐整箭的木桿，看似笨拙，卻不可或缺。
時間推到永樂十五年。北京宮城竣工，太宗決意遷都北平。從此，太子被留在南京，肩負南都重任。南京文臣與他朝夕相對，逐漸折服于他的寬厚與審慎。正是這股積攢二十年的威望，讓他在1424年七月接到父皇病逝的密報時，能夠穩住京師，不給漢王、趙王絲毫可乘之機。八月，禮部尚書呂震引詔，眾臣跪迎，新皇即位——明仁宗，年方四十八。
即位后，仁宗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解凍”。二十余年陰影中的建文舊臣得以復官，流放者踏上歸途，許多積壓案卷就此翻案。朝里朝外一片歡呼。北京的修建已近尾聲，他卻下令派太子朱瞻基南下南京，布置回遷事宜；同時，打算收縮對外征服，加強邊境互市，“刀兵且歇，養民為先”。三楊入閣、金幼孜掌詔制，黃淮出掌戶部，朝廷氣象與永樂時大相徑庭。
可惜寬厚亦有代價。仁宗自小肥胖，雙腿孱弱。登基后心情放松，愛吃甜膩，日日宵夜不絕。洪熙元年五月二十七，龍體突感灼熱，他只淡淡吩咐太監通知南京：“讓太子快些動身。”隨后仍強撐閱覽奏牘。兩日后，疾發如風，他在欽安殿掀簾子招來楊榮，聲音嘶啞：“國不可一日無主，速立太子。”五月二十九日亥時，朱高熾駕崩，享年48歲，在位九月有余。
他留下的，不僅是一紙遺詔，更有“仁宣之治”的根基。減役、減稅、停遠征、修法度，種種善政使得大明財政迅速回暖，為后繼者埋下富庶的種子。其子朱瞻基繼位后沿襲父志，減刑、修河工、興學校，開創了中期難得的安定光景。
然而這位“仁宗”仍難免被后世政治風波裹挾。1522年，嘉靖帝朱厚熜即位，面臨的是“立皇考”之爭。太廟只能供九位先祖，建文帝與景泰帝已被排除，可要把自己生父興獻帝也安進去，就要騰位。按照“親盡則祧”的祖制，距離最近又資歷最淺的仁宗成了替補者。于是才有了那道六月懿旨，歷經百余年香火的神主，被靜悄悄移出正殿，另設一室奉祀。
有人遺憾，說仁宗才名未艾卻遭此冷遇；也有人感慨，太廟列位本是政治符號，去留在乎后世權衡。無論供于內殿還是側殿，那位曾六度監國、力撐大明轉折的皇帝，終究穩守了“仁宗”二字的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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