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首宋身”

巴蜀佛韻的時空烙印

——潼南大佛寺石窟造像風格探源

米浩聞 鐘嘉瑜

千里涪江，源遠流長。在涪江之畔、潼南境內定明山大佛寺中，矗立著一尊金碧輝煌的千年飾金彌勒大佛。1000 多年來，這尊大佛已成為一方信眾的精神依托。蜀中自古多大佛，潼南大佛作為“蜀中四大佛”之一，既承襲了巴蜀大佛的共性特征，又獨具“唐首宋身”的造像風格，加之通體飾金的高超工藝與藝術成就，享有“世界第一室內金佛”“金佛之冠”等美譽。

一、南北融合 ：隋代開啟的重慶最早佛教龕像

著名學者李哲厚提出了中國石窟藝術的三個階段與特征。北魏的悲慘世界 ：在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年代，以云岡石窟為代表的大佛，悲憫眾生又無能為力，面容呈現難以言說的微笑 ；盛唐的歡樂頌歌 ：以龍門石窟為代表，凸顯大唐華章 ；唐宋的世俗人間 ：石窟藝術經過唐宋變革，逐漸走向世俗生活。

潼南大佛寺石窟開啟于隋代，有著典型南北交融特征。隋代穩定的社會環境為佛教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隋文帝對佛教推崇至極，《法苑珠林》記 ：“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教，故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a隋代是巴蜀石窟造像的第一個興盛期，石窟造像主要分為川北區、川西區、川中和川東區三大區域。潼南大佛寺石窟屬于川東片區，其造像特點與川北甚至北方石窟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在隋代，巴蜀石窟造像題材逐漸豐富，出現阿彌陀佛、彌勒佛、定光佛，脅侍像也出現力士、天王、天龍八部等，形成一鋪多尊的造像特點。潼南大佛寺東巖摩崖石窟的 8—11 號龕均為隋代造像，其中 9 號龕更被稱為重慶地區最早的佛教龕像，其造像具備佛陀、力士、天尊等一鋪多尊的組合形式，是研究隋代巴蜀石窟造像南北交融的有力依據。9 號龕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像組合，主尊結跏趺坐，肉髻稍有殘損，衣褶紋顯示佛祖身著右肩式袈裟，左手置腿上，右手殘缺不可辨。主尊改變了北周造像站立如柱的特征，身材比例逐漸準確，袈裟樣式豐富，曲線流暢華麗 ；身后左右各有一弟子像，似作聆聽之姿 ；兩側菩薩立于雙層蓮臺座上，身形殘缺，僅可見Ｘ形瓔珞串有蓮花，自雙腿間自然下垂至雙足。隋代巴蜀菩薩造像繼續秉承北周時期裝飾華麗的特色，瓔珞多呈Ｘ形或 U 形掛于胸前或腿部。龕門左右兩側各有力士像，作守衛狀，上身可辨識，腰著短裙，垂至膝下，身體環繞披帛，左力士手懷寶劍于胸前，右力士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握帛帶，展現出隋代繼承北周武士孔武有力、久經沙場的形象，體現出雄邁勁健、氣勢恢宏的盛世精神面貌，頗有震撼感。主尊座下有桃形博山爐，兩側各有蹲獅，雙目圓睜，憨態可掬。右側有題記，記此龕開鑿于隋開皇十一年（591）。

9 號龕下還有一道教龕（東巖 11 號龕），一坐佛立中間，雙手施禪定印。其下有兩畫像碑，碑中有天尊像，身著寬袍坐于蓮上。巴蜀地區是道教的發源地，民眾有著深厚的道教信仰。大佛寺雖以佛教為主題，卻亦容納大量道教元素，將北方的佛教和南方的道教相結合，體現佛道合一、南北交融的造像藝術風格。

二、盛唐頌歌 ：潼南大佛寺的繁榮氣象

唐初社會穩步發展，統治者自上而下推崇佛教，使得全國佛教寺院數量達到鼎盛，有“今天下佛寺，蓋無其數……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a的規模。佛寺并起，也帶來佛教造像運動盛行。巴蜀地區深受中原佛教影響，尤其在安史之亂后，四川相對安穩的社會環境為佛教傳播和造像運動興起提供歷史機遇。此外，巴蜀地區砂巖遍布，有開窟造像的天然優勢，為石窟造像興盛帶來新契機。

佛教入蜀，由北及南傳播。學者蕭易對此有精辟總結 ：“初唐與盛唐時期，金牛道的廣元與米倉道的巴中成為石窟藝術進入蜀地的前站 ；盛唐之后，巴蜀石窟遍地開花，大佛之風尤為盛行。”潼南大佛建造時間在盛唐之后，據《潼南縣志》《遂寧縣志》《輿地紀勝》等史料記載，均有類似“唐咸通年間建，舊有石佛首”的字樣。《皇宋遂寧縣創造石佛記》也明確記錄佛首的樣貌 ：“有巖面江，古來有石鐫大像，自頂至鼻，不知何代開鑿，俗話呼‘大佛’。”以上文獻表明，至遲于唐咸通年間建寺時，已初步開鑿彌勒佛首，且當時僅完成頭頂至鼻端的半截佛頭。至于為何工程半途而廢，可能因當時正值黃巢起義，唐僖宗逃亡四川，調集巴蜀地區的人力、物力、財力，以期對起義軍進行反擊，大佛的修建工程只得暫時停工。關于佛首的具體開鑿年代，2011年在維修大佛時施工人員發現了兩則石刻題記，其中明確記載著“（唐）長慶四年”（824）四字。佛首造像特點突出明顯的盛唐之風，佛頭飽滿方圓，臉部富有彈性，整體雄渾莊嚴而慈祥，具有明顯的唐代造像藝術風格。

除彌勒大佛首之外，大佛寺還有其他唐代龕像，以西巖（千佛崖）最為典型，共有 100 龕窟。其中年代多為中晚唐時期，且均有唐大中年間題記，如大中九年所鑿觀音龕、大中十年所鑿藥師琉璃光佛龕、大中七年所鑿三世佛龕等。三世佛龕下有題記“敬造三世佛 / 三身又弟子 / 唐輔愿平安 / 永為供養 / 大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記”。證明該窟的開鑿年代應為中晚唐時期。

三世佛是佛教常見的造像題材，形式以三佛并坐或并立為主。南北朝時期的三世佛造像由過去七佛中的一佛、釋迦牟尼和彌勒佛組成。唐代在原有基礎上有所改變，以釋迦牟尼、彌勒佛、阿彌陀佛作為固定組合流行于世。西巖三世佛龕，中為釋迦牟尼，左彌勒佛，右阿彌陀佛，三尊并坐，威嚴莊重，象征著過去、現在與未來，分別代表著修行者可以從過去獲得引導、從現在修行自身、對未來保持期望。

三、宋代斯文 ：潼南大佛寺的金佛之冠

中國的石窟藝術唐盛宋衰。唐末五代之際，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佛教的過度擴張間接促成寺院經濟的興起，從而加劇國家財政危機。鑒于此，唐武宗在位期間，在全國范圍內發動“會昌滅佛”事件，使佛教遭受重大打擊。巴蜀地區的佛教發展也受到影響，大量官方寺廟遭到強制拆除，許多在建石窟寺陷入停工，寺僧被迫還俗，佛教傳承出現斷裂。然而，川東地區的石窟卻得以幸免。究其原因，一是這里遠離中原政治中心，“滅佛”和戰亂很難深入波及 ；二是當地并未完全遵行中央的“滅佛”政策，部分石窟寺建地隱秘，減輕了“滅佛”運動的影響。

宋代，川北地區的石窟造像逐漸式微，川東成為巴蜀地區石窟藝術的重要繼承地。在承繼傳統的基礎上，這里的石窟造像拋棄唐代渾圓、飽滿的健壯之姿，進一步向世俗化和風雅化的藝術風格發展。“靖康之亂”并未波及巴蜀地區，特別是以長江水系為主要航道的水運經濟逐漸繁榮，帶動了川東地區的經濟發展。于是，民間的宗教鑿龕造像之風盛行，在南宋紹興年間達到鼎盛，特別是柳本尊佛教的興起，激發了巴蜀民眾的造像熱情，石窟神像遍地開花。

潼南飾金彌勒大佛正是在這樣歷史與藝術背景下，于南宋靖康年間最終雕鑿完成。“宋靖康丙午（1126），道者王了知命工展開身像，高八十尺。”《皇宋遂寧縣創造石佛記》亦記載當時情況 ：“頭后有池，靖康丙午，池內忽生瑞蓮，是歲，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來，化邑人，命工展開身像，令與頂相稱。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皆稱是。”王了知于靖康年間從潼川府中江縣來大佛寺募化，籌集資金以鑿佛身，只可惜在紹興五年（1135）去世。

已建好的佛身，區別于西方佛身衣著特點，整體呈袒露上胸、身著雙領通肩袈裟的儀態，并且左手施“降魔印”，右手施“禪定印”，獨具東方文化特色。另外，其眼瞼豐滿，雙耳肥大，口角微彎，舌尖外露，呈慈悲微笑之象。軀體豐潤富有美感，胸肌平滑有形，摻雜著細膩綿軟的柔弱。袈裟衣紋簡潔明快，線條流暢鮮明，主題突出，是宋代僧人所穿袈裟的真實寫照。肥頭大耳、喜笑顏開的形象，脫離唐代的端莊秀美，更凸顯宋代佛教造像深深融入世俗生活，展現出全新藝術生命力。“唐首宋身”，分期開鑿，時間跨度相距 200 多年，但佛像的整體比例協調，身首渾然一體，是唐宋造像融合的藝術結晶。

從造像藝術的突出特征來看，彌勒大佛以“金佛冠身”而著稱。巴蜀大佛在完工后，往往會貼以金箔，如樂山大佛在唐代已“百丈金身”，潼南大佛也是如此。后繼者寺僧德修繼承王了知的遺志，完成大佛修建工程，并在道者蒲智用協助下完成五層佛閣的修建。碑刻記“道者蒲智用協力增建佛閣，通為五層，盡用琉璃覆護百尺像”。在大像閣基本完工后，他又感嘆“佛已成，閣已就，惟缺嚴飾”。遂遠赴瀘南，求得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軍州馮楫資助。馮楫是高級官員兼虔誠的佛教信徒，晚年積極參與佛教事務，結社念佛，建塔造像，捐資修建瀘州報恩塔并于塔中安置自己的立像。如此，寺僧德修得以迅速為大佛飾金妝鑾，并最終完成高達八丈的大佛金身及五層佛閣的建造工程，呈現出“佛如金山，處于琉璃閣中，金碧爭光，晃耀天際，遐邇具瞻，咸嘆稀有”的佛國燦爛奇觀。

根據大佛旁的碑刻記載，大佛此后又經歷 4次貼金活動，分別是清嘉慶七年（1802）、同治九年（1870），民國十年（1921）以及 2010 年。歷代多次對大佛進行貼金修繕，不僅出于對佛像的崇高敬意與對佛國世界的虔誠信仰，也與大佛在長期自然因素（如風雨、洪水侵蝕）及人為活動（如香火熏染）影響下出現的金箔脫落、表面風化等問題密切相關。在 2010 年實施的貼金保護工程中，工程人員借助現代科學技術，讓大佛得以重新飾金，再現金光普照、慈容宛在的莊嚴形象。

四、明清守成 ：潼南大佛寺在石窟藝術中的延續

梁思成認為，中國明清石窟藝術呈現破敗之勢，要么模仿前人不得要領，要么力圖創新而無章法。期間，潼南大佛寺也少有新的石窟造像開鑿，且原有龕像多有損毀，僅東巖崖壁的關公龕得以較好地保存。

明清時期，潼南大佛寺雖在石窟造像方面少有建樹，卻在石刻題字藝術領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象。大佛寺東西兩側的巖壁上，留存有大量明清時期的題記、詩詠、碑刻、游記、造像記，其中鐫刻鎦金的楹聯有 20 余則。碑刻多為記事之用，如清嘉慶七年《重裝大佛金身序》和同治九年的《大佛裝金記》記載了彌勒大佛的兩次貼金事跡 ：嘉慶七年，本地鄉紳李思貴感念大佛佛法無邊，竟能退賊，遂出資將大佛通體妝金，并立碑記下此事 ；同治九年，文氏三兄弟聯合同鄉親友共同捐資，再度為大佛妝金。詩刻多為文人游玩留刻，明代較著名的有東巖的《楊名詩刻》：“明嘉靖壬寅春吉，四川按察司僉事、前監察史、蒲坂舜原楊瞻書，遂寧縣知縣楊泰、主簿李守維。三月涪江江水清，淵沨伐鼓棹歌烊。逢樓兄弟勤相送，愁見鷗鳧自隊鳴。落日云帆依野寺，回流漁艇背孤城。唱酬且畫登臨興，明日長高離根生。遂州楊名。”詩以三月涪江的清麗之景為底色，將送別時的不舍與對離別后孤寂的預想交織其中，景語皆成情語。

清代題字中較為典型的有刻于關公龕左壁的《培修黃羅帳廟宇序》，記載了定明山東壁原有一處黃羅帳，內供救苦天尊像。咸豐年間兵亂，民間傳說因關帝保佑，蜀川人民才得以保全，遂將關帝與天尊并祀。后因風雨侵蝕，瀕臨傾圮，當地有識之士遂集資捐資，合力修葺。再如被譽為全國最大石刻佛字的“頂天佛字”，字體高 8.85米，寬 6.78 米，剛勁雄渾，筆力千鈞，旁有題刻“佛 / 云巖弗乘書 / 清同治年”。“佛”石如佛像，頭頂藍天，雙手合十，面朝涪江，頂禮膜拜，意為“頂天立地”；沿途的游人亦可面佛叩拜，意為“立地成佛”。

潼南大佛寺自隋開建至今，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石窟藝術融南北風格，兼歷代精華 ：既有北朝造像的勇猛剛勁，又見大唐盛世的恢宏華彩 ；既體現宋代的斯文雅韻，亦延續明清的薪火相傳。它是巴蜀地區石窟藝術的重要寶庫，在中國石窟史上亦占有顯著地位，對巴蜀地區石窟造像的藝術發展與文化內核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本文內容系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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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米浩聞（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碩士研究生）

鐘嘉瑜（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