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國還是大西洋東岸政治穩定的堡壘，然而近十年間卻變得越來越像從前不穩定的南歐鄰國。自2011年至2022年間，意大利從蒙蒂到梅洛尼，已經換了七任總理。隨著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羅馬地位日趨穩固、英國則再陷換相困局，旋轉門開始北移。

2026年6月，英國迎來了脫歐公投十周年紀念，也迎來了十年間第六位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的辭職演說。若安迪·伯納姆（Andy Burnham）如期接任相位，英國將形成“十年七相”的歷史性政局。

這在英國有多反常呢？在二戰結束以來的八十余年間，英國共經歷了18位首相；自1979年到2009年的三十年間，英國只有四位首相——保守黨的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約翰·梅杰（John Major），工黨的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近十年英國相位更迭如此頻繁，這在歷史上實屬罕見。

當地時間2026年7月1日，英國倫敦，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離開唐寧街10號，前往參加首相質詢。視覺中國 圖

脫歐如何影響英國首相職位的穩定性？

斯塔默的黯然離去，更為根本的原因是脫歐后英國的結構性困境短期內難解。這也成為他的后繼者不得不面臨的挑戰。

“十年七相”的時間跨度，與脫歐公投后的十年高度重合。在公投后離任的六位首相中，有兩位相位生涯直接因脫歐而終結：卡梅倫（David Cameron）由于發起脫歐公投，動員留歐失敗而引咎辭職；特雷莎·梅（Theresa May）提出的軟脫歐方案三次被議會否決，遭黨內不信任投票黯然下臺。

另外四位則多與脫歐“后遺癥”間接相關：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借“完成脫歐”（get Brexit done）上臺，后因“派對門”丑聞及黨內逼宮被迫辭職，而脫歐議題引發黨內派系矛盾激化，是保守黨議員拋棄大選贏家的一大原因；代表黨內硬脫歐力量上臺的莉茲·特拉斯（Liz Truss）提出迷你預算案引發市場恐慌，看起來是純粹的經濟政策失敗，實則與脫歐削弱英國經濟韌性和市場信心不無關系；到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接手時，選民面對深陷脫歐長跑、連續執政十四年的保守黨早已“審美疲勞”，他終因大選慘敗下臺；即將離任的工黨首相斯塔默希望重啟改革、終結混亂、重建穩定，但脫歐后選民結構變化、經濟和移民問題持續發酵，使其施政空間嚴重受限，在地方選舉潰敗后遭黨內逼宮，無奈辭職。

對于前保守黨政府而言，親歐-疑歐、硬脫歐-軟脫歐、北愛邊界問題等長期積壓的黨內分歧不僅沒有在脫歐公投中解決，反而被公投結果固化，黨內對歐政策分歧升級為留歐/脫歐的身份陣營分立。在派系林立的當代“兼容型政黨”中，立場分歧是長期且不可避免存在的。將如何看待歐盟這一保守黨內治理難題和國家重大決策交付給一次非此即彼的公投，極度壓縮了公共討論和協商妥協的空間，妄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分歧，是政治精英把國家未來作為籌碼的一次政治豪賭。這也導致此后在英歐關系上意圖走中間路線的首相，更容易被黨內任何一側議員意見反噬。

工黨內部對歐立場的分歧，不似保守黨內對歐路線之爭那么尖銳和深刻，呈現出更為溫和與實用主義的特征，主要是在選舉壓力下如何打“歐洲牌”的辯論：以前衛生大臣韋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為代表的激進親歐派主張加速轉向歐洲；伯納姆代表溫和親歐派，出于尊重民意授權，考慮更為務實、審慎；斯塔默代表官方中間路線，主張“重置”（reset）與歐盟關系而非重返歐盟。

保守黨內黨魁更迭最新規則要求，只要有15%本黨議員匿名致函給1922委員會（Conservative Private Members' Committee，即保守黨內后座議員團體）主席，即可觸發對黨魁的不信任投票。在簡單多數選舉制度下，后座議員小派系“歐洲研究小組”（European Research Group，ERG）在脫歐公投后影響力迅速膨脹，容易綁架政府議程，成為保守黨政府頻繁換相的主要推手。卡梅倫后的保守黨首相除蘇納克外，其他幾任下臺均源于黨內壓力而非大選失利。

此外，脫歐激活了英國數個持續消耗首相的難題，包括英歐貿易與監管摩擦、北愛邊界相關的憲制沖突、蘇格蘭獨立訴求、英國國際影響力下降等。無論是保守黨首相還是工黨首相，面對這些問題都難以在短期內提出理想的解決方案，民意長期受挫容易蠶食首相的支持率。

然而，不能把頻繁換相完全歸咎于脫歐。英國自身面臨一些早于脫歐即已出現的結構性問題，其負面影響被脫歐進一步催化、放大，疊加制度危機、新冠疫情、地緣政治沖突等因素影響，執政黨和首相政治容錯率大幅降低。

自金融危機以來，英國長期面臨生產率增長疲軟、投資低迷、公共財政緊張和地區不平等等問題，而脫歐后貿易強度降低、投資削弱、勞動力短缺使形勢更加惡化。

2026年財政部經濟事務秘書、工黨議員托爾斯滕·貝爾（Torsten Bell）答復工黨議員克里斯·布洛爾（Chris Bloore）關于脫歐對英國經濟影響時表示，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OBR）在2025年11月確認，其之前的多次預估沒有變化，即與未脫歐情況相比，脫歐使得英國GDP增長損失4%，進出口貿易額損失15%。

脫歐對英國經濟的影響不是突然、立即出現的，而是逐漸累積和呈現的：貿易減少，投資減少，企業競爭壓力降低，融入歐洲供應鏈的程度降低，跨境知識和技術流動減少。這使得英國經濟規模小于原本規模，而較小的經濟規模通常意味著較低的稅收，這進一步限制了政府改善公共服務或減稅的財政空間。與此同時，英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在加深，養老、醫療等福利支出居高不下，福利體系和公共財政壓力遞增。

因此，任何一位首相，無論其政黨所屬、個人天賦或喜好如何，均須面對一個事實：如今英國國民健康服務、福利支出和債務償還這三項支出的絕對和相對額度都在增長，占據政府支出一半以上（每年近6000億英鎊）。它們共同吞噬了政府可施展拳腳的其他機會。

英國素以漸進主義、兩黨共識政治著稱，但近年來出現政治極化態勢，尤以脫歐公投為分水嶺。脫歐/留歐成為橫亙在保守黨和工黨內部各派系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溝壑，此后在諸多議題上民意深度撕裂，共識空間大幅萎縮。保守黨在脫歐議題上的持續內耗嚴重透支了選民信任，為改革黨等反建制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土壤。改革黨在2024年大選中獲得14.3%的選票，此后一路高歌猛進，并在2026 年5月地方選舉中斬獲1300至1400多席（改革黨官網數據與《衛報》報道數據有所不同），從邊緣小黨一躍成為地方最大黨。英國傳統的兩黨制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多黨并立格局日益清晰。多元又強大競爭者的出現和選民的流失，給執政黨帶來巨大的連任壓力。政府想在各路選民的多元訴求之間保持平衡，其結果是政府政策立場更容易出現搖擺不定，主流政黨恐慌的議員對領袖的耐心和包容度也急劇壓縮。

伯納姆接任后相位會重新趨于穩定嗎？

伯納姆是前大曼徹斯特市長，在6月18日梅克菲爾德（Makerfield）補選中以54.8%的得票率獲勝，贏回下議院議員席位，為挑戰斯塔默的黨首地位掃除了制度障礙。斯塔默6月22日宣布辭職后，他立刻宣布參選工黨黨魁，而其主要對手斯特里廷已表示支持他。若在7月16日提名期結束后僅他一人獲得足夠提名支持，7月17日工黨領袖特別會議（Leadership Special Conference）將直接確認并宣布他為新黨魁。

伯納姆在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期間，推行“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在地方分權、公用事業去私有化和政府主導公共投資等方面頗有建樹。在對歐關系上，他主張減少貿易摩擦、向更深度融合邁進，被視為對沖后脫歐時代困境的積極舉措。伯納姆被工黨內部視為最有希望能夠阻擋改革黨繼續侵蝕工黨“紅墻”票倉（英格蘭北部傳統工黨選區）的人選。

此外，工黨更換黨魁的門檻比保守黨略高，客觀上限制了工黨政府陷入過于頻繁換相的困局。工黨《規則手冊》（Rule Book）規定，挑戰在任黨魁需在20%議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PLP）成員聯署基礎上，獲得一定比例的地方黨組織（Constituency Labour Party，CLP）或附屬組織（工會、社運）支持；且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NEC）對是否啟動選舉具有裁量權。相較保守黨“15%匿名致函”的機械觸發機制，工黨這條路徑對現任黨魁的保護性更強。

然而，假如伯納姆接任工黨黨魁和首相，他將面臨什么呢？

最緊迫的是日益擴大的公共債務黑洞。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ONS）公布的公共部門財政數據顯示，2025-26 財年全年赤字為1290 億鎊，但2026-27新財年開局兩個月已比預算責任辦公室預測超 77 億英鎊。2026年5月月報顯示，該月公共部門總借款額為233億英鎊，比2025年5月增加了54億英鎊（30.4%），比預算責任辦公室預測的177億英鎊增加了56億英鎊。這表明英國公共財政赤字仍在擴大。

其次是依舊低迷的經濟增長率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這是選民極易積累失望和不滿、也是政府極難在短期內有所突破的方面。伯納姆若走“高稅收+高公共開支”的左翼路線，可能引發債務市場不滿，進一步限制其推動改革的雄心。

改革黨發展勢頭強勁，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也在蠶食工黨在城市和年輕人間的選票，在下次大選前留給伯納姆留住并爭取更多選民的時間比較有限。根據多家民調機構所作的“多層回歸與事后分層”（Multilevel Regression and Post-stratification，MRP）模型預測，改革黨議會席位正在增加——More in Common模型在高支持率情景下預判改革黨可突破326席取得議會多數；而Electoral Calculus基準情景預測其僅可獲得188–266席，距離絕對多數仍有差距。若未來與保守黨達成聯合協議，法拉奇進唐寧街將指日可待。

伯納姆能否將其在英格蘭北部的聲望與合法性拓展到全國，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益普索（Ipsos）在2026年6月發布的“政治脈搏”（Political Pulse）調查中顯示，伯納姆仍然是目前最受歡迎的工黨政治家，他以25%比12%的優勢領先斯塔默被認為是更好的首相，但50%的受訪者表示二者并無區別。伯納姆這位“北境之王”（任大曼徹斯特市長時所獲稱號）若接任首相，是通過執政黨內領袖更迭獲得相位，尚未通過全國治理考驗，也被在野黨議員攻擊為未獲選民授權，并據此敦促提前大選。據Opinium在2026年6月24日的一項調查結果，有53%的受訪者表示一位未經大選而執政的首相是不可接受的，只有34%受訪者表示可以接受。

英國固有的結構性問題，包括經濟增長疲軟、公共債務高企、英歐貿易壁壘、偷渡移民難控等，仍然持續考問繼任者的執政能力。若伯納姆能在短期內把“曼徹斯特主義”升級成一套全國性的結構改革，并提出清晰的目標與綜合性、可預期、可落地的改革方案，議員和選民將給他更多時間，否則他們也將很快失去信心和耐心。正因如此，伯納姆的團隊顯然也在尋求理論支持。6月23日上午，據報道與伯納姆團隊關系密切的工黨智庫“主流”（Mainstream）發表了一篇69頁的政策文章《生產性國家：曼徹斯特主義框架》（The Productive State: A Framework for Manchesterism），描述了一項增加住房和水、能源等公用事業公有制的長期計劃。這是斯塔默曾經支持的那種雄心勃勃的中左翼愿景。

此外，相對于通過大選上臺的首相而言，同黨換屆上臺的中期首相面臨一個特殊的挑戰，即在與前任相比推陳出新和保持執政黨政策連續性之間維持平衡。政策本身可能不會有明顯的改弦更張，但隨之而來的話語或修辭可能會有顯著變化。也許伯納姆輕松有趣的風格比沉悶無趣的斯塔默更能打動后座議員，從而贏得他們對不可避免的不受歡迎的政策的支持。

因此，伯納姆上臺后與工黨議會黨團和選民之間可能經歷一段蜜月期，這將給工黨喘息之機。然而，工黨政府領導層更替的可能性仍然很大。由于英國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困境并沒有簡單的政策解決方案，伯納姆可能很快會被抱怨、不滿和恐懼包圍，擔心失去議會席位的工黨議員可能會迅速鼓動另一位潛在領導人。黨內逼宮換相在保守黨自撒切爾夫人下臺以來屢見不鮮，如今工黨也未能幸免。

英國頻繁換相的循環有終結之道嗎？

在選票為王的選舉政治框架下，在民粹主義力量蒸蒸日上的當下，西方國家的主流政治家們的騰挪空間似乎都在大幅萎縮。對英國而言，脫歐的陣痛延宕至今，疊加諸多內外因素，共同造就了首相更迭中“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走馬燈鬧劇。英國人似乎被領導人穩定難題困住了。

在困境中，來自先人的政治智慧格外振聾發聵。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這位二戰時期及戰后兩度擔任英國首相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民調機構一項“最受歡迎的英國首相”（The most popular UK prime ministers）的調查中以67%受歡迎度名列榜首（撒切爾42%，約翰遜31%，斯塔默19%）。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列顛戰役開始時站在議會前，承諾的并非勝利的幻象，而是“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

英國十八世紀思想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對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做了綜合考察后提出，“真誠是一切偉大的開端”。他認為，每個混亂時代涌現出的能夠終結混亂、帶領國家恢復秩序的英雄人物，不止需要智慧，還需要具備兩種珍貴的素質：一個是真誠，發自內心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不虛偽、不空談，也不迎合世俗輿論；另一個是勇氣，敢于直面腐朽、平庸和集體偏見，敢于知行合一、以行動重塑現實，敢于忍受孤獨、苦難和誤解而不動搖。

對當前英國各政黨而言，面對后脫歐時代的國家治理困境，也許最佳策略不是爭相畫餅來迎合甚至抬高選民預期，也不是假裝英國的情況不糟糕，更不是許下無法兌現的承諾，而是做那個安徒生筆下敢于說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孩子——真誠而勇敢地直面赤裸的現實。

丘吉爾在1940年的議會演說是在告訴英國人：現實很殘酷，但我們一起承受。卡萊爾所說的“真誠”，本質上就是拒絕參與“新衣”的共謀——不再用“脫歐已過去”“增長即將恢復”“移民可控”這類廉價敘事安撫市場與“紅墻”，而是把債務、赤字、增長率、移民人數等數據攤給選民。斯塔默的繼任者（們）是時候真誠地承認這個國家面臨的長期困境，并給予選民更多的信任——相信他們能夠理解并接受艱難的真相，而非用廉價承諾來迎合討好。唯有當選民被允許理解真相而非被許諾幻象時，首相的容錯率才可能回升，方可開展制度調整、共識重建、對歐關系重置等根本性的長期主義改革，而這才是真正能讓“走馬燈”減速的機制，而非另一位“救世英雄”的降臨。

（徐曉紅，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