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莫迪政府如何清洗印度的新聞界，把如今印度的國內輿論環境徹底變成印人黨和其政府喉舌的一言堂？
6月27日，印度獨立媒體《Newslaundry》發表了一篇題為《總理專機之外：印度外交事務格局的重塑》的深度報道。
印度政府的做法并非直接查封報社或取消媒體的運營資格，而是通過停止提供核心信息來源、限制記者直接接觸決策層的權力，從而引導媒體進行符合官方意圖的政策宣傳。
在2014年之前，印度總理出國訪問時，專機的后艙通常會為隨行的核心記者團留出一些固定席位，為記者提供在長途航程中與國家領導人及高級官員進行直接溝通的機會。
當時的記者們不僅會詢問印美關系、印巴沖突等核心外交議題，還可以直接就國內的敏感政治事件進行質詢，自由度很高，而總理得在沒有預設方案和提問單的情況下進行了直接回應。
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后，莫迪以減少財政開支并提升行政效率為由，下令取消了媒體隨總理專機出訪的傳統，將不信任的記者直接踢出專機之外。
最終莫迪政府幾乎完全切斷了媒體與決策層之間直接的非正式溝通渠道，導致國家領導人與高級官員的外交活動在航程中處于完全隱秘的狀態，而獨立記者們失去了獲取第一手現場信息的直接路徑，徹底改變了印度新聞界。
取消專機席位不僅改變了溝通機制，更在財務和后勤層面給中小型獨立媒體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負擔。
由于無法跟隨專機，獨立媒體如果希望繼續報道總理的外交行程，就必須自行承擔購買商業機票及跨國轉運的費用。總理出訪通常涉及多個國家且行程緊湊，普通的商業航班往往需要多次轉機、等待行李以及重復辦理各國的過境簽證。
這導致中小型媒體面臨高昂的財務成本和復雜的后勤障礙。2015年莫迪出訪中亞多國時，由于中亞各國之間的商業航線極為繁瑣，且差旅成本大幅增加，最終沒有任何一家印度獨立媒體能夠完整跟完全程。
因此當年的出訪活動缺乏獨立的媒體報道，直接導致出訪報道大面積空白，甚至令莫迪本人也感到不滿。但這恰恰是政府自身限制政策所帶來的結果。
在和政府官員的直接接觸渠道被切斷后，印度新聞當中獨立報道的部分快速退化。
為了應對物理空間上的隔離，印度外交部于2014年7月，即莫迪政府上臺兩個月后，為負責外交口報道的記者建立了一個官方WhatsApp工作群。
無論是具有悠久歷史的主流大報，還是新興的網絡媒體，獲取的信息源完全相同。這種高度集中的接觸控制使得記者無法直接接觸到高級外交官員，也無法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新問題，只能在群組內進行同質化的新聞發布。
由于缺乏對外交議題的長期深耕與獨立調查，不同媒體的報道內容呈現出高度相似性。此外，該機制具有排他性，如果記者在提問時偏離官方口徑或提出尖銳問題，可能會被排除在群組之外。
而且在目前的體制下，一旦脫離了官方的群組，媒體就會被排除在核心信息循環之外，從而失去對外交事務進行及時報道的能力。
在印度記者們深挖新聞的能力大幅度退化之后，印度的各大主流新聞報道領域，隨后被大量支持政府政策的“主流媒體”和電視臺主播所占據。
印度電視屏幕上的外交報道內容隨之發生了結構性轉變，民粹主義與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宣傳成為主流。電視節目中很難再看到對外交戰略得失、關稅壁壘、邊界后勤危機以及雙邊貿易逆差等核心利益的審慎推敲。
這些主播們將主要精力放在解讀領導人與外國元首互動時的肢體語言上。比如在領導人訪問美國時，媒體很少客觀分析聯合聲明背后的利益博弈，而是花費大量篇幅分析印度總理莫迪與外國元首擁抱的持續時間，以此來證明印度的國際地位得到了西方的認可。
同時，媒體鏡頭會被反復對準海外印度僑民高呼口號的集會場景，通過渲染這些畫面來引發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淺薄的政治宣傳忽視了外交關系中復雜的利益平衡，導致公眾討論高度兩極分化。
最后，原本應當履行社會監督職能的媒體，在這種機制下演變成了官方政策的單方面宣傳渠道。
外交談判和利益權衡在報道中被淡化，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定向歸功于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決策。
當整個國家的媒體普遍轉向對官方外交姿態的贊同和對民族主義情緒的動員時，真實的戰略短板和政策失誤便被有效地掩蓋了。
目前，新德里在國際上堅決否認第三方機構發布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對印度的低位排名，指責其帶有政治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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