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地方志記述山川名勝的傳統由來已久。在傳統方志記述山水風物、古跡景觀的基礎上，專門聚焦山水勝跡的風景名勝志逐步發展成型。風景名勝志的編纂淵源可追溯至《山海經》《禹貢》等先秦地理文獻對山川形勝的記述，這些文獻側重于自然形勝描繪、神話傳說記錄與名人游蹤載錄，構成了風景名勝志的書寫雛形。至明清時期，以特定風景名勝區為獨立記述單元的專志體系趨于成熟，構筑了以“記景”為核心的傳統范式。這一范式深受“天人合一”理念的影響，由此形成了系統整理山水形態、文物遺存和詩文積淀的編纂傳統。

原文 ：《風景名勝志編纂的當代演進》

作者 |復旦大學旅游學系博士生 石凱燁

圖片 |網絡

當代風景名勝志編纂興起

進入當代，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風景名勝志的編纂迎來了新的興起。

首先，首輪新方志編纂熱潮為風景名勝志的興起奠定了基礎。20世紀80年代初啟動的全國性修志工作，既為風景名勝志編纂搭建了制度框架，又確立了規范的編纂體例。在省、市、縣三級綜合志書中，“風景名勝”或“文物古跡”成為不可或缺的專篇或分志，這促使各地文旅與史志部門開展山水資源、名勝古跡的專項普查與資料整理，由此催生出一批獨立編纂的風景名勝專志。

其次，改革開放之后，國家陸續設立歷史文化名城、風景名勝區、文物保護單位等保護名錄，逐步搭建起完整的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體系。隨著管理制度的不斷完善，各地亟須摸清轄區內山水景觀、古跡遺存的家底。通過開展資源排查、價值甄別與資料建檔等基礎工作，風景名勝志的編纂逐步走向規范化、體系化。

除此之外，伴隨中國旅游業的蓬勃發展，風景名勝所蘊含的經濟與社會價值日益顯現。為其修志，不僅有助于深度挖掘地方文化內涵，塑造地域特色形象，更能進一步凝聚本土文化共識、增強區域文化自信。

當代風景名勝志編纂不斷演進

本研究以獨立出版的方志作為研究對象，分別以“風景”“名勝”“景區”為關鍵詞，在萬方新方志數據庫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搜索系統中進行檢索。在剔除風景名勝指南、風景名勝概況等非方志文獻后，共篩選出1985—2022年間編纂的46部風景名勝志。近四十年來，中國風景名勝志編纂工作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發軔期（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伴隨全國首輪新方志編纂工作全面鋪開，風景名勝志逐步脫離傳統山水志的范疇，或以獨立專志刊行，或作為區縣綜合志的分志附存，正式登上當代修志的舞臺，如《麗山古跡名勝志》《河北名勝志》等正是在此階段編纂完成的。該階段整體處于實踐摸索期，行業編纂體例尚未形成統一標準，篇目設置相對簡略，內容取向高度貼合彼時文物保護的工作導向，重點聚焦各類歷史遺存的調查梳理與文字記錄。以《馬鞍山名勝古跡志》為例，該志僅在第一章介紹了山水名勝，后續篇章依次圍繞樓閣亭臺、古墓葬、古遺址、碑碣石刻、革命紀念物及湮沒古跡展開記述。早期風景名勝志帶有鮮明的文物志書寫特征，核心目的在于搶救性留存歷史遺存資料，對風景名勝整體空間、生態風貌與游覽體系的關注較為有限，記述視野存在明顯局限。

繁榮期（21世紀初至2010年左右）這一時期，風景名勝志成為地方志工作的常規組成部分。省、市、縣三級行政單位的“名勝志”大量出現，并被系統納入各級綜合志書（通志）序列，如多部州志、地區志中的分志。例如《太原風景名勝志》《上黨風景名勝志》《陽泉風景名勝志》等都由山西旅游景區志叢書編委會統一編纂。此外，風景名勝區管理的官方化也推動了風景名勝志的編纂。2006年頒布的《風景名勝區條例》將風景名勝區界定為“具有觀賞、文化或者科學價值，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比較集中，環境優美，可供人們游覽或者進行科學、文化活動的區域”。在此之后，“風景名勝區”作為一個法定的、具有明確管理邊界和機構的特定空間概念被廣泛接受。這為風景名勝志的編纂提供了統一的對象界定、規范的內容框架與明確的編纂依據，進一步促使其走向制度化、體系化發展。

深化期（2010年左右至今）當前，風景名勝志的編纂主體日趨多元，既有地方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等官方修志機構，又有文旅企業、文史研究者等社會力量。志書內容也愈發專門化與多元化，已完全突破純粹的“風景”和“名勝古跡”范疇，系統收錄了區域的自然人文資源、規劃建設、管理機構演變等。志書開始兼具資源梳理和管理歷程記錄的雙重屬性。以《沙家浜景區志》為例，該志編纂邏輯清晰、主題鮮明，既符合志書“橫排門類”的規范，又突出了沙家浜的獨特地域標識；既兼顧了“記景”與“記事”的平衡，又堅守其作為紅色景區的特色內核，更將地方特產、民俗歌謠等細節納入其中，全方位地呈現了景區的自然風貌、文化底蘊與運營實況。

編纂主體與志名演變

當代風景名勝志的編纂成果可分為綜合志書中的風景名勝分志、風景名勝專志和以單個風景名勝為對象的部門志。從當前編纂情況來看，綜合志書中的風景名勝分志數量極少，主要以后兩種類型為主。從編纂主體來看，當代風景名勝志的編纂力量多元并存，形成了四類核心主體：一是官方史志機構，是編纂的主要群體；二是各級政治協商會議，側重文史資料的挖掘與整理；三是行業管理部門，主要編纂特定景區或旅游行業的專志（如《黃龍風景名勝區志》《黑龍江旅游景區志》），代表專業管理與行業實踐，實用性較為突出；四是個人或委托編纂的形式（如《廬山馬尾水風景區志》由景區委托文史工作者編纂），反映出市場和社會力量亦參與到修志工作中。

志書命名的變化直觀反映了風景名勝志編纂理念與功能定位的演變。如上文所述，早期志名多以“古跡名勝”“文物名勝”為主，反映出風景名勝志的歷史文化遺產屬性，內容編寫也始終圍繞文物普查與保護工作展開。在這一階段，風景名勝志的首要作用是服務文史研究與遺產保護，面向大眾游覽科普的價值并未受到重視，游覽宣傳、文旅服務等社會功能處于邊緣地位。隨著風景名勝志編纂的發展，志書命名開始聚焦具體景區這一管理實體，不再籠統指代大范圍的名勝合集。志名中大量出現“風景名勝區”“風景區”“景區”等詞匯，“旅游”一詞的出現頻率也顯著增加。例如《黑龍江旅游景區志》成為我國首部省級層面的旅游景區志，甚至還有《晉商文化旅游區志》這類突出文化消費主題的名稱。值得一提的是，《巫溪縣旅游景區景點志》創造性地采用了“景區景點志”的名稱。該志將記述單元從景區全域細化到景區內的具體景點，通過分章節聚焦不同景點的資源稟賦和功能定位，實現對景區資源的精細化、差異化記錄。這既符合方志的編纂原則，又能更好地服務于景點的保護與開發。

[全文將刊發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6年第3期]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狄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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