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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享后付”功能以開通信用服務為必要條件，相關信用服務商收集反映用戶個人信用或者風險狀況的個人信息，屬于“為訂立、履行個人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為提供“先享后付”服務，信用服務商以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收集用戶有關信用信息，且對收集個人信息已盡到告知義務，用戶主張該收集行為侵害其個人信息權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案情回顧

2021年3月15日，黃某歡發現在未經其允許的情況下被開通某信用賬戶，遂詢問某信用賬戶運營商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信用公司）客服，得知是黃某歡于2021年3月7日開通重慶公共交通乘車碼時使用“先享后付”功能所致。其中，通過某應用開通重慶公共交通乘車碼時需點擊“同意協議并開通”，下方會有藍色字體載明“查看《某應用重慶公共交通付款服務協議》與《某服務協議》《用戶授權協議》，授權重慶公共交通乘車碼獲取你的姓名、手機號、身份證用于實名領卡”。《某應用重慶公共交通付款服務協議》載明，公交付款服務是由某（杭州）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聯合某（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以下合稱某技術公司）為用戶提供；當用戶滿足一定條件，在用戶無法及時支付乘車費時，某技術公司將為用戶先行支付乘車費，并獲得向用戶主張和追索乘車費款項的債權；用戶須同意授權某技術公司查詢用戶的信用分，作為公交付款服務開通、持續提供的風險評估參考。《某服務協議》載明，用戶授權某信用公司從合法存有用戶個人信息的信息提供者處收集信息并進行處理，收集信息的范圍可能包括個人身份信息、交易信息、履約信息、設備信息及其他能夠評估反映用戶信用或風險狀況的信息等。黃某歡隨即要求某信用公司客服關閉其某信用賬戶并刪除相關個人信息，后黃某歡的某信用賬戶被注銷、相關個人信息被刪除。

2021年3月25日，黃某歡在某應用開通廣東省清遠市電子公交卡，查閱了相關服務協議。其中，《某公交付款服務協議》《某服務協議》均用藍色字體標注，可點擊查閱。上述協議與開通重慶公共交通乘車碼的協議內容大致相同。2021年4月25日，黃某歡自行注銷某信用賬戶。

2021年10月13日，黃某歡以個人信息保護糾紛為由提起訴訟，訴稱：某信用公司在其開通乘車碼、“先享后付”服務時，存在誤導、強迫、非必要開通某信用服務的行為，請求法院判令某信用公司停止侵權行為并賠償損害。

法院審理

杭州互聯網法院于2022年4月6日作出（2021）浙0192民初8058號民事判決，駁回黃某歡的訴訟請求。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某信用公司在向黃某歡提供“先享后付”功能時收集黃某歡個人信息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

其一，收集案涉個人信息是“先享后付”合同所必需。在電子公交乘車碼等應用場景中，先乘車后付款即“先享后付”，是商業主體基于用戶選擇而提供的服務，是對承載個人信息的數據的合理運用，也是誠信機制商業化的應用創新。本案中，某信用公司提供“先享后付”功能，可以幫助第三方降低用戶未支付車費可能帶來的資金損失風險，即督促未支付車費的用戶還款。在此過程中，某信用服務主要承擔三項功能：（1）某信用公司根據其運營的某信用服務評價體系，向公交公司、某技術公司提供用戶的信用和風險狀況；（2）某信用公司接收公交公司、某技術公司同步推送的用戶乘車訂單信息及付款狀態，進一步積累訂單信息，分析用戶履約能力；（3）公交公司、某技術公司通過某信用服務向未履約用戶推送還款信息。由于“先享后付”功能涉及第三方平臺先行墊資，第三方平臺顯然需要在服務前評估用戶的信用狀況，并據此作出是否提供服務的決定，以確保債權的實現。

鑒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關于個人信息處理的相關規定較為原則，在本案審理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已公布施行，故本案審理中參照了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關精神。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為訂立、履行個人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所必需”屬于可以處理個人信息的情形之一。如前所述，收集相關信息顯然屬于為訂立、履行合同所必需，實際本可不經個人同意，但公交公司、某技術公司及某信用公司卻采取了事先征得用戶同意的方式收集信息，最大限度維護了用戶的權益。

其二，收集案涉個人信息履行了法定告知義務。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的“告知—同意”規則，個人信息處理者即便不需要取得個人的同意進行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也仍然需要履行告知義務。本案中，案涉電子公交卡由公交公司、某技術公司、某信用公司聯合推出，黃某歡在申領前須查閱協議。在此過程中，相關協議均已在顯著位置，通過有別于頁面其他黑色字體的方式，提醒用戶注意查閱，且在合同文本中，對個人信息處理的條款，采用了足以引起用戶注意的加粗字體、放大字號、標藍顏色等明顯標識方式。因此，黃某歡關于某信用公司存在誤導其開通某信用服務的主張不能成立。

其三，收集案涉個人信息不存在誤導、強迫等情形。黃某歡主張某信用服務捆綁于電子乘車碼上，強迫其開通的行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九條關于消費者自主決定購買或者不購買任何一項服務的規定。黃某歡作為消費者的確享有自主選擇權，其可以以現金投幣方式乘車，也可以選擇實體公交卡方式乘車，當然還可以選用案涉電子公交卡方式乘車。本案中，公交公司并未強迫其必須選用電子公交卡方式乘車。同時，《電子公交卡服務協議》明確告知用戶，如不愿繼續使用該服務，可以在電子公交卡服務頁面申請退卡或者停止使用服務。《某服務協議》亦明確告知，用戶有權通過某應用項下“我的-某信用-信用管理-授權管理”途徑來關閉授權。可見，無論是公交公司，還是某信用公司均給予了用戶相應的自主選擇服務的權利，用戶亦可采用較為便捷的方式終止對其個人信息的授權使用。

其四，收集案涉個人信息符合最小必要原則。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六條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并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采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收集個人信息，應當限于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范圍，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本案中，某信用服務通過事先對用戶進行信譽評估，向公交公司提供的僅是“準入與否”的結論性信息，屬于實現“先享后付”功能所必需，符合最小必要原則。

綜上，某信用公司對黃某歡個人信息的處理行為未違反法律規定，不構成對黃某歡個人信息權益的侵害。

法條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035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6條、第13條、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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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注：圖文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案例266號+AI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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