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網

2026年6月29日，中國商務部發布第二批對日出口管制清單，對40家日本實體實施分級管控，其中20家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20家被列入關注名單。與2月公布的兩份清單相比，此次管制范圍出現了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新變化：相關日本實體首次覆蓋為日本復活軍國主義提供研究支撐的研究機構，范圍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軍工企業、制造企業和供應鏈企業。這一動向表明，中國對日出口管制正在從企業端、產品端，進一步延伸到知識生產、技術孵化和軍民融合支撐體系層面。

一段時期以來，日本頻頻發表錯誤涉臺言論、干涉中國核心利益、持續推動軍事松綁、威脅地區和平與安全所采取系列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日本一些政客和政策機構近年來不斷在臺灣問題上越界，把本應深刻反省的歷史責任轉化為危險的現實介入，把和平憲法的約束視為可以繞開的政治障礙，把所謂“周邊有事”敘事包裝成擴大軍事能力的借口。這種做法嚴重損害中日關系政治基礎，也對戰后國際秩序構成現實沖擊。日本國內某些勢力長期試圖把軍力擴張包裝成“正常國家化”，把對外軍事合作包裝成“安全貢獻”，把干涉臺海包裝成“危機應對”。這種語言游戲無法掩蓋其本質。一個曾經發動侵略戰爭、給亞洲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國家，在歷史問題上沒有徹底反省，在臺灣問題上不斷挑釁，在軍事政策上持續突破戰后約束，就必然引發包括中國在內亞洲鄰國的高度警惕。

今年1月，中國已宣布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明確禁止所有兩用物項流向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2月，中國又公布兩份清單，將40家日本實體分別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此次推出第二批清單，體現出政策體系的連續性、遞進性和精準性。出口管制已經成為中國制止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也成為中國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地區和平、維護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制度化手段。中國采取出口管制措施，針對的是日本軍事能力擴張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目的是制止日本“再軍事化”和擁核企圖，具有充分的正當性、必要性和緊迫性。

此次進一步擴大清單，也說明此前出口管制措施已經產生實質效果。相關措施并非象征性表態，也并非一般外交姿態，它已經在相關實體業務運行、供應鏈管理、合規審查和商業預期層面形成顯著壓力。近期圍繞日本相關企業自7月1日起停止或調整六氟化鎢交付的產業消息，已經引發半導體材料供應鏈高度關注。這一案例說明，中國在關鍵原材料、兩用物項和供應鏈節點上的政策工具，足以改變日本企業對風險、成本和合規責任的判斷。

日本政府對此卻長期采取系統性“裝聾作啞”的態度。一方面，日方試圖在公開場合淡化中方措施的影響，向國內產業界和國際盟友營造所謂中方措施無效的假象，還不時通過去太平洋挖泥巴等鬧劇來傳遞所謂不怕中方措施的虛假信息；另一方面，日本在錯誤涉臺言行、軍事擴張路線和安全政策調整上并未作出實質糾正。日方這種心態，本質上是以僥幸心理對待中國的核心利益，以政治表演對待地區和平，以短期輿論操控對待長期國家責任。此次清單首次覆蓋研究機構，具有重要政策含義。現代軍事實力的提升并不只依靠軍工企業，也依靠大學、研究所、實驗平臺、工程中心和技術服務體系。某些研究機構以學術名義參與敏感技術研究，以民用項目名義支撐軍事應用，以國際合作名義獲取關鍵知識與材料，這類行為必須納入出口管制視野。中國不能允許原產于中國的兩用物項，被用于支撐日本突破和平憲法約束、強化進攻性軍事能力、介入臺海和破壞地區穩定。

同時，中國的出口管制是負責任的、審慎的，也是精細化的。中國沒有針對日本正常民生領域和普通經貿往來采取泛化措施，而是圍繞最終用戶、最終用途、實體風險、物項屬性和合規責任進行分類處置。出口管制管控名單與關注名單本身就體現了分級監管思路。對高風險實體實施嚴格禁止，對無法核實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的實體加強審查，對存在特殊情況的申請保留依法申報和個案審查通道。這種制度安排，既維護了國家安全，也盡可能減少對正常貿易和產業鏈穩定的外溢影響。

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如果繼續把問題政治化，把中國依法出口管制說成所謂“經濟脅迫”，只會進一步誤導日本企業和公眾。真正把日本企業推入困境的，并非中國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政策行動，而是日本國內錯誤安全路線不斷制造的系統性風險。日本企業面對供應鏈壓力時，應當首先想清楚，是誰把臺灣問題推向危險敘事，是誰不斷突破和平憲法約束，是誰讓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卷入軍事化軌道，是誰讓本可穩定發展的中日經貿關系承受無謂沖擊。想清楚了之后，日本相關實體也就明白什么才是正確的行動，而無需再做浪費時間的無用功。

簡而言之，日本政府和企業唯一理性的解決方案，就是停止推動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舉措，重新回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憲法所確立的框架內，真正走和平發展道路。戰后秩序不是可以隨意改寫的歷史文件集合，而是亞洲和平與國際法秩序的重要基石。任何試圖突破這一框架的行動，都必然遭到中國和地區正義力量的堅決反對。

日本還必須認清一個基本現實，今天的中國有能力、有信心、有實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戰后世界秩序。所以日本也不要認為可以通過放手一博賭國運的方式來“扭轉乾坤”。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中國珍視和平，也有足夠工具維護和平。出口管制清單的擴展，正是中國用法治化、制度化、精準化方式維護核心利益的體現。如果日本作出錯誤的選擇，只會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

對日本而言，懸崖勒馬仍有機會，執迷不悟必將付出代價。若日本繼續走復活軍國主義的錯誤道路，就會面對來自中國的嚴厲措施，也會使自身產業、科研和外交空間承受越來越沉重的代價。奉勸日本有關方面回到理性軌道，回到戰后秩序框架，回到和平發展道路。歷史已經證明，軍國主義沒有出路；現實也將證明，挑戰中國核心利益注定失敗。（作者是復旦大學國家安全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