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表示應該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讓這個被反復測算的數字擺在桌面上，關系到上億人每月能領到多少養老錢。

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每月人均到手的錢，距離一個體面水平究竟還差多少？若要把這個數字大幅抬高，錢究竟從哪里來？

在6月27日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26年中期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給出設想。

劉世錦拋出的一項核心主張，是力爭在十五五時期，讓覆蓋人群最廣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均養老金，增至每月1000元。

在他的整體設想里，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包括國資劃撥社保、財政補貼、短期刺激資金支持以及完善社保繳費。

作為參照，2025年中央確定的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為每人每月143元，只是整個養老保障里最低的一道基礎線。

在疊加省市縣各級配套與個人賬戶之后，有代表委員在測算中，把全口徑月均養老金大致放在287元。

從287元到1000元，這部分人群的月度養老金，大體要在整個十五五時期內提高到原來的3倍以上。

對這部分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每月可支配的養老錢一旦變厚，他們在消費端的底氣也會隨之增強。

他反復強調，這是覆蓋中低收入人群最多的一項基本養老保險，牽動的人群規模在所有社保項目中居于前列。

他給出的判斷邏輯是，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點明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最突出的癥結。

在他看來，宏觀調控和各級政府職能的重心，應當從供給側轉向消費側，落到社保這塊明顯短板上。

他還主張，把宏觀刺激政策支出的50%以上，直接用于緩解供強需弱，重點投向中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目標定得并不低，真正的難點也隨之而來，這筆每月多出來的養老錢，究竟要靠什么樣的來源去填上。

劉世錦設想的主要資金來源，是把相當一部分國有資本劃撥進社保基金，讓國有資本為養老金提供長期而穩定的支撐。

他初步估算，目前A股總市值約120萬億元，其中國有資本市值大體占到40%左右，可供動用的資本基數相當可觀。

據此他提出，可以從中劃撥大約20萬億元進入社保基金，作為養老金長期增長可以依靠的本金。

按他的設想，前3年先行劃撥第一個10萬億元，推動城鄉居民人均養老金從眼下水平逐步增長到每月620元。

后2年再劃撥第二個10萬億元，被劃入的國有資本陸續進入資本市場，逐年獲取相應的投資收益。

再疊加5年累計約1.17萬億元財政補貼，平均每年2000億元左右，整個目標有望在5年之內落地。

他特別說明，被劃撥的國有資本并不改變原有隸屬關系，只是在已有機構之下新設養老基金來管理。

他算的另一筆賬是，這項改革一旦落地將新增需求8.3萬億元，每年大致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至0.5個百分點。

他還提到，這項改革對穩增長具有關鍵作用，也有助于整體提高全社會的終端需求水平，從需求一側注入新的動力。

在他列舉的諸多消費刺激中，這一項對穩增長的拉動效果居前，而另一塊更硬的短板，落在住房上。

劉世錦判斷，要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和消費，單靠商品消費補貼作用有限，關鍵要補上住房和社保兩塊明顯短板。

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名農民工在農村老家，可能擁有一棟約200平方米的房子，一年里卻返鄉不了幾天。

更多時間里，他主要擠在城市里約10平方米的地下室，實際居住狀態與賬面上的寬敞相去甚遠。

按統計口徑，他可使用的住房面積達到210平方米，可真正能夠安身落腳的空間卻相當局促。

他想說明的是，紙面上210平方米的住房面積數據，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進城務工人群在城市里真實的居住窘境。

在劉世錦看來，進城農民工等新市民群體，在城鄉之間長期存在著一種巨大的住房結構性錯配。

他給出的解法，是通過住房保障政策和城鄉資源的重組配置，加快化解農民工等新市民的住房困難。

在他的描述里，這部分人名下的住房資產大多沉淀在農村，真正的居住需求卻集中在務工所在的城市。

住房困境的另一面，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那就是國民收入里始終居高不下的儲蓄。

劉世錦把國民收入拆成消費和儲蓄兩個部分，他強調高儲蓄如果降不下來，低消費就很難頂上去，這是一道硬約束。

他提出爭取用3年左右的不長時間，把全社會儲蓄率降到40%以下，同時把企業儲蓄率降到20%以下。

若能把企業儲蓄當中的一部分轉化為消費，全社會消費率就有望相應提升到60%以上的水平。

他認為這正是落實十五五規劃中提高居民消費率的一項具體舉措，而最直接的途徑是提高企業的分紅率。

在他看來，較大比例的國有資本劃轉社保基金，實際上就相當于國有資本分紅的另一種實現方式。

他還建議穩步推進稅收制度改革，抑制基尼系數繼續上升，逐步把它降到0.4或者更低，從而提高社會消費傾向、壓低住戶儲蓄率。

他援引國際經驗指出，凡是由中等收入階段成功邁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基尼系數大多落在0.3上下。

他認為收入差距如果更趨平衡，就能把更多的國民收入轉化為消費支出，緩解高增長時期大量產能集中釋放的壓力。

他分析當前稅收以間接稅為主，個人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比重偏低，主張對高收入階層合理征稅。

對于有人擔心合理增稅會影響高收入者的信心和預期，他判斷這方面的負面影響不大，反而有助于增強政府保護產權的動力。

他借用一種說法，征稅的能力邊界其實劃定了產權的保護邊界，因為保護產權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保護稅源。

從眼下的基礎線到設想中的每月1000元，這中間隔著的不只是數字，還有一個經濟體在增長與分配之間的重新校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