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求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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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伴隨著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美以伊沖突等一系列內外沖擊，歐洲經濟增長持續疲弱，創新動能不足，產業空心化趨勢加劇。經濟困境持續向社會結構、政府治理等領域傳導擴散，身份認同沖突和治理效能低下等矛盾日益突出。多重因素交織，推動歐洲政治光譜發生深刻變化。歐洲政治光譜右移的影響又反饋到經濟社會和對外關系層面并不斷擴散，深刻改變著歐洲的經濟走向、治理模式和集體行動能力，總體上加大了歐洲走出當前困局的難度。

現任美國政府多次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揚言要得到格陵蘭島，并聲稱不排除動用武力的可能性。圖為當地時間2026年1月17日，丹麥民眾在首都哥本哈根的市政廳廣場游行示威，抗議美國企圖控制格陵蘭島的行徑。 新華社記者 張玉亮/攝

政治加速碎片化，治理效能不斷下滑。極右翼和右翼民粹勢力的崛起打破了歐洲多國長期形成的中左、中右兩大陣營輪替格局，政黨數量激增、聯盟組合多變，治理效能隨之下滑。

其一，頻繁的政府更迭已成為多國常態。單一政黨難以獲得組閣所需的多數席位，多黨聯合執政成為普遍現象，執政聯盟內部利益分散、立場各異，政府穩定性大幅下降。極右翼和右翼民粹政黨長期以反建制姿態爭取選票，進入政府后卻需要與建制力量妥協合作，承諾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極易引發聯盟內部的對立與僵持，這導致大量政治資源消耗在組閣談判和危機應對中，實質性的治理議程不斷被擱置。

其二，政策連續性嚴重不足，重大改革難以推進。能源轉型、數字化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等事關歐洲長遠競爭力的重大改革，需要跨越多個選舉周期的穩定政策框架，但政黨為爭取選票往往回避深層改革，選舉競爭被短期利益綁架，大量政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其三，社會議題討論的極化傾向加劇公共討論的撕裂。社交媒體的算法推薦機制傾向于放大對立情緒和極端立場，溫和聲音在輿論場中日益被邊緣化，政策辯論演變為立場對峙，社會共識形成的難度不斷上升。

保護主義日益抬頭，貿易救濟和產業保護政策措施頻出。極右翼和右翼民粹勢力維護本土產業和就業的主張，放大了整個歐洲加強保護的呼聲。在選票得失的考量下，主流政黨和歐盟機構的保護主義立場愈發增強。突出表現在：

其一，政策目標由開放競爭轉向安全優先。2023年歐盟出臺《歐洲經濟安全戰略》，將供應鏈依賴等列為重點風險領域，把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

其二，政策工具由規則約束轉向行政干預。2026年公布的《工業加速器法案》，旨在通過公共采購優先等安排，強化對產業布局和資源配置的行政引導，其中不少條款保護主義特征明顯，可謂是為域外特定國家企業量身定制。

其三，政策對象由普遍治理轉向針對性設防。在近期修訂的歐盟《網絡安全法》及相關認證安排中，將所謂“非技術風險”納入評估框架，把企業國別背景、控制權結構等因素與網絡安全掛鉤，實際上是針對特定國家高科技企業設置制度性障礙。《外國補貼條例》雖在文本上不針對特定國家，但自實施以來幾乎所有深度調查均涉及某些特定國家企業，定向執法特征明顯。

集體行動能力下降，內部分歧日益公開化。當前，歐盟在加強安全能力建設、減少外部風險沖擊的大方向上已基本趨于一致，但極右翼和右翼民粹勢力普遍主張國家主權優先，其疑歐傾向使歐盟在對外事務中凝聚共識的難度顯著上升。

在防務與安全領域，成員國分歧突出。圍繞俄烏沖突，各國在對烏軍事援助力度、對俄制裁范圍和沖突解決路徑上立場各異。防務投資的財政分攤爭議不斷，南北歐與東西歐在承擔比例和優先方向上的分歧日益公開化。

在對外經貿領域，面對美國加征關稅的壓力，各成員國因產業結構和貿易依存度不同，在談判立場和反制力度上難以形成統一方案，歐盟作為整體的議價能力因此被削弱。

在全球治理領域，歐洲長期以多邊主義和規則秩序的倡導者自居，但極右翼和右翼民粹勢力的興起動搖了這一定位，導致歐洲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質疑升溫，對全球氣候承諾的執行力度減弱，對發展援助的投入意愿下降，踐行國際規范的公信力相應削弱。多重分歧交織疊加，既壓縮了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回旋空間，更使其在國際舞臺上的戰略選擇愈顯被動。

當下，歐洲正站在關鍵的十字路口。內憂外患疊加，使歐洲陷入越焦慮越內顧、越內顧越被動的困局。然而，保護主義從來不是走出困境的藥方。歐洲一體化走到今天，靠的是開放與合作，而非對抗與排斥。歐洲走出經濟政治困局，關鍵在于凝聚內部改革共識、激發創新增長動能、堅持開放合作方向，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提升自身競爭力，而非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侵蝕來之不易的合作根基。歐洲能否在變局中實現自我革新，不僅關乎自身前途命運，也將深刻影響多邊貿易體系穩定、國際秩序走向及大國博弈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