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聯合收割機

聯合收割機

機器把工作吃了?！恍┐迕?/p>

我們已經詳細考察了使用聯合收割機的后果，這些后果是可以進行統計分析的。這一問題上的許多"事實"——直接收割工作的喪失、拾穗機會的喪失、收入損失的程度、受影響最深的社會階層——都已明確。這里，我將探討塞達卡居民對于這些事實的社會建構。寬泛地說，關于聯合收割機的進入，至少有兩個社會史：一個是由勝利者所宣揚的歷史，另一個則是由失敗者所宣揚的歷史。在此，勝利者和失敗者并非地主和佃農，而是指以大規模的種植者（不論是所有者還是佃農）為一方，以小規模的種植者以及無地雇工為另一方。這兩個階層中間的是那些中等的農場主，這些中等農場主的得失互為抵消，因此他們的看法亦模棱兩可。當然，在塞達卡，農場規模是相當可靠的收入指標，這樣勝利者和失敗者也就大體上對應著富人和窮人。富人和窮人各自關于聯合收割機的社會史，是村民之間的階級沖突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有關聯合收割機的某些社會事實是如此明顯和確定，有關各方都承認了這些社會事實。這些事實構成了共識領域的一部分。這一共識的核心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收入依賴收割勞動的窮人受到了損害，而富人則從中獲益。窮人受損的程度有多大，富人的獲益有多少，這些量的問題完全不能達成共識。對聯合收割機的整體影響是沒有爭議的。阿布·哈桑在農會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還耕種著6里郎土地，他說，"因為機器來了，那些打短工的農民就干坐著了"。托·卡西姆也非常富有，他補充說，"確實，窮人有損失。"在談到聯合收割機時，富人往往更愿意承認窮人的損失，而不愿意承認自己的獲益。而對于窮一些的村民來說，聯合收割機通常使他們說出這樣的話："富人變得越來越富，窮人則變得越來越窮。"在說這些的過程中，這些村民試圖表明，機器不僅給富人帶來了利潤，也給富人帶來了快樂。無地的雇工哈姆扎說，"為工資辛苦的朋友們沒辦法找到足夠的（工作），但那些不掙工資的人卻生活得很幸福"。他的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快樂與痛苦的分界線在何處，也表明了他自己站在哪一邊。即使基于共同認可的社會事實，窮人的議論中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歪曲，他們傾向于把自己的損失與他人的獲益、他們自身的痛苦與他人的快樂聯系在一起。

在討論聯合收割機是如何有效率又是如何有利可圖時，我們進入到一個富人和窮人針鋒相對的區域。富人所宣揚的主要是機器收割相對人工收割的一系列好處。最為重要的是，大農場主提到了機器收割和裝袋時的速度。他們確信，相對人工收割而言，用機器收割每里郎可以多收一麻袋到兩麻袋稻谷。此外，這些大農場主也提到，機器收割可以節省將大米從地里運到臨近碼頭所需的人力和資金。這最后一項工作通常每麻袋需要花費一至兩元，這樣生產成本就明顯增加了。像村長哈吉·加法爾這樣的大種植者，總是不斷地計算機器收割相對于雇用勞力收割在經濟方面的好處。在不計入速度提高及損失減少等要素的情況下，大種植者估計，使用聯合收割機每里郎可以節省18—30馬元——具體數額取決于季節、土地的位置和產量等因素。

使用機器至少還有另外兩個好處，一個人們經常提到，而另一個好處卻顯然不被富人們公開提及。大農場主很高興能從招募收割工人所涉及的管理和監督中解脫出來。這不僅包括在合適的時機安排收割工和脫粒工，還包括監視脫粒以確保稻稈能完全脫粒，還有向脫粒的雇工提供飯菜。雇用收割機不僅省下了勞力和花費，還減去了這項復雜并且隨時可能失控的任務。塞達卡的那些打短工的雇工則指出了促使大農場主進行機械化作業的另一個因素?？ɡ锬沸晾钡刂赋?，機器并不要求預先支付工資，也不在工資之外期待接受伊斯蘭要求的慈善（額外的扎卡特饋贈）。正是在這一點上，富人保持了沉默，或許是因為富人對歷史悠久的習俗正在遭受破壞并不關心。無論如何，絕大多數大種田戶欣然從舊有的收割體系轉向了新的體系。原有的體系使富人陷入一系列的對貧窮鄰居的傳統社會紐帶與義務當中，而在新體系中，只要同機器掮客簽署一個一次性的不帶人情味的合同就夠了。其他人，特別是那些損失最嚴重的人，駁斥了使用聯合收割機的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好處，并且指出使用機器的一些缺陷。無地雇工"瘦骨嶙峋的"瑪和租種9里郎土地的佃農加扎利之間曾發生過一場低調的爭論，這場爭論在諸如此類的許多討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瘦骨嶙峋的"瑪認為，聯合收割機經常漏掉臨近田埂的水稻，并且會壓倒稻田入口處的水稻。他還說，收割機在轉彎或者儲存倉裝滿了的時候會發生堵塞或者會將稻谷溢出來。"瘦骨嶙峋的"瑪作為跟在收割機后面拾穗的發明人，可以算得上這方面的專家。加扎利客氣地表示了異議。加扎利說，使用收割機之后他至少多收了一麻袋。在上個種植季他鄰居的兒子曾經為他手工脫粒，結果，大量的稻谷散落在了稻桶之外，而且在稻稈上也留下了非常多的稻谷。

在其他方面，窮人試圖證明，即使把道德規范放在一邊，聯合收割機的使用對于種田人來說也沒有什么好處。他們聲稱，公正地說，收割機這樣的龐然大物造成了深深的車轍，在灌溉季稻田里還很濕潤的時候尤其如此，這樣土地在下次耕種前很難平整好。窮人們還提到了收割機穿越一塊地到另一塊地時造成田埂的破壞，此外，為了確保聯合收割機有一條道路可以穿越已經收割過的稻田到達任何一塊不在路邊的稻田，還不得不協調種植時間，這也很麻煩。大農場主幾乎毫無例外地對這種反復出現的壞處無動于衷；他們作出了使用聯合收割機的決定，對結果也非常滿意。

然而，塞達卡的富裕村民不愿意承認，僅僅是因為收割機更方便并為他們省了一些錢，他們便剝奪了貧窮村民謀生的主要方式。如果他們承認的話，那么，這就意味著他們公開宣布他們自己微不足道的私利是至關重要的，而且也意味著他們公然否認自己對于社區其他人的福利的義務。正如事實上所有人都已經承認的那樣，大農場主也承認聯合收割機意味著窮人經濟上的困境。大農場主認為，他們的鄰居即使無法接受但也會理解他們的做法，大農場主竭力以此使自己的行為正當化。大農場主們聲稱，由于存在著勞動力的短缺，如果他們想在合適的時機收割莊稼的話，他們除了使用聯合收割機外別無他法。這一聲明也是大農場主使自己行為正當化的努力。這是他們退而求其次并且更實質性的社會辯護方式；大農場主在強調必要性而非實用性。我們將會看到，恰恰是這種辯護方式遭到了窮人的猛烈攻擊，但這種辯護方式并沒有被拋棄的危險。

這種勞動力缺乏的說法非常狡猾。一方面，它只不過意味著，某些人向勞動力支付的工資要比他們愿意支付的工資多。倘使勞動力是充足的，那他們付出的工資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從更為客觀的角度看，如果稻谷因缺少收割工人而腐爛在田里，那么當然可以說存在著勞動力短缺。然而，即使富人也不會這樣說，因為即使在雙耕引入之后而聯合收割機進入穆達地區之前，水稻都被及時收割了。大農場主更為溫和但毫不妥協的說法是，勞動力是短缺的，因而是昂貴的；如果依賴人工的話，他們的莊稼就面臨著危險。因此，村長哈吉·加法爾和他那個耕種著13.5里郎土地的兄弟拉齊姆解釋說，在使用機器收割前，村里的窮人經常離開塞達卡到工資比塞達卡高的地方去幫助脫粒。村長兄弟倆說，成熟了的稻谷收割晚了，而晚收割的稻谷也比正常收割的稻谷要輕，結果這些稻谷的收益就降低了。拉齊姆補充說，"受損失的是種田人"。托·卡西姆也附和了這種說法。他說，到最后一刻，他既缺收割工，又缺脫粒工，因為他們在需要的時候沒有出現；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提高工資招募額外的人手。托·卡西姆說，即使這么做，莊稼也已經被耽擱了?，敗ひ辽夥N了5里郎土地，他也雇用了收割機。他說自己更愿意從村里雇用工人，但他無法做到這一點。瑪·伊莎特別擔心，如果不能在灌溉季及時收割，稻谷就會發芽。他還記得，兩個種植季以前，他的稻谷就是這么被毀掉的。政府的磨面廠只按半價收購了他的稻谷。瑪·伊莎承認，村民的工作被機器取代了，但他補充說，如果不是因為聯合收割機，那些雇工就會松懈，并且不會全天工作，因為他們的收入會很高。

那些大農場主為了自身利益的說辭比事實更值得關注。如同關于階級行為的任何一種公開解釋，這些說辭聽起來似乎有一定道理。即使在雙耕之前，穆達地區的勞動力在收割最繁忙的時節也很緊張。來自泰國和馬來西亞吉蘭丹州的外來人口定期地補充了當地的勞動力。實行灌溉以后，工資最初上漲了將近兩倍，但在1972年至1974年間，收割工人的實際工資事實上下降了。況且，沒有證據證明，從1972年直到收割機的使用，勞動力的短缺導致的莊稼損壞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許多大范圍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農場主希望說明，他們的手腳受到了束縛，如果不雇用機器，他們就會損失部分或全部莊稼。一旦這種論調被接受，他們的行為就有了合理性。因為如果使用機器是拯救莊稼的唯一辦法，那么，塞達卡就沒有人會責備使用聯合收割機的農場主。

那些完全依賴打短工來獲取收入的人，會認為上述說法是無稽之談。羅吉婭每年都為別人插秧和收割，她說，"如果他們不想使用機器，他們可以雇村里人；找工作的人有的是"。寡婦洛斯妮由于辛勤工作而受到眾人的贊揚，她認定，使用機器的人"只是對速度感興趣"。洛斯妮的說法跟其他人的一樣暗示著，為了提前兩三天收割他們的莊稼，大農場主會犧牲村里窮人的福利。村里的雇工很清楚，富人使用聯合收割機是為了滿足他們對方便和速度的要求，而不是出于必需。

如果我們再深挖一點兒，我們就會發現，如同富人看到的那樣，塞達卡的勞動力缺乏并非是對工作太多而人手太少的客觀統計數據。事實上，問題是窮人是否真的想工作。哈吉·沙利姆（有三個妻子、拖拉機、卡車以及許多里郎的稻田）的觀點在這個方面相當有代表性。在承認"窮人只是勉強能夠維持生活"、"他們什么奢侈品都沒有"之后，哈吉·沙利姆趕緊補充說，他們不愿意工作。"他們都游手好閑；他們不想工作；他們很富有，（所以）不愿意（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過去甚至連一輛破自行車都沒有；現在他們有摩托車。"巫統的領導人法齊勒擁有8.5里郎土地，他也同意這種觀點。"村民不來工作，他們說他們發燒了，他們說在下雨，（但）他們是懶惰，他們會去咖啡店里吃糕餅，或者是很早就去市場買魚。""我們的莊稼就這樣被毀壞了。""他們多少有些懶惰；他們自己有2里郎3里郎的土地，但不怎么愿意工作。""而機器是可靠的，而且速度很快。"當這種看法和勞動力短缺的斷言合在一起時，機器使用者似乎就完全不會受到譴責了。他們不簡單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而是在拯救他們自己的莊稼，這些莊稼因為當地雇工的懶惰而受到威脅。維多利亞時代的經營者也想不出比這更讓人滿意的借口來為自己的行為開釋。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觀點得到了各級官方充足的支持與鼓勵。塞達卡所屬的雙溪達汶分區的最高領導人阿布杜爾·馬吉德宣稱，村民不愿意工作。"人們說，他們很傲慢，他們在墮落，他們只有工資很高時才會露面。""只有工資很高時，他們才愿意（工作）。""村民很難相處。"他同法齊勒或哈吉·沙利姆唯一的不同在于，一般而言，他是高高在上地、更為寬泛地談論村民，他沒有對村民做任何區分。他把這些難以對付的村民同聯合收割機進行了對比，然后總結說，機器收割"快速而便宜，并且不用提供食物"。塞達卡和臨近的雙溪通港村的農民協會基本上是由富裕的農場主組成的，在年度會議上，有人表達了幾乎同樣的看法。這些觀點是由伊斯梅爾·艾爾沙德——他不僅是該選區議會的巫統成員，也是高貴的吉打家族的一員——肆無忌憚地公開作出的。"人們不再愿意像先前那樣為工資而工作。""他們只在上午工作，隨后就打道回府。"對此，巫統在塞達卡的領頭人巴塞爾非常贊同。"這些人很難管理；他們爬上椰子樹（來逃避工作）；你無法信任他們。"官員及其富裕的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一方面，雇工現在是或者正在變得懶惰、好斗、不值得信任；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完美的工人，這就是經濟可靠且快速的聯合收割機。

塞達卡的富人盡管承認短期雇傭工作喪失了，但他們不可能去渲染這種損失。就像哈米德說的，村里并沒有太多人完全依賴打短工的工資作為收入。毫不奇怪，那些受到機械化沖擊的人并不會如此鎮定地這么說。當這些人說起他們的收入在過去3年間的劇幅下降時，一種緊張萬分的氣氛主導了這些人的評價。羅吉婭的話代表了這些人當中絕大多數的想法，她說，"如果機器來了，拿走了所有的工作，人們就賺不到什么錢"。"富人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好處，窮人只有損失。""你幾乎兩手空空。""找工作沒用；現在根本沒什么工作。"哈姆扎的表達更為簡潔："我們正在瀕臨崩潰。""瘦骨嶙峋的"瑪說出了這種十分悲觀的觀點，"（因為）機器進來了，馬來人能吃什么？""現在，機器可以奪走一切。"當然，跟"瘦骨嶙峋的"瑪的反問中所暗示的不一樣，這不是饑餓的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個選擇問題：是在村里永遠受窮，還是像年輕人那樣永久地或者半永久地移民？大農場主日益傾向于用機器播種他們部分或全部的稻田，這樣插秧工作也取消了，這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述預言。

正如許多農場主將"勞動力缺乏"視做人的問題而不單單是統計數據一樣，窮人將聯合收割機的引入也視做人的問題而不是機器的問題。如果說富人認為窮人很大程度上應該為勞動力問題受到責備，那么，窮人則認為富人很大程度上應該為機械化受到責備。從表面上看，其他一些因素似乎也導致了聯合收割機的使用：例如，鼓勵使用機器的政府，購買并使用了聯合收割機的以華裔商人為主的辛迪加聯合企業（syndicates）。然而，村里窮人中壓倒性的共識是：使用這些機器的種植者應該受到譴責。當我詢問穆達農業發展局是否該受到責備的時候，"瘦骨嶙峋的"瑪迅速做出了回答，"應該被譴責的不是政府，而是村里人；正是他們把機器叫來并使用那些機器。""如果他們拒絕使用，那機器就不會來。""他們怎么能夠連汽油費都付呢？""似乎是機器在請求救濟，然后我們就給了（它們救濟）。"當羅吉婭談到機器對她的收割時打短工的收入造成了侵害時，她說，當塞達卡的某些人選擇使用機器時，他們"沒有同情心"。我們經?？梢月牭筋愃频脑u論。卡里姆猜想，富人之所以更喜歡機器，是因為他們不用預先向工人支付工資，也不用給工人額外的扎卡特饋贈，他還總結說，"富人并不打算為我們煩心"。跟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樣，在這個問題上，村民首先責備身邊的人。我猜想，這并不是說，貧窮村民認為政府和聯合財團不該為他們的苦難負責。畢竟，大種植者在道德約束之內；大種植者是村莊共同體的一部分，所以不應該漠視他們的行為對鄰居造成的后果。

即使在機器付諸使用后，依然有一些大種植者繼續雇用本地的勞動力。這些大種植者因此受到了表揚。這種表揚和上面的批判都運用了相同的計算方法?？偣灿衅甙藗€大農場主被挑選出來，他們是"有同情心"、"好人"的典型。這種表揚的結果是把這些人變成具有象征性的正面典范，就像哈吉·布魯姆和拉扎克被當做負面典型一樣。這里要說的是，如果其他種植者對本村村民有相應的照顧的話，那么，本村村民也會這樣做。

這種微弱的宣傳攻勢似乎不可能對富人的感受有太大的影響，當然，除非有些富人發現他們使用聯合收割機的精心論證受到了質疑。托·卡西姆是個例外，托·卡西姆是聯合收割機中介人，他的工作就是為他的華裔雇主安排好當地的收割工作的時間表，托·卡西姆以此可以換取每里郎5馬元的酬勞。托·卡西姆顯然為尋求自己工作的正當性而頭痛不已。事實上，他是收割機所有者的代理人，而且他清楚地意識到了某些貧窮的鄰居對他的蔑視。"他們說我錯了，"托·卡西姆說，"但是，是那些土地的所有者吩咐我去叫收割機的。""如果我不做，別人也會去做。""我也得活命啊。"托·卡西姆在這里顯然非常局促不安；托·卡西姆同時還強調，他"只是服從吩咐而已"，并且這工作總得有人做（為什么他不能做呢？）。尷尬的跡象看起來是明顯的。

在整個村莊內，尤其是在窮人中間，人們強烈感覺到，村里的經濟關系的自然秩序被聯合收割機搞得亂七八糟。工資的發放方向被逆轉了；如同人們期望的那樣，工資通常是從富人流向窮人?，F在，你瞧，工資向相反方向流動了，因為種田人得給聯合收割機的主人支付工資，而后者要比前者富得多。阿明的話揭示了這種反常：過去，你得去找窮人，然后再付給他們工資。現在，你得去找富人，再付給他們工資。以前是（擁有或租種土地的）華裔雇用我們；現在是我們雇用華裔。甚至帕克·亞赫也得給富人付工資，窮人卻在家待著無所事事。人們總是滿懷驚訝地重復這樣的句子："現在富人在掙工資"，或者"現在窮人雇用富人"。這些說法反映出了看起來極其混亂的情況所具有的諷刺意味。對于村里的富人來說，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古怪的事；但對村里的窮人來說，這真是一件痛苦的具有諷刺意味的事：過去屬于他們的工作和收入現在都讓富有的商人拿走了。塞達卡的雇工指出了兩個——而不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說法，這兩個說法一起可以概括各種各樣的議論。第一個說法是，現在"機器擄走了全部錢財"。第二個說法是，"錢財正在遠離村莊"，事實上是遠離國家（他們提到了香港、日本、澳大利亞），并且永遠地離開了村里的流通領域。這里背后暗含的意思是，雇用同村的鄉親應該優先于雇用外村人，更別說機器了。因為這樣的話，金錢就被留在了當地宗教儀式的禮儀圈子之內，而受益的則是村里的所有人。

當地農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小插曲或許最清楚地揭示了窮人和聯合收割機二者之間的關系。在1979年灌溉季的收割期，那時已經是收割期的后期了，而且田里也很濕。有消息傳到村里，說是在南邊四里遠的雙溪凱林村里有一臺收割機陷入了稻田的黏土里。由于下午的工作已經結束，立刻就有十來個村民騎著自行車和摩托車到雙溪凱林村去看。大概一小時以后，他們回來了，說收割機真的卡住了，司機試圖把機器開出來，卻使它陷得更深了。從第二天一早開始，持續了此后的一個半星期，塞達卡以及四鄰村莊看熱鬧的人群越來越多。幾天之內，雙溪凱林村的收割機成了"朝圣"之地。想把機器拉出來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每天都會嘗試一種新的方式——絞盤、拖車、將纜索綁縛在裝滿貨物的自動裝卸貨車上來拉、推土機——但都不管用。從辛迪加聯合企業來的兩個收割機的所有者每天都來，他們顯然非常焦急和生氣。當每個新計劃實施和失敗之時，這兩個所有者都會對工人大吼大叫，指手畫腳。日漸增大的人群并沒有給這兩個所有者的情緒任何鼓舞，人群堅定不移地反對收割機及其主人。人們為這臺收割機日益陷入吉打州的爛泥中高興不已。事實上，一星期之后，稻田一百碼的地方只能看到收割機的駕駛室；時間是站在吉打州的爛泥一邊的。與此同時，當地的勞動者在無法動彈的收割機周圍收割、脫粒，收割機現在已經沾滿了泥漿，整個世界看起來都成了出土文物的考古場所。

在我的田野調查中，我從未看到人們這么高興，這么滿足。人們的情緒毫無疑問越來越高昂，仿佛收割機真的被吞噬了。人們的談話集中在兩方面：第一，隨著收割的推進，機器主人可能每天都要損失大筆收入；第二，因為1972年以來稻田整年被水浸著，再加上持續使用機器，類似事件可能會經常發生。最后，收割機的主人對其他辦法徹底失望了，他們雇了一幫苦力，這些苦力差不多挖空了機器周圍，并在機器前面修了一道小斜坡，機器這才被拖了出去。即時的朝圣與節日猝然中斷，但它提供了一個"因果報應"的小插曲。

這里同樣不應該忽視的是，聯合收割機導致了大種植者和雇工之間更為直接的敵對關系。任何機械化進程的退步都是大農場主的倒退，與此同時，機械化進程的退步卻是對那些尋找工作的人的恩賜。這在灌溉季的收獲期尤其明顯。過去，大農場主的好收成也是雇工的利潤；農場主的好收成意味著雇工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和薪水。然而，現在，大農場主的壞收成才是雇工直接收獲的時期。風雨造成的莊稼倒伏越多，地里的水越深，使用聯合收割機收割的范圍就越小，這樣留給窮人的工作就越多。完全是由于聯合收割機，窮人第一次發覺自己實際上在期望洪水、在期望莊稼被毀壞，因為他們可以從這些不幸中獲益。甚至天氣也變成了某種階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