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得百花成蜜后

——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與研究

作者簡介

李惠芳（1942-　）　女。出生于湖北武漢。武漢大學教授，兼任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湖北省民協(xié)副主席、湖北省民俗學會副會長、湖北省文聯(lián)委員。著有《民間文學的藝術美》學術論著及論文數(shù)十篇。參著、合編的主要著述有《民間文學概論》、《民俗學概論》、《中國民俗大系·湖北民俗》（主編）、《楚風楚俗》、《中國風俗辭典》等。

民間文學，是民眾口傳的文學。口頭創(chuàng)作、口頭流傳，是它區(qū)別于作家文學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把流傳在口頭的民間作品加以搜集、整理，是保存民間文學的重要手段之一。

搜集整理的現(xiàn)實意義

關于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問題，曾引起過學術界的激烈爭論。究其原因，乃是對搜集整理的目的意義認識不一，因而對搜集整理的原則與方法也各有選擇。為了進一步探討和總結搜集整理工作的內部規(guī)律，有必要對搜集整理民間作品的歷史進行簡單的回顧。

縱觀我國民間文學發(fā)展史，對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并不是由民間作者自己進行的。一則因為民間作者一般無主動的創(chuàng)作意識；再則，民眾亦沒有采錄、整理自己口頭創(chuàng)作的條件和可能。舊時代，對民間文學的采錄主要有以下幾條途徑：

一是在所謂“清平盛世”，王者為了考察政績，粉飾太平，需要采列國之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而且，自漢武帝以后，東漢光武帝劉秀，和帝劉肇都曾設立過與樂府相似的機關，并經常派遣使者“使行風俗”、“觀納民謠”，甚至出現(xiàn)過根據(jù)“謠言單辭，轉易守長”的事情（《后漢書·循吏傳敘》）。當然，“觀風俗”的目的是否真的為了“知薄厚”，我們暫且不去理會，但民間之詩卻因之而得以保存，卻是事實。宋人郭茂倩所輯《樂府詩集》輯錄了漢魏至唐五代的樂府名作，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民謠，保存了大量的民間創(chuàng)作。其實，采詩之說雖見之于漢，恐怕實際上早有實行。《國風》及《雅》中的民歌，包括了從周初到春秋中期近五百年間的作品，若無專人采錄，象《詩經》這樣體系完整、內容豐富的詩歌總集的出現(xiàn)，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民間作品得以采錄的第二種途徑是統(tǒng)治者為了追求享受，采民間俗樂制作新聲。漢代“樂府”便是龐大的制樂機構。有些民間樂人如李延年，能歌善舞，尤擅根據(jù)西北外民族和民間的音樂“新聲變曲”，因而深得皇上寵幸，致使許多民間歌詩、民間聲樂得以保存。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朝后主偏安一隅，耽于聲色歌舞，因而南朝樂府中，采錄了許多民間情歌。其中像吳聲歌中的《子夜歌》，語言清新明快，感情真摯纏綿，堪稱民歌精品。《大子夜歌》說：“歌謠數(shù)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這是很正確的評價。吳聲歌曲保存到現(xiàn)在的有三百二十六首。在廟堂文學的森嚴等級之下，能有這許多民歌被保留下來,也算得是幸事了。

民間作品得以保存的第三條途徑，是歷代史家、政治家、思想家，為了闡發(fā)自己的觀點，在史書或文章中，引證民間傳說或民間謠諺。先秦諸子的散文中，保存了不少先秦民間寓言。《史記》、《漢書》、《爾稚》、《釋名》、《南史》、《隋書》、《新唐書》、《宋史》、《元史》等等史書中，多載有各時代的民諺民謠。如《后漢書》卷二十三《五行志》載順帝末東京都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揭露了東漢社會宦黨專權、忠臣被害的黑暗現(xiàn)實。《三國志·吳志》卷十六《陸凱傳》載吳孫皓初童謠：“寧飲建業(yè)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yè)死，不止武昌居。”記錄了孫皓苛政殘酷，人民寧死不愿隨其遷都的憤怒情緒。這些保存在歷代文獻中的民謠數(shù)量雖少，但因其內容多與時政有關，是極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和文學資料。

民間作品能得以搜集整理的第四種途徑，是封建時代一些文人學子的參與努力。這其間又有幾種情況：一是奉敕編輯。如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撰的《淮南子》，保存了不少神話傳說；南朝梁昭明太子肖統(tǒng)編選《文選》，其中就輯錄了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等；北宋李昉奉敕編纂的《太平廣記》，輯錄了自漢初至宋初的小說、筆記、稗史五百余種，其中保留了不少民間故事和傳說。二是一部分文人所輯的各類專書，因其內容多與民間文學有密切關系，故而也較多地保存了民間文學的內容。如周秦之間人所記的《山海經》，是一本古代地理名著，但其間涉及了相當豐富的上古神話和傳說資料；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以“辯風正俗”為題旨，其中亦有不少民間傳說；東晉干寶的《搜神記》，系志怪小說，采自經史舊聞和民間傳說，其中象《董永》、《東海孝婦》、《韓憑妻》、《盤瓠》、《女化蠶》、《毛衣女》等等，皆是古代傳說的名篇；唐人段成式撰《酉陽雜俎》，記載了南北朝和唐代統(tǒng)治階級若干秘聞軼事，以及往來使者的應對禮儀，民間婚喪嫁娶和風土習俗，同時，也記載了大量的古代中外傳說、神話、故事、傳奇等等。第三種情況是一些接近下層民間生活，熟悉民間創(chuàng)作的有識之士編輯的一些民間作品集。此舉自宋元話本刊刻始，到明清有了很大發(fā)展。如《山歌》、《掛枝兒》（馮夢龍輯），《吳歌》（醉月子輯），《一笑散》（李開先輯），《粵風》（李調元輯）；《白雪遺音》（華廣生輯），《天籟集》(鄭旭旦輯)，《瑤歌》（趙龍文輯），《苗歌》（吳代輯），《僮歌》(黃道輯），《古謠諺》（杜文瀾輯）。另外還有文人采錄、編寫的各種笑話專集，如《笑林》（浮白主人輯），《笑府》、《廣笑府》（馮夢龍輯），《笑贊》（趙南星輯），《雪濤諧史》（江盈科輯），《笑林廣記》（游戲主人輯）等等。這些專書，雖大量輯錄了民間作品，但其中有不少是文人仿民間創(chuàng)作進行的改編或仿作。至于文學大家采錄民間作品進行加工創(chuàng)造，如《九歌》、《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現(xiàn)代的敘事詩《百鳥衣》、影片《劉三姐》、《阿詩瑪》、《阿凡提的故事》等，均屬作家再創(chuàng)作。雖然保有民間作品的內容及風格，但不能再算作搜集、整理的民間作品。

近代，“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征集處，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民歌搜集工作才算正式揭幕。先后有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的《歌謠周刊》、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民俗周刊》、《民俗季刊》、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民間月刊》、《孟姜女》及《藝風月刊》等等民俗刊物，搜集、整理、登載了大量的民間文學作品，出版了許多搜集整理的民間作品專集及民間文學理論研究集，如《民俗學集鐫》、《各省童謠集》、《吳歌集》（甲、乙集）、《祝英臺故事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神話研究》、《中國神話研究ABC》、《歌謠論集》等近數(shù)百種。雖然成績可觀，但終未納入民族文化建設的正常軌道，縱有少數(shù)專家學者的努力提倡，亦因各種條件的限制，工作時斷時續(xù)，發(fā)展始終不快。

解放以后，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才被正式列入國家文化建設的規(guī)劃，開始有領導有計劃地在全國廣泛開展起來。在“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中，許多傳統(tǒng)的民間故事、傳說、歌謠、諺語、謎語、小戲等得以搜集、整理、出版。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先后整理出版了數(shù)十部民間敘事長詩，其中還包括一些古典民間文學巨著，如藏族史詩《格薩爾》、蒙族史詩《格斯爾傳》等等，給社會主義的文學園地增添了異彩。十年動亂，民間文學亦如其它學科一樣，實際上處于被取消狀態(tài)。直至撥亂反正之后，民間文學才開始復甦。近幾年來，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邁進。特別是近年，有金德順、劉德培等民間故事家的專集問世，使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又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回顧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的發(fā)展歷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條帶普遍意義的內在規(guī)律，即無論是什么時代，也無論是自發(fā)的還是自覺的，對民間文學進行搜集整理的基本動因，或者說搜集整理的目的意義，無外乎兩條：一是為社會的；一是為文學的。

所謂“為社會”，即“觀風俗、知薄厚”，“批龍鱗于談笑，息蝸爭于頃刻，而悟主解紛者”。采錄的目的，或為“規(guī)切時政”，或是“直用為戲”，或如北大風俗調查會所言，“了解民眾的社會地位”，傾聽“國民心聲”，從而“為改造社會”作出努力。

所謂“為文學”，即是吸收民間作品中剛健清新的成份為作家文學的滋養(yǎng)，“借男女之真情，發(fā)名教之偽藥”，以“桑間濮上”的“性情之響”去糾正“情寡詞工”的創(chuàng)作偏向，“給已經僵化了的民族詩歌以新的生命”，以期“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fā)展”。特別是“五四”以來掀起的采集民間作品的熱潮，其主要宗旨，就在于“創(chuàng)造新文學”。解放以后的搜集整理工作，實際上，也多偏重于“為文學”的目的。

這兩方面的事實，既表明了以往人們對民間創(chuàng)作認識與理解的水平，同時，也表明了民間文學本身具有的價值和作用。這對我們今天全面理解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的實際意義，有很大的啟發(fā)作用。

如前所述，民間創(chuàng)作是民眾精神生產的結晶，是民眾生活文化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不是個別人的情緒反映，而是集體意識的凝結；它不是一個時代的記錄，而是積淀著深厚的歷史傳統(tǒng)，它的深層結構中，還包含著民眾的道德觀念，民眾的信仰心理，民眾的思維方式等諸多內容。充分認識民間創(chuàng)作這一特質，能把我們的搜集整理工作的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對民間文學進行搜集整理的意義，不止于“觀民風”“知得失”，更重要的是，要從民間作品反映出來的各種歷史積層中去辨析民族傳統(tǒng)的精華與糟粕，去認識民族生活歷史的變遷，認識民眾倫理觀念的繼承與發(fā)展，認識民眾思維方式的因襲與變化，從而，更科學、更有效地建設既有中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又具有現(xiàn)代意識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應該是當前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作品的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之一。

現(xiàn)實意義之二，是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繁榮與昌盛。民間創(chuàng)作是社會主義文化體系中極富生命力的一部分。搜集整理民間傳統(tǒng)的優(yōu)秀作品，可以大大豐富社會主義的文化寶庫，這些優(yōu)秀作品的藝術積累，也可以成為有益的借鑒，促進我們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與發(fā)揚。新產生的民間作品，又在不斷地為作家創(chuàng)作提供新的素材和原料。從某種意義上說，提倡作家接近民間文學、自覺地參加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作品，是使作家接近生活，不脫離創(chuàng)作源泉的可靠途徑。

搜集整理的原則方法

對民間創(chuàng)作的基本特質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再談搜集整理的原則和方法就比較容易了。

過去的工作經驗表明，學術界一貫提倡的“全面搜集”、“忠實記錄”、“慎重整理”的原則和方法是科學的。

“全面搜集”，既是從空間范圍的廣度而言，也是從縱向延伸的歷史角度而言；既包括精華之作，也包括糟粕在內。只有全面搜集，才能在更廣闊的背景上展現(xiàn)民間創(chuàng)作的真實面貌，從而真正顯現(xiàn)民間文學的多種價值。我們試以一個民間故事家講述的全部故事為例，來闡明“全面搜集”的深刻內涵及其重要的意義。

湖北民間故事家劉德培，可以講述四百多個民間故事（全部有錄音）。這是一宗豐富的文化財富。他的故事中涉及的形象，上至天界神仙，下至歷朝皇帝、文臣武將、七品縣令、酸腐秀才、算命先生、江湖郎中、和尚道士、戲子媒人，以及長工、木匠、瓦匠、篾匠、皮匠、裁縫、背腳佬、店老板、巧姑娘、苕女婿，甚至流氓、地痞、拆白佬，應有盡有。鄂西山區(qū)的世俗風情，各種錯雜的社會關系、家庭關系，人民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鄰里相處的規(guī)范原則……在故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和投影。從這四百多個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間鬼神信仰與反神觀念的同時存在；可以看到農民以農為本，以民為天的醒覺意識；可以看到農民如何通過輿論調節(jié)，來實現(xiàn)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還可以看到社會交往中的種種不正常關系及農民對它采取的態(tài)度；同時，也可以看到農民審美意識中的積極精神與消極成分；看到民間故事在民間流傳的實際狀況。由于采集者與老人的關系十分親密融洽，所以，老人講起故事來無拘無束、毫無保留。在這四百多個故事中，有將近一百個在一般場合根本就聽不到的所謂“葷”故事。過去，學術界常常習慣地斥之為“糟粕”，但真正能窺見這“糟粕”的真貌者并不多。這些故事，雖然不宜再在公開場合傳講，更不能整理刊行，但是，從這些故事中，能夠發(fā)現(xiàn)民間故事結構的獨特魅力，以及在一般故事中難以看到的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而且，有些故事雖然出現(xiàn)一些關于性的內容，但常常自然而又巧妙地寄寓著許多深刻的人生哲理與道德教訓。而且，這些故事至今在民間還是廣為流傳。這些復雜的情況和豐富的內容，在一般性的、零星的、表層的搜集中，是不易見到、不易獲得的。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對民間作品的全面搜集，既是指點與面的結合，新與舊的結合，完整的與片斷的結合，口傳的與文載的結合，以及各類體裁、各種異文的全面搜集，更重要的是對民間創(chuàng)作全貌的總體把握。對民間故事講述家、民間歌手保存的作品作全面地、系統(tǒng)地、深入地采集、挖掘與整理，使這種整體把握越來越具有現(xiàn)實可能性，這是當前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的新拓展。對民間文學的搜集，不應該設什么“禁區(qū)”。只有對勞動人民的創(chuàng)作全貌盡可能地、真實地了解與掌握，才能談得上對民族傳統(tǒng)、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真正認識與研究，也才能真正地促進民間文學的健康發(fā)展。

對搜集的作品進行整理，是把口頭文學用文字形態(tài)固定下來的必經步驟，必須慎重對待。

“慎重整理”的含義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是對所有搜集來的作品進行鑒別。這鑒別指的是辨明真?zhèn)巍Ｈサ魝巫鳎瑢⒄嬲龔拿耖g搜來的作品按照原貌，用文字寫定，除個別不連貫或有錯訛處給以訂正外，應盡量保持原樣，基本上不作加工，更不能擅自增刪、修改。對劉德培講述的民間故事，就是依照這一原則整理的。對于民間文學的研究來說，這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它們是科學判斷的前提，是理論研究的基石，是對民間創(chuàng)作進行全面、系統(tǒng)考察的必要條件。

“慎重整理”的第二種含義，是指對民間作品進行去粗取精的篩選。它的目的，是要從眾多的民間創(chuàng)作中，選取若干精品刊印流傳，供社會閱讀欣賞的需要。這就有一個剔除糟粕，留取精華的加工過程。就搜集整理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民間故事、民間笑話和民間歌謠在整理過程中比較好處理。最難辦的是對各種傳說的整理。傳說一般都是人、事、物合一的復合形態(tài)。有些傳說可能比較完整，多數(shù)傳說常常只是口頭傳聞，三言兩語就能把一景一物的來歷講完。要敷衍成篇出版，整理者就要進行一定的藝術加工。這是搜集整理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民間作品的美與價值，是不能完全用書面文學的尺度來加以衡量的。關于這一點，前面各章已反復強調過。任何民間作品總有其產生的土壤，傳說的衍生更受其內在規(guī)律的制約。所以，對傳說的整理和加工，應該是有限度的，不能隨心所欲，任意附會，搞得魚龍混雜、真?zhèn)文q。否則，整理工作就失去了自身的意義。

搜集、整理工作雖然是兩個步驟，但是一個整體。搜集為整理打下基礎；整理使搜集的價值付諸實現(xiàn)。在搜集過程中，就在為下一步的整理作準備，至于具體的整理方法，諸如單獨整理法、綜合整理法……等等，并無一定之規(guī)，得視實際情況而定了。

搜集整理與理論研究

任何一種科學研究，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被研究對象的特點，性質和狀況，直接決定著理論研究的范圍、特點和方法。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而“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離不開人們的社會實踐。對各種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形成了社會科學內部的具體分工。文藝理論是以人類社會的一切文藝現(xiàn)象為研究對象的。其中，作家文學理論主要研究作家創(chuàng)作發(fā)展的規(guī)律；民間文學理論，則研究人民的口頭創(chuàng)作，它以活在人民口頭的各種形式的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所以，搜集整理民間作品，是民間文學理論研究的基礎與前提；反過來，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又能給搜集整理工作以指導，從而使之更加科學化。

當然，任何理論研究，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行的，科學命題也可以借助旁人的實驗成果加以論證。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前輩的科學總結，并未窮盡客觀真理；旁人的實驗搜集成果，也不能代替自己的感受和體驗。巴甫洛夫說得好：“無論鳥翼是多么完美，但如果不憑借空氣，它是永遠不會飛翔高空的。實事就是科學家的空氣”。對于民間文學理論研究者來說，僅僅依靠別人搜集整理的成果是遠遠不夠的。要想對民聞創(chuàng)作的內部規(guī)律進行切實的研究和探討，還必須親自參加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實踐，這是研究工作的起點，也是研究者必須具備的基本功。

參加搜集整理的實踐，可以對民間創(chuàng)作的動態(tài)進行考察。讀“王昭君的傳說”，“屈原的傳說”，“武當山的傳說”，“三峽的傳說”，與實地考察所得的感受與認識就不一樣。從某種角度來說，實地采集，也是一種情感上的熏陶。研究者只有在溝通了與創(chuàng)作者的情感聯(lián)系之后，對口頭創(chuàng)作的理解才可能進入更深的層次。

另外，采集中還會碰到許多復雜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它們把一個又一個新的課題提到研究者的面前。譬如說，民間廣泛流傳著這樣一些農諺：“土地公公打傘，棉花光桿”，“不怕觀音報，就怕烏龜尿，不怕烏龜尿，就怕蛇鉆灶”，“你不賜我磨刀雨，我不讓你曬龍袍”等等。這些農諺是什么意思？應不應該搜集？這些農諺，對于不熟悉農事的人來說，似乎很難理解，也不會引起太大的重視。但是，對于世代務農的田家百姓來說，這些農諺卻是前傳后教、心領神會的。而且，類似的農諺在民間的口頭幾乎是俯拾即是，隨處可得的。可見這并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xiàn)象。那么，這些創(chuàng)作說明了什么問題？又是怎么產生的？經過仔細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農諺是農民長期觀察天候與農事的關系所得出來的經驗之談。只不過，對自然規(guī)律的這些闡釋，是被裹在民俗觀念的形式外殼中罷了。它們的意思是：二月初二是土地公公的生日，這天若下雨（打傘），棉花就要減產。二月十九是觀音生日，二月二十二是烏龜生日，二月二十四是蛇生日，這幾天不宜下雨，否則，莊稼就長不好。五月十三是關老爺磨刀日，應下幾滴“磨刀雨”；六月初六是龍王曬龍袍日，應出大太陽。如若五月十三日龍王滴雨未下，那么關老爺必將報復，六月初六定會大雨傾盆。了解了這些有趣的背景，答案也就好找了。原來，農事與自然氣候的變化素來密切。在古老的民俗觀念中，大自然陰晴霧雨、寒來暑往的變化，都是由神支配著的。人們把自然氣候的變化給農事帶來的利弊不斷地加以積累、總結，于是，孕含著民俗觀念的大量農諺就產生了。盡管隨著時代的進步，民俗信仰的內容漸漸淡薄了，然而，這朗朗上口、活潑有趣的謠諺卻仍然深得人民的喜愛而流傳不絕。民眾習慣于借助這些形象鮮明的農諺，向后代講述前人留下來的經驗，連同那些美妙的故事。這是民間作品的深層結構昭示給我們的事實。我們相信，經過科學的搜集整理之后的民間作品，必將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寶貴財富。

原文刊載于李惠芳：《民間文學的藝術美》，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67-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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