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文 | 難得君
晚清的上海灘，風向變得很快。
江面上掛著各色旗子的火輪船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是洋行里那些讓人心跳加速的薪酬數目。
美資旗昌洋行的一位華籍輪機長，月薪是足色紋銀250兩。而同一片江面上，大清水師衙門里同級別的技師，月俸只有30兩。
這巨大的差額，是實打實的硬通貨，比任何勸人向善的道理都管用。
于是，匠人們開始流向薪水更高的地方，這是資本逐利的天性，也是生存的邏輯。
對此，朝堂之上并非毫無知覺。
曾國藩在一封奏折里留下過這樣的字句：“洋商重資誘我華民，致工匠皆不愿為國效力，甚非久計。”
他看得很清楚，這是釜底抽薪。劉坤一也上過折子，他擔心的層面更微妙一些：“洋行薪水太高，恐華工得此厚利，久而生驕，忘其本分。”
言語間，不僅是利益的流失，更有一種對舊有秩序的憂慮。
面對這種“人才外流”，地方大員的處理方式直接且強硬。
兩江總督沈葆楨大怒，他給出的定性是“資敵”。罪名一定，便有三十名在洋行任職的華籍員工被拿下，發配黑龍江。
這些曾經掌握先進技術的熟練工，轉眼間就成了戍邊的罪人。
李鴻章的手段則顯得更具“規則意識”。他直接給天津海關道下令，規定了洋行雇用華人的月薪上限，不得超過100兩，否則以擾亂市面論罪，買辦還要連坐。
洋行自然不愿放棄好的技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把超出限額的部分變成了年終的紅利發放，算是勉強維持住了雇員的實際收入。
財政上的打壓也緊隨其后。上海道臺吳煦推出了“保甲加捐”的規定：凡月薪超過50兩者，需征收10到30兩不等的保甲費。
這筆費用，名義上是為了地方治安，實則精準地指向了那些在洋行拿高薪的群體。
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分配環節，把流出去的銀子，再舀一部分回來。
一百多年過去了，大家看看是不是從來沒有改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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