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

慈善的儀式與社會控制

如同在任何小農社會一樣，塞達卡同樣存在大量超越了直接生產關系的儀式紐帶，這些紐帶有助于創造及凸顯共同體的存在——這個共同體并不僅僅是生產者的集合。涉及富人與窮人間禮物與交換的儀式紐帶是階級關系變遷興衰的一個敏感的晴雨表。盡管在任何意義上這些儀式紐帶都不是以某種原始的機械方式同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但這些儀式紐帶依然對生產領域的變化高度敏感。如果把這些禮物與交換作為觀察階級關系變遷的有價值的窗口，我們就會明顯地看到，窮人已經在稻谷種植中變得日漸邊緣，他們在村莊的儀式生活中也已經愈發邊緣。塞達卡傳統上有三種饋贈儀式性禮物的主要形式，通過這些禮物饋贈，富人與窮人聯結在了一起。這三種形式包括村民所稱的私人扎卡特饋贈（zakat peribadi，"私人的"伊斯蘭什一稅）、賽得卡救濟（sedekah/derma）以及所有村民都參加的筵席（kenduri）。在村民看來，所有這些形式或者是穆斯林律法要求的，或者至少是穆斯林律法予以支持的。在簡要介紹了這些形式之后，我將考察每種形式發生了何種變化，這些變化在村莊內部又是如何被各個階級體會到的。

私人扎卡特饋贈有別于大多數村民所稱的給蘇丹或政府的扎卡特捐贈。后者是"法定"的扎卡特：除去非常小的種植者，所有的種植者都應該向吉打州宗教事務局繳納一定量的稻米，這通常是由特別指定的地方收稅人"阿彌爾"（amil）征收，塞達卡村的"阿彌爾"是巴塞爾。盡管這種款項專門用于伊斯蘭慈善事業，但因為可感知到的不平等，許多種田人都非常憎恨這種法定的扎卡特捐贈，并因此普遍逃避交納這種捐贈。事實上，私人扎卡特饋贈是宗教慈善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像扎卡特這個詞本義所暗示的那樣是一個稅種。私人扎卡特饋贈之所以會受到普遍歡迎，是因為它不是被強制的，而且受益者通常是塞達卡的當地村民。這種私人扎卡特饋贈的一部分實際上是在政府征收法定扎卡特捐贈的時候由當地收取法定扎卡特捐贈的地方收稅人"阿彌爾"征收、并根據饋贈者的意愿捐獻給凱帕拉·巴斯塔鎮附近的清真寺、發揮著祈禱室、會議室、宗教學校的教室等功能的村莊會所、清真寺的阿訇。私人扎卡特饋贈也可以由個人直接捐給清真寺看管者托克·斯雅以及在當地倍受歡迎歡迎的宗教導師勒拜·薩卜拉尼。總體而言，這部分私人扎卡特饋贈或許應該命名為用于宗教活動的饋贈，這一部分私人扎卡特饋贈大概占到全部私人扎卡特饋贈的2/3。剩下的私人扎卡特饋贈則給了其他的一些個人，尤其是窮親戚、鄰居、朋友以及幫助種植和收割的雇工。

只有最后這個類別的扎卡特饋贈才具有再分配的性質。然而，其涉及的稻谷數量并不很大；村民們用于私人扎卡特饋贈的稻谷總量大約相當于110麻袋，不足村莊平均收獲量的2.5%。就數量來說，用于潛在再分配的份額應該不超過40麻袋，或者說不足收獲量的1%。即使我們加上齋月前夕自愿向貧窮村民提供的少量碾磨過的稻谷，作為潛在再分配的私人捐贈的總量也不會顯著增多。

扎卡特是伊斯蘭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它是一種神圣的義務。扎卡特背后的宗教論據和社會論據在吉打州政府宗教委員會所發的傳單中得到了最好的說明。在指出伊斯蘭教并不反對信徒致富之后，這份傳單聲稱，富人有義務將自己的部分財產與窮人和沒有財產的人分享。這份傳單引用了一條《古蘭經》的訓諭，"對于那些貯藏金銀且不跟隨安拉的人，請讓其知曉最痛苦的折磨"。那份傳單接著寫道，扎卡特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抑止吝嗇，也是為了促進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社會和諧："為了免除那些接受施舍的人對富人的嫉妒和仇恨，為了協調富人和窮人的社會關系"。村民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承認了扎卡特。村民們通常會說，他們給出私人扎卡特饋贈是為了"免除財產（的罪責）"。

財產經由自愿的扎卡特饋贈得到凈化的程度，在村莊內部是多樣的。少數富人在私人扎卡特饋贈上相當慷慨，而其他人就幾乎一毛不拔了。阿布杜爾·拉赫曼給了親戚、雇工和宗教官員8麻袋多的稻谷，而哈吉·卡迪爾則僅僅給了不到1麻袋。考慮到其收入，少數相當普通的農民也十分慷慨。巴克利是一個耕種了4里郎土地的普通佃農，他給出了6麻袋，換言之，他給了那些幫助他插秧和收割的家庭每家1麻袋稻谷。而身為雇工和佃農的洛斯妮一共給了宗教官員、窮親戚以及為她干活的村民（帕克·亞赫）6麻袋。村里其他人則一無所出。

窮人收到的扎卡特的多少（谷物量）取決于他們的聲譽、莊稼的長勢以及他們在特定種植季的工作量。因為洪水，1979年灌溉季可找到的工作比以往多，結果帕克·亞赫和曼蘇爾兩人在那一季收獲后分別收到了3麻袋和4麻袋稻谷。在這兩個例子當中，帕克·亞赫和曼蘇爾他們只從那些他們幫助過脫粒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那里收到了扎卡特饋贈。哈姆扎是"扎卡特冠軍"，他收到的扎卡特甚至更多，但他收到的谷物中有一部分是他看管村莊祈禱室的酬勞。那些沒有什么好名聲的赤貧村民即使定期去幫人家脫粒，也不會收到太多的扎卡特饋贈；塔伊布和杜拉得到了1麻袋多的稻谷就覺得很幸運了。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貧窮村民收到的扎卡特饋贈，幾乎完全來自他們的雇主，村民們得到的扎卡特的多少也是根據他們的受尊敬程度而經過了相當認真的計算的。扎卡特的功能不僅僅是為了"清除財產的罪責"，同樣也是為了促進勞動控制及社會服從。

賽得卡（Sedekah）和德爾馬（derma）作為救濟的形式幾乎是可以互換的。與扎卡特不同，賽得卡與收獲無關，也并不總是以稻谷形式給予。賽得卡既給予提出請求者，也給予未提請求者，但幾乎只給窮人。德爾馬與賽得卡唯一的不同在于，德爾馬通常是出于慈善的目的而挨家挨戶地收集，一般是為了幫助貧窮家庭支付喪葬費用，就像拉扎克女兒的喪事那樣。賽得卡和德爾馬在伊斯蘭語境下都被視做"善功"（good works），因為捐助人如果完全出于真心，將獲得好報。至少在村莊里，這樣的救濟量都很小，比如，只夠做幾頓飯的大米。

所謂的"慈善活動"的第三種主要形式是筵席，筵席構成了村莊儀式生活的基礎。同扎卡特和賽得卡不同，這些筵席是集體儀式，不僅有一個主持者，而且作為東道主的家庭還要為受邀的客人提供一頓飯菜。舉行筵席的原因有許多，如果大體上以次數和重要性為序，那么，最平常的筵席是：婚禮筵席；為死者祈禱的筵席，這種祈禱筵席通常兼具慶祝某種好運（如孩子通過了考試）的功能；割禮筵席；懷孕筵席；嬰兒筵席；嬰兒理發筵席；搬家筵席；新房筵席；以及還愿筵席，這種筵席通常是因為生的孩子符合自己的性別期待。富人與窮人都會發起筵席，但人們自然會期望富人更經常、更大方地舉行筵席，并且邀請更多的客人參加筵席。如果東道主家境平常，筵席的花費就要由客人承擔一部分，客人會帶去一些東西或現金。比較貧窮的客人可能不會這么做，但他們會幫助主人準備食物。對于村里的窮人來說，筵席實際上是唯一能吃到肉的場合，正像曼蘇爾所說，窮人是被煮肉的味道"引"到筵席上去的。這種儀式筵席是富人通過炫耀性消費證實他們地位的傳統方式，被邀請參與筵席的有他們的朋友、鄰居、親戚，而且通常全村人都被邀請參加。

不管村民討論哪一種慈善活動，他們都同意：作為社會關系的一種形式，慈善活動已經明顯減少了。甚至富裕農場主也有類似的看法，盡管許多富人都立刻將自己個人從這種指責中排除出去，并把矛頭指向了更富裕的人。村長哈吉·加法爾說，慈善活動的衰落始于雙耕。以大放出名的富裕地主阿布杜爾·拉赫曼注意到，甚至私人扎卡特饋贈在今天都很少有了，而賽得卡救濟就幾乎沒有了。阿布杜爾·拉赫曼說，富人寧愿把稻谷賣掉，然后用獲得的現金來購買或者租入更多土地。相當富有的佃農瑪·伊莎說出了大家的心聲，他聲稱，"富人很傲慢；他們不會認真對待窮人（的窘境）；（他們）在賽得卡救濟方面很吝嗇，而且（他們）不愿意給"。村里的窮人常常坦率地指出事實。按羅吉婭的話說，"富人根本不給窮人什么東西"。

至于筵席，村民也有一種共識，盡管這種共識中有輕微的分歧。起初，雙耕帶來的新利潤在1972年引發了塞達卡前所未有的令人難忘的筵席風潮。哈吉·卡迪爾當時有一個用電池的大喇叭，他記得他的喇叭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出租了七十多次供筵席使用。幾乎每個人，包括小佃農和雇工，都利用自己新發現的繁榮來舉辦他們先前無力承擔的慶祝儀式。比較貧窮的村民的筵席自然要簡單一些，但是，即使是他們也能至少舉辦一次體面的筵席，這有助于他們在村莊這個小共同體內確定自己的村民資格。據大家所說，短暫的歡欣鼓舞之后，無論是筵席的次數還是筵席的規模都急劇縮小。很少有村民會不同意卡米勒有關自那時起發生了什么的講述。他說，"以前，筵席規模很大，甚至達到了需要把10里郎土地出租幾年才夠筵席的花銷。""現在，人們聰明多了"；他們精確計算出有多少人會來，這些客人會帶來什么禮物，這些禮物會抵償多少花銷。"過去，人們不指望賺錢；他們也不想舉辦一個很差的筵席，筵席上應該有牛肉，而不是雞肉。"在過去，人們會諷刺在筵席上比較吝嗇的"哈吉"，他們會說，"'嘿，某某哈吉辦了個雞肉筵席，'他會感到羞愧。""現在，這種事情屢見不鮮。"當托·卡西姆描述了一場持續了兩個晚上并且獻祭了兩頭牛的筵席時，他對上述說法也表示同意。他說，現在的筵席僅有一個下午，并且只有雞肉。貧窮村民削減儀式筵席的原因是明顯的；至少自1976年以來，窮人的收入變得更加不穩定。對富一點的農民來說，筵席質量下降和數量縮水則主要是一個態度問題而不是資源問題。絕大多數村民都同意杜拉的解釋，"富人開始抄近路；他們不想耗費錢財"。

在解釋為什么給予窮人的扎卡特饋贈或賽得卡救濟是如此之少時，塞達卡的富裕村民絕不會張口結舌。事實上，他們會給出三種理由，其中任何一個理由都足以證明他們的立場的正當性。第一個接近法律的論調，因為根據伊斯蘭的律法，只有8類人有資格接受扎卡特饋贈，身體無殘疾的或者說有工作能力的窮人并不在其中。卡米勒堅持認為，由于政府在大約十年前建立了國家扎卡特體系，政府并不贊成官方渠道之外的私人扎卡特饋贈。這里暗含的意思是，這種私下饋贈現在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可能也是非法的。

第二種理由通常是作為第一種理由的補充：村里實際上沒有人真正需要施舍。例如，村莊附近最富有的哈吉·沙利姆反問道，"為什么要給那些經濟困難的人扎卡特？他們有地，而且像我們一樣種水稻"。這句話的意思是，所有種田人在名義上是平等的。哈吉·沙利姆在暗示，我們的地位大體相當，因此沒有提供扎卡特饋贈或賽得卡救濟的必要。的確，塞達卡的絕大多數窮人都擁有或者租種土地，盡管他們的耕種面積很小；這一事實使得哈吉·沙利姆抹殺了租種1里郎土地和擁有20里郎土地的差別。另一個富有村民勒拜·彭德克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補充說，既然那些幫助他脫粒的人已經得到了報酬，而且他們自己通常擁有土地，所以，任何更進一步的饋贈都是"太多"。如果接受勒拜·彭德克的邏輯，那么一個中肯的疑問是，為什么在1975年之前給雇工扎卡特饋贈的做法是如此普遍？我確信，如果我們把饋贈視為勞動控制的手段，那么，這種異常就可以得到解釋：在收割勞力缺乏時，扎卡特饋贈是必要的，然而，當人們很容易地就能找到聯合收割機時，扎卡特饋贈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無地雇工"瘦骨嶙峋的"瑪用非常精準的語言記述了正在發生的一切："富人給扎卡特饋贈，是為了能找到人手。窮人哪兒都去。他們叫我們我們就去。現在，即使沒有扎卡特饋贈，我們也會去，因為我們需要工作。"當然，富裕村民有可能一直就把給予收割工人的扎卡特饋贈視為不合理的負擔，甚至當做某種形式的勞動勒索。現在的不同或許在于，由于聯合收割機的出現，他們可以反對扎卡特饋贈。

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反對給予收割工人扎卡特饋贈的理由現在已經耳熟能詳了——許多貧窮的村民，如果不是絕大多數的話，并不適合成為慈善救濟的對象。哈吉·沙利姆質問道，"我們為什么毫無理由就要給那些不愿工作的人扎卡特？"哈吉·沙利姆進而舉例說明了窮人的奢侈，他說，去年有個得到了扎卡特饋贈的人把饋贈得到的稻谷賣掉了，買了一雙非常昂貴的鞋子（35馬元）。"他穿著比有錢人還要華麗的鞋子。"富裕的村民總是提到過去為他們工作的拉扎克和其他窮人，在這些富人看來，這些窮人（例如，杜拉、米頓、塔伊布、"瘦骨嶙峋的"瑪等）基本上是聲名狼藉的。富裕的村民以此來解釋扎卡特饋贈和賽得卡救濟減少的原因。對這些窮人的指控包括撒謊、欺騙以及懶惰。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被指責的人包括了村里絕大多數窮人，慈善救濟的問題就這樣一舉解決。富人們暗示說，幫助這些窮人，就是鼓勵上述行為。這里我們再次看到，施舍實際上有助于社會控制和勞動控制。富人要讓窮人注意到，只有那些完全遵守富人的正確行為標準的人，才有資格接受富人的禮物。這種模式唯一顯著的例外是當死亡發生的時候，此時即使是最窮的村民也要被給予最基本的尊嚴。

至于筵席，依然有幾個富裕村民十分慷慨，尤其是阿布杜爾·拉赫曼和村長哈吉·加法爾，他們幾乎每個種植季都要辦一個相當規模的全體村民都會被邀請的筵席。其他殷實的村民通常會承認，有時還略帶尷尬地承認，為了不浪費錢財，他們在筵席上變得精明了。很少有地主會像哈吉·納揚那樣完全拒絕這種習俗，并且聲稱"只有傻瓜才辦筵席"。

人們可以想象，扎卡特饋贈、賽得卡救濟以及筵席這些慈善的潛在受益者對慈善救濟的減少有跟富人完全不同的觀點。自然，他們會為自己及家人遭受的收入損失感到惋惜；每個人都能精確地說出他們失去了什么，又是從誰那兒失去的。但這絕非問題的全部。在他們遭受損失的同時，富裕村民獲取了雙耕帶來的利潤。他們因此更被憤怒和痛苦所折磨。像往常一樣，這些指責都是個人化的，而且都是針對富人，因為對更多利潤的貪欲使得富人放棄了對于貧窮鄰居的義務。如同窮人經常做的那樣，窮人們指出，富人正在變得越來越吝嗇，首先就是富人們拒絕像從前那樣給窮人慈善救濟。塞達卡其他的窮人很熟悉蘇庫爾的說法。蘇庫爾回憶了在脫粒之后所有干活的人都會立即得到扎卡特饋贈的時光。蘇庫爾說，現在稻谷都賣掉了，并且直接裝到卡車上送到磨坊去了。雇主只留了一點兒稻谷（過去用于慈善救濟的流通物），并且聲稱他的現金都用來還債了。這種做法允許他裝窮。事實上，正像蘇庫爾所說的，在正常情況下，10里郎土地的扎卡特饋贈（15麻袋）足以幫助許多村里的窮人。

向別人乞求賽得卡救濟或者偶爾乞求扎卡特饋贈時，如果被拒絕，這將是一種恥辱，不過在今天，這已經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體驗。"名聲很好的"窮人哈姆扎感觸更多的是這種羞辱，而不是被拒絕給予的糧食。上個種植季的收割之前，因為工作很少，他家幾乎把大米吃完了，而且錢也用完了，在這種情況下，他請求他經常幫助干活的雇主借給他一些大米作為預先支付的工資，結果是悲慘的。"請求朋友的幫助讓我感到很尷尬。真是可憐；我不得不每天出去乞求幫助。我真是感到羞恥。"在他母親去世之后，哈姆扎不得不為喪葬費用而乞求幫助。幾乎沒有什么錢的羅吉婭立即給了他150馬元，而塞達卡最富的哈吉·卡迪爾，居然一分錢都沒給，盡管哈姆扎經常為他工作。"我去請求哈吉·卡迪爾；他沒給（任何東西）；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就像大多數情況一樣，這種拒絕并非生硬的拒絕，而是故意的怠慢——沉默。就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我聽到哈姆扎向一個朋友抱怨哈吉·卡迪爾少付了工錢。哈姆扎幫忙將聯合收割機吐出的稻谷裝袋并且縫合麻袋。他本來期望可以得到一麻袋50分的工資，他裝了50麻袋一共可以得到25馬元，但只得到了5馬元。我問哈姆扎是否向哈吉·卡迪爾申訴了，他解釋說："窮人不能（抱怨）。如果我生病了或者需要工作，我可能還得求他。我只能在心里生氣。"這是一個忍氣吞聲的人，哈姆扎痛苦地決定服從富人強加的規則——隨叫隨到、言行謹慎、恭順有禮。顯然，哈姆扎跟他的兄弟雷扎卡不一樣，也有別于其他很少請求富人幫助的窮人。

托·穆罕默德是個半退休的鰥夫，他跟獨身的女兒兩個人住在一起，他也經歷了相同的羞辱，但他不像哈姆扎那樣沉默寡言。托·穆罕默德說，現在從富人那里得到大米的唯一辦法就是拿錢去買。"我們現在去問都很尷尬。他們會說，'你也種大米'，'如果你不夠吃，那就是因為你懶惰'。他們永遠不會幫忙的。"像帕克·亞赫等人一樣，托·穆罕默德知道富人會怎樣說窮人。村里的窮人面臨的困境是，過去的假設已經不再有效了。以前，他們可以合情合理地期望雇主給他們扎卡特饋贈、向雇主要求賽得卡救濟或者要求預付工資。現在，他們可以提出這些要求，但必須準備遭受令人感到恥辱的拒絕。在這種情況下被拒絕的饋贈并不單純是谷物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拒絕是一個鮮明的社會信號：窮人提出請求時認為還有效的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關系，已經被單方面地宣布為無效。富人已經表明，他們不再對村里窮人的急迫需求負有責任。

從塞達卡筵席承辦圈的衰弱，窮人看到了富人自私、不愿承擔社會責任的征兆。"瘦骨嶙峋的"瑪說，不會再有持續整個晚上并吃掉三四頭母牛的筵席了。相反，富人"只想著錢；他們只是想投資"。"以前，富人想有個好名聲。現在他們基本上不做什么了；他們很精明。以前他們想炫耀，現在他們不想浪費錢財了。""瘦骨嶙峋的"瑪補充說，富人們在過去可能花費2000馬元的地方，現在只肯花200馬元。蘇庫爾站在富人的角度，對富人的算計進行了想象。"如果筵席要花費500馬元，他們會問，'用這些錢我們可以買多少東西？'"這樣他們就不會辦筵席，而會決定轉而購買一臺電視機。蘇庫爾總結說，富人"只想著今世"。對其他人來說，比如塔伊布，最氣憤的就是雇主雇用他們干活，卻不邀請他們參加筵席。正如塔伊布所說，"如果是工作的問題，那么富人就不得不去找窮人；如果是一個筵席，富人們要找一個會領唱圣歌或者可以背誦《古蘭經》的'拉比'或者'哈吉'，而不是窮人"。

在蘇庫爾最后的那個評論中，我們可以領會到他的指控中的宗教論調。考慮到今世之外，就是要考慮到安拉的審判，就要慷慨幫助和同情那些不幸的人。這種看法在極少數依然敬重筵席傳統的富人——主要是阿布杜爾·拉赫曼、哈吉·加法爾、勒拜·彭德克——的聲望中也得到反映。此外，根據窮人的民間信仰，對于不夠慷慨的懲罰并不僅僅局限于安拉的最后審判。哈姆扎等人相信，在筵席、扎卡特捐贈以及賽得卡救濟方面表現出的慷慨有利于使富人免遭像意外及疾病這樣的不測。哈姆扎說，這就是那些去麥加朝圣的人在出發前總要舉辦筵席的原因。哈吉·卡迪爾是出名的吝嗇，但他看起來身體很好，這怎么在他身上應驗呢？當我說這些話時，哈姆扎立即提醒我，哈吉·卡迪爾的妻子已經在醫院里待了很久了，她的腿已經不能走路了，而且哈吉·卡迪爾總是不斷陷入麻煩當中。哈姆扎暗示說，所有這些不幸都是安拉不滿意的跡象。從這些解釋中我們可以發現，窮人試圖對富人進行適度的社會控制，盡管其效用微乎其微。窮人們不僅相信貪婪的富人將在今世和來世遭受懲罰，而且，他們也的確希望，不幸和審判將根據富人們的行為降臨在那些咎由自取的富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