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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鄭海藏是一個胡思亂想、廢話極多的人，而且喜歡把這些廢話寫下來。考慮到或許有讀者感興趣，鄭海藏決定公開這些隨想。由于和“北敘利亞通訊”的主題無關，不便于在主號發送，遂在副刊設立【海藏閑話】一欄，不定期更新。本欄目的內容僅為個人意見，不代表公眾號觀點。鄭海藏傲慢自負又好作驚人語，不要太把他的閑話當回事。

按：此為舊文。

永康元年正月，賈南風“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詔東宮官屬不得送”。太子舍人王敦與東宮同僚“冒禁于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司隸校尉滿奮將王敦等人收縛送獄，后經河南尹樂廣營救才得以幸免。二十余年后的太寧元年，王敦與郗鑒論及樂廣與滿奮二人優劣，王敦卻對樂廣不以為然：

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后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茍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王敦本是為愍懷太子守節而獲罪之人，緣何否定昨日之我，貶抑恩人樂廣而褒揚滿奮？當然是現下的政治需求使然。王敦對皇太子司馬紹素來忌憚，欲廢之而未成，心中并不愿意承認司馬紹即位的合法性。對郗鑒貶樂廣、褒滿奮，是試探郗鑒之志節，暗示欲再行向闕廢立之事。郗鑒洞察王敦所思，直以昨日之敦攻今日之敦，王敦終于無言以對。距離他生命的終點也只有不到一年時間，不知他臨終前可曾回想起為愍懷太子哭泣的早年？

王敦由忠臣而叛逆，是二十余載時勢變遷使然。其僭越之心何時萌芽，后人無從得知。若將王敦所作所為樁樁件件都歸為叛逆之計劃，只能是一種不恰當的回溯性建構。而常被例舉為王敦叛逆計劃一部分的便是太興元年劉琨之死中王敦的推波助瀾。當下通常將此解釋為王敦誅除時望，為叛逆掃清障礙的行為之一。然是時晉祚方復立于東南，上游杜曾等尚未平定，王敦與司馬睿的矛盾更無從談起。若是謀劃叛逆，又怎會置近在眼前的祖逖等人于不顧，而去誅除遠在幽燕之地的劉琨呢？

王敦陷害劉琨，并無切實的政治利益可言，而僅僅是出于情感上的憎惡。王敦因好惡而殺人是有先例的，王澄便是因此遇害。昔日王衍品評人物，以王澄在王敦之上。后衍舉薦子弟出鎮，問以方略，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敦又居下風。后王澄失荊州，造訪王敦時仍“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將王澄殺害。得知王澄被殺，劉琨感嘆他是咎由自取。他曾預見王澄的死，卻無法預知自己也將與王澄死在同一個人手里。

劉琨與王敦結怨，仍要追溯到賈南風掌權的元康末年。其時劉琨黨附賈謐，位列金谷二十四友，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紅人，而王敦身為東宮屬官，則是賈南風一黨壓制的對象。這在《世說新語》中關于王敦與石崇的故事里便可見端倪：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是金谷園的主人，魯公賈謐二十四友的核心，而王敦、王導兄弟則屬太子一黨。王導早年的政治活動晦暗不明，所謂“司空劉實尋引為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并不行”，可能有所晦飾。劉寔在愍懷太子司馬遹初封廣陵王時就是他的老師，在元康年間長期擔任太子太保。可見王導身上亦有強烈的太子黨烙印。 石崇令王敦、王導堂兄弟飲酒，即是代表賈氏一黨對太子黨施壓。

王導性素柔和，勉強飲酒，暗示了他對賈氏退讓的立場。在后來哭送太子的屬吏中，亦不見王導的名字，這大概便是王導早年仕宦記載語焉不詳的原因。而王敦則保持強硬的態度，對石崇斬殺美人的暴行置若罔聞。此時的王敦不愧為太子黨的堅定分子。政治立場令王敦備受打壓。這位士族子弟、武帝駙馬被譏諷為粗鄙不文之人，大概也是從此時開始。所謂“澡豆為飯”的笑話，可能便是金谷二十四友的編排。王敦飽嘗的冷眼熱嘲中想必有劉琨的一份。

太子的死令王敦一度遭受牢獄之災，而賈氏的滅亡無疑給了劉琨沉重的一擊。但依靠與趙王世子的親戚關系，劉琨竟搖身一變成為司馬倫的屬吏，翼贊其稱帝。王敦的心中無論如何不可能平衡，他加入了齊王討伐司馬倫的事業，與劉琨所處的陣營兵戎相見。王敦再一次成為勝利者，但劉琨又一次發揮了變色龍本領得到赦免。此后王敦的記載不多，他隨波逐流，直到司馬越興起后依靠王衍的關系而出鎮。劉琨也加入司馬越的陣營，積極鉆營下他獲得方伯之任還稍早于王敦。

此時王敦眼中的劉琨無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人，他曾經黨附賈氏，是陷害太子、打壓東宮眾人的幫兇。他見風使舵，善于投機，總是能在一次次政局變動中化險為夷。這樣的劉琨卻與自己同屬司馬越之臣，自己拿他毫無辦法，豈不氣煞人也？眼見劉琨這樣的奸佞大行其道，王敦又怎么能不對世道喪失信心，蛻變為圖謀私利之人呢？

但劉琨真的僅僅是因為這些而死的嗎？僅僅是元康年間的舊怨令王敦痛下殺手嗎？劉琨和王敦的人生在晉室綱紀崩解之后卻向相反的方向繼續前進。王敦成為司馬越-王衍君臣狡兔三窟計劃中的一枚棋子，后又為司馬睿的江東帝業前驅，對忠臣華軼痛下殺手，攻擊已被招撫的杜弢以為功勞，私心自用排擠陶侃霸占荊州，與長安朝廷派遣的第五猗對抗。而劉琨則成為晉室的北方柱石，以晉陽一隅之力堅持與漢趙政權對抗，雖也有與王浚內訌、軍政無方的缺陷，終究是瑕不掩瑜。在王敦背棄過去的自己，走向陰暗面的時候，劉琨卻從小人轉變成了英雄。

這才讓劉琨不得不死，當他是反復無常的政治變色龍時他還有希望活，而英雄是注定不能存在于這個世道的。只有殺死劉琨，王敦才能殺死心中過去的自己。只有殺死劉琨，王敦才能繼續自欺欺人。劉琨的存在就是王敦墮落的證明，他把王敦襯托成了一個小丑。劉琨的轉變否定了王敦“與魔鬼交易”的后半生，王敦不可能讓他活下去。

劉琨之死是劉琨的悲哀，更是王敦的悲哀。殺害劉琨恰恰是因為王敦尚有良心，劉琨的一舉一動都讓他備受煎熬。王敦終究沒有辦法與昔日的自己完全決裂，因此他面對郗鑒最終也無如之何。這種態度也注定了王敦晚年的失敗。

公元318年，劉琨遇害，時年不過48歲，卻已比金谷二十四友中大多數人活的更長久。6年后，王敦在絕望中死去，其首懸于南桁。公元300年時他們分別被視為太子的忠臣和賈氏的佞臣，今天他們的角色卻完全翻轉。劉琨與王敦的相繼死去終結了元康時代的恩怨，而他們的政治生涯則是元康政治崩潰的寫照。這到底是誰的責任？歷史學家們已經有太多答案，但只有民眾白骨與鮮血堆砌而成的答案構成了歷史，一段三百年的神州陸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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