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北京體育大學發了一份文件，叫博士生招生“十個嚴禁”。第七條寫的是：嚴禁按“圈”選人，嚴禁以地域、學校、師承、出身、門派畫圈劃線，搞親疏遠近、門戶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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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學，要用白紙黑字的禁令來禁止招生時看“門派”，這說明什么？說明“門派”這東西，在高校里早就不是武俠小說里的概念了。

浙江大學一名博導及其博士對純硬科學、純軟科學、應用硬科學、應用軟科學四個領域不同學科的46名“雙一流”高校在讀博士生做了深度訪談。論文說，師門是“區別于院系、研究所等正式組織進行博士生培養的非正式組織”。

非正式組織，這四個字說得客氣。翻譯成人話，就是：它不在制度框架里，它靠的是人情、靠的是關系、靠的是站隊。

論文把師門分成了四種。

理性密集型：追求績效，管理相對正式化，大導師是“坐鎮指揮者”，小導師是課題的“落地執行者”。博士生是什么？是任務完成者。這類師門里，導師就是老板，學生就是打工的。老板讓你往東你不能往西，老板讓你加班你不能下班。

理性松散型：有規則，但導師不怎么管。表面上給你自由，實際上把你扔進水里自己撲騰。能游出來的算你命硬，游不出來的就延期。延期在博士圈里不是什么稀罕事，不過延期的代價只有當事人自己扛。

自然密集型：有傳統的“大家庭氛圍”，導師既有權威也相對民主，師門內存在更多“類血緣式”關系。聽起來溫情，然而“類血緣”三個字才是關鍵。血緣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不能背叛，意味著你欠著人情，意味著你一輩子都得認這個門。導師給你關心，給你指導，幫你完成學業，然后呢？然后你就成了他的人。

自然松散型：博士生自我管理、自由生長，容易陷入漫長的“孤獨探索”。論文說得文雅，實際上就是放養。這種師門看起來最不像幫派，可最殘酷，它用“自由”的名義把你晾在一邊，讓你自生自滅。

四種類型，四種玩法，但骨子里都一樣，那就是以導師為核心，以門第為紐帶，以服從為天條。

吉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張雷生說得更直白：中國社會特有的“差序格局”使得“師門傳統”與“學術山頭”意識根深蒂固。培養“自己人”能降低磨合成本與研究風險，形成緊密的人身依附關系，在項目申報、獎項評審中轉化為更強的話語權與資源調動能力。

翻譯一下：你進了我的門，就是我的人。我罩著你，你也得替我賣命。學術資源就那么一點，誰的人多誰說了算。

這就是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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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比論文寫得還精彩。

在師資選聘上，“出身”有時重于“能力”。一家重點高校一位外校背景的青年教師說，所在學院超過六成教師有本校背景，研究方向趨同，年輕教師難以偏離“師門傳統”。某地方師范院校，三位科研成果較強的外校候選人落選了，錄用的是清一色本校培養的博士。

在資源分配上，課題申報、實驗室使用、關鍵數據獲取，有時會向“本校師門”傾斜。一位從海外回國任教的副教授提出一個跨學科研究方向，被一句“不符合本院長期學術脈絡”就給否了。后來才知道，那個方向可能跟某位資深教授的研究存在潛在競爭。

在人才培養上，某高校社會學系的內部調查顯示，超過六成本校生源研究生能進入核心導師團隊參與重點課題，超過70%的畢業論文選題延續導師既有框架，學生自主提出的探索性選題不足三成。該系一位研究生說得扎心：“感覺師門內部的‘傳承’有時被置于學術創新之上。”

“師門傳承”被置于創新之上。學術變成了世襲領地，創新變成了門內游戲。你不在這個圈子里，連入場券都拿不到。

有人會說，學術圈本來就有學派、有傳統、有傳承，這不正常嗎？

正常個屁。

論文里也承認，師門承載著師生之間的學術交流、情感互動。但問題是當師門變成了幫派，學術就變成了江湖。江湖有江湖的規矩，大佬說了算，小弟跟著走，外人靠邊站。

有博士生說得很直白：選好導師、投入師門的那一刻，就開始進入學術圈的原始積累。老師所在的“派系”，所占的“山頭”，所擁有的資源，對博士生來說至關重要。進了哪個導師的門下，就被貼上了他所在“山頭”的標簽。

導師能決定你的前途，這在學術圈是“常識”。

這不是幫派是什么？

論文最后提了幾條建議：強化師門組織的育人功能，加強師門組織的文化建設，打造導生學術共同體。話說得沒錯，問題在于當一個組織的底層邏輯就是幫派化的時候，修修補補有什么用？

北京體育大學把“嚴禁按圈選人”寫進招生禁令，說明問題已經嚴重到不得不用制度來堵的程度。遺憾的是，制度能堵住招生這一關，能堵住項目申報嗎？能堵住職稱評審嗎？能堵住那些盤根錯節的非正式學術網絡與利益共同體嗎？

師門本應是學術傳承的紐帶，是知識創新的搖籃。但當它異化為幫派，當“老板”取代了導師，“弟兄”取代了同學，“站隊”取代了思辨，博士教育也就走到了盡頭。

一個靠幫派規矩運轉的學術圈，還能產出什么像樣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