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行家

來源：羅輯思維（ID：luojisw）

成年人之間，能一起吃飯、一起辦事、關鍵時刻互相幫忙，但真正說到自己的家庭、感情、焦慮和迷茫時，往往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了。人沒走散，只是慢慢地，不再走進彼此的生活了。

作家、得到App《年度人文課堂》主理人賈行家用一個很中國的詞來描述理想的友情，叫“和鳴”：不是簡單地關系好，而是兩個人的心能夠彼此共振，能在價值觀、感受力和人生節奏上聽見對方。

和鳴，大概是我們普通人渴望擁有的關系，既要一起面對現實事務，也要能分享日常細節；既能在大事上托底，也能在小事里傾聽。

為什么好朋友未必適合合伙？為什么有人看起來朋友很多，卻很少有機會對人傾訴？卻很少有傾訴？為什么那些看似無意義的閑聊，反而可能是友情最重要的養分？

賈行家老師這篇文章，談的不是古典知己的傳說，而是現代人如何重新學會建立連接。

01

和鳴容易，同調很難

“和鳴”的確是一種美好的友情體驗。和鳴是心與心的共鳴，能超越現實利益和身份區隔，同時，和鳴往往需要一起做具體的事業。

我們需要承認的事實是：中國人是在關系中行動的，整個社會也是按關系格局組織的。在明面上要公私分開的東西，事實上也分不開。這就好比：不要在微信上問別人“在嗎”，人家在嗎，得看你是什么事兒；而那事行不行的標準，在于關系怎么樣。

這其實是我們前面談到的中國價值觀最追求的——“共享同當”場景的表現，越向上、越靠近私人情感的場景，能成的事越多。中國的現實是一個連續的灰度世界，情感和資源彼此纏繞，一個表現就是：越重大的事，往往越是在非正式場合里決定。

另一面是，面對未知的事業，只有相互信任的朋友，才能提供那種托底、支持和價值觀上的一致，甚至會有伙伴提前準備好替大家犧牲。

對做事的人來說，這是最重要的依靠。所以在事業里形成的共鳴，和只在假期聚會、一起從事愛好的關系，確實不一樣。所以會有這樣好似悖論的現象：在一個以世俗為根本面貌的社會，完全沒有利益和現實成分的情感交往，就不會是最深層次的交往。

大概由于中國的崛起，西方人文學者（如楊美慧、Thomas Gold、Yanjie Bian）開始關注中國人在商業倫理中的不同表現，把中國文化中的“關系”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從命名上就看得出：從前是直接用英文relationship和friendship翻譯，現在傾向于用音譯名詞Chinese Guanxi，哪怕不能讓英文讀者理解，也起碼先區分出它是一種不同的機制。

西方研究者還把Guanxi拆分成一組連續的拼音概念：Gongjing、Renqing、Xinren還有Jiangyiqi。他們的研究對我們也有啟發：比如用“關”這個音是指兩個人的紐帶，而“系”是指人際網絡。這就建立了對比視角，相對西方語境常把“真正的友誼”與“利益關聯”對立起來的表述，中國的關系現實里，情感聯結和資源流動往往是纏繞的。

關于“和鳴的朋友該一起做事”，還有個矛盾，是常見的說法“好朋友可以一起玩兒，但不要合伙做生意”，一沾錢就不純粹了，兩樣都沒了。這值得具體分析。

比如，可能做的那件事本身就不對頭，大家也不擅長。又或者，朋友關系來自早年經歷，由記憶維系，它很珍貴，可是如今彼此的心，或者說價值觀和認知，已經不同步了，用“和鳴”的意象說，不是誰對誰錯，是不在一個調上，屬于不和諧的音程關系。

所以，這種友情可以在危難中相互扶助，卻不能推進正常事務。這其實說的是情感和行為的邊界。可以作類比的是：如今有好多年輕人煩惱，自己和家人在感情上很親近，沒想“斷親”，可過年回家幾天就互相厭煩，不知如何相處。

因為“愛”和“喜歡”是兩回事兒。建立一個具體的相處界限，反倒能延續雙方都珍惜的關系。

02

向從前的人學習，向女性學習

下面來看一些友情的樣本，這些樣本的大體方向是：向從前的人學習，向女性學習。

第一個觸動，是聽古典文學學者、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黃曉丹老師講古人和現代人的情感模式對比。她說，歐陽修寫信，安慰喪子的朋友，會坦誠地分享自己喪子的悲痛。這也是一個友情的要素，要先自我表露，才能建立連接。

歐陽修寫信給梅堯臣，會不停探問最近寫了什么詩文，熱烈而直接地表達思念之情。還有，蘇武和李陵在分別時，“那種黏黏糊糊的感情，抱怨、不舍、被拋棄感，卻又愿意送對方上路。

這種復雜情感現在恐怕只有男女關系中才能看到。”我當時接話說，“現在連男女關系里也少見了。”

我們把這種真誠坦蕩、深切綿密的情感表達稱為“古風”。曉丹老師提到，在今天，哪怕古典文學學者，也往往只有在另一位朋友去世、要寫悼念文章時，才能流露類似的深情。

在我的記憶里，我們上一代人彼此寫信時還是可以抒情，這和感知力有關，和所謂文化水平關系不大。

我猜，這個變化與交通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有直接關聯。信息越阻隔、見面越不容易，人就對相處越珍惜，越要把醞釀已久的東西鄭重地、像是最后一次一樣地，表達出來。

相反的悖論是，當見面越是容易，人越不見面，想著總有機會；通信越便利，越是沒啥可說的，因為情感表達是一種需要訓練的能力。我們的情感現在如同一個有缺口的袋子，隨時泄露，難以積攢。

這是表達深度上的遺憾，再說細節和密度上的：現在，我和最好的朋友，平常也不大見面，我們只知道彼此有需要時對方一定會出現。很慚愧，見面談的都是無聊話題，比如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什么的，因為都是和我們沒有直接關系的事。

一位女性朋友目睹到這種情景，大為驚訝：你們平常就這么相處啊？她告訴我，女性朋友間有大量共度的閑暇時光，她們分享彼此的生活細節，訴說在家庭、情感和事業上的煩惱，這被很多男性認為是隱私。

年輕時，她們有更多情緒化的應和；年長以后，也許只把自己的遭遇平靜地說出來，就能起到彼此撫慰的作用。她問我：你們之間就不說說家里的事兒嗎？我回憶，多數情況下，好朋友間也只羞澀地彼此問一句：“家里都挺好的吧？”可以共同面對風險，但是不大分享細節。

當代社會學家（Geoffrey L.Greif：《Buddy System》）觀察，這種男性、女性交友行為的差異，可以形象地描述為：男性友誼模式是“肩并肩”，就是剛說的，可以一起做事業，或者一起看球、打牌、釣魚，混在一起，都是用肩并肩的方式維系連接。彼此的交流大多是交換信息，屬于任務式的，較少出現支持情緒的閑談。

而女性友誼是“面對面”式的，她們會凝視對方，坦然地表達日常的脆弱、煩惱和痛苦，同時用自己的關注做出回應。女性朋友間可以相對輕松地談論夫妻、親子的情感問題。

所以，那位女性朋友目睹了我們男性好友的相處后，同情地說：“人可不是單純地需要見某個人，還需要一種關系、一種氛圍，就跟植物需要氮磷鉀一樣。”

我說個相關的觀察：老年夫妻里，如果是妻子先走一步，剩下的丈夫往往很難從情感到生活上自理，有部瑞典電影叫《一個叫歐維的男人決定去死》，好萊塢的翻拍版是湯姆·漢克斯主演的，講的就是這種情形。

而假如留下的是妻子，大概率會不同，她會在閨蜜和親戚的陪伴和交流下，恢復正常生活。這不完全是生理差異，也有社會環境和自我認知的因素。

所以我只留結論：男性需要向女性學習朋友的相處之道。這是我讀完一本叫《閨蜜：女性情誼的歷史》的書的感受，作者是斯坦福大學的兩位女性學者瑪麗蓮·亞隆（Marilyn Yalom）和特雷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也是一對多年閨蜜。

她們的研究主視角是社會史和文學史，考察友情如何長期被男性的話語壟斷，以及當代女性的友誼面貌。健康綿長的友情是什么樣的？

03

觀察相處場景里的具體權力狀態

我撈干貨，結合中國傳統追求“和鳴”的友情觀，和你設想一下健康綿長的友情是什么樣的：

首先值得重新認識的，就是這種“閑聊”狀態。

它長期被輕視，16世紀的法國思想家蒙田有一篇《論友誼》，在人文主義傳統里影響巨大，它把友誼作為現代公民事業的聯結，說白了就是“高尚的友誼得在一起商量大事”。

即便不久前的思想家，也認識不到女性友誼“面對面”的真實價值，說“沒完沒了的閑聊玷污了思想的優質交流”(C.S.劉易斯，1960)，這就是男性假說的常見表達。

我意識到這種狀態可以塑造偉大的友誼，是看日劇《重啟人生》。幾位女主終日在一起嘰嘰喳喳地議論生活小事、吐槽日常，起初，我有點兒不以為然，按心理學說法，這叫“共同反芻”。

可后來的劇情是：女主會為了拯救兩位死于空難的閨蜜，用連續幾輩子的時間重生，去報考飛行學院，爭取駕駛那架客機，要把朋友們救回來。成功之后呢？還是用余生繼續嘰嘰喳喳地閑聊。

原來，生命中的大事是被小事積累推動起來的。與朋友相聚、彼此傾聽，就是大事，浸泡在對方的細節里，就是完整、連續地走入她的人生。

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男女間可能有純正友誼嗎？話說至此，我們發現，真正的差異不在性別和性向，而在于相處習慣。

如果說民族認同來自于文化而不是種族，那么我們也可以指望：男女友情的純正，在于理想的相處之道。

我多說一句：這是理想狀態。談友情當然應該談理想，但也要觀察相處場景里的具體權力狀態，如果權力環境不正當，就要慎重。

最后的問題是我專門請教女性朋友：請教給我們一些你們與朋友彼此傾聽、彼此照料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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