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8日（周四）20:00，“中華帝王傳記”特裝書第七種《萬歷傳》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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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傳》

1587年是萬歷十五年，萬歷帝朱翊鈞二十四歲，正值青壯年。他做皇帝已快十五年了，首輔張居正去世五年，意味著他親政五年了。前一年，他寵愛的鄭貴妃因誕子被立為皇貴妃，“爭國本”事件由此而起。這一年，首輔申時行任職四年余，行“恕道”，以“和事佬”形象勉力維持大臣和皇帝的關系；文官海瑞和武官戚繼光相繼去世；思想界“異端”李贄完成對家庭應盡的義務后，于次年剃發為僧。這一年平平無奇，這些事件看似微不足道，但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稱：“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見微知著，細心的讀者可以從中讀出些許端倪。

皇帝與官僚：依附還是對抗？

歷代王朝推崇德治，以帝為堯舜為期許，蔑視法治。道德禮法作為軟性規范，在群體和個人身上表現出極大的伸縮性。這在官員和皇帝身上都有表現。

從開國皇帝朱元璋時代開始，明朝官員的法定俸祿就十分微薄。到萬歷朝，官員的正常收入依然少得可憐，低級官員甚至不敷家庭正常開支。因此，官員要么十分清貧，要么收受“常例”作為灰色收入，這條不成文的“潛規則”，朝廷聽之任之。有些官員“常例”遠超正常收入。做官成為發財的門徑，貪污腐化在整個官場上愈演愈烈。

文官們受“四書”“五經”教化，自成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團。現實中，文官依靠“鄉誼”“年誼”“姻誼”“師生誼”等各種關系形成小集團，甚至形成黨派，為各自政見或利益紛爭不斷。他們以道德為標尺，要求皇帝循禮守法、節制私欲。這種集體意識逐漸凝結為一種無形卻強大的政治慣性，使文官集團不斷強化自身話語權，最終形成與皇權既依附又對抗的復雜張力。

《萬歷十五年》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指出：“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制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于廷臣。”第四章《活著的祖宗》稱：“身為天子的萬歷，在另一種程度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

張居正像

張居正功高蓋主，曾自稱“我非相，乃攝也”，海瑞評價說“居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張居正去世后，萬歷驚訝于老師生前的奢侈生活，老師要求皇帝和官員厲行節儉，自己卻營私舞弊、大肆鋪張。這巨大的道德瑕疵撕開了官員身上的遮羞布。從此，言官對皇帝的諍諫，被皇帝斥為“沽名賣直”。

親政后，皇帝籠罩在張居正陰影下，為了立自身權威，他開始清算張居正。張居正的結局令大臣震懼不已，后繼首輔再無銳意進取之風，趨于保守調停。

文官多以道德文章著稱，缺乏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鐵腕如張居正者，興利除弊，世間無兩。繼張居正、張四維后任首輔的申時行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把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為了調和陰陽，申時行在首輔位上小心應對，充當皇帝和大臣調和者的角色。萬歷十九年，立儲再次被皇帝延后，申時行作為首輔，沒有以生死力爭，因此成為眾矢之的，威信掃地，不得不以辭職收場，皇帝慰留也無濟于事。

申時行像

張居正和申時行個性秉賦和行事風格不同，結局均是被文官集團所厭棄：張居正的考成法讓文官看到了自身的無能，申時行在皇帝面前放棄原則讓文官無法忍受。

樊樹志先生《萬歷傳》對張居正如何上位、如何輔佐小皇帝、如何推行新政、如何奪情守制、如何死后遭清算等等都有非常詳細的描述，同時對申時行在皇帝與大臣間的調停，特別是在“爭國本”事件上的周旋與失敗有生動刻畫，展現了皇帝與首輔的交往——親近與背離，以及皇帝對整個文官系統的反叛。

《萬歷十五年》以海瑞和戚繼光為例，揭示了整個官僚體制的弊端。

海瑞是文官中有名的清官，在嘉靖朝就曾犯顏直諫。在萬歷朝，他依然是道德模范，試圖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推行政務，卻因不合時宜處處受阻，被皇帝視為“迂戇”，黃仁宇先生稱他為“古怪的模范官僚”。而武官戚繼光被稱為“孤獨的將領”，帝國重文輕武的風氣使武官不僅在精神上受輕視，還在實際作戰中遭受文官無端指責或無理派遣。戚繼光在抗倭方面立下功勛，在軍事上新創“鴛鴦陣”戰術、使用火炮、著述兵書，為不可多得的帥才，可惜在皇帝清算張居正時因曾受張居正提拔而受牽連，爾后罷官居家，最后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海瑞和戚繼光是典型的想做事的文、武官，可在私欲盛行的官僚體制下懷抱理想，赍志以沒。

皇帝的愛情：政治斗爭的引子

大婚后，萬歷獲得了相對的自由，不用在母后的嚴格監管下小心翼翼生活，但也體會了生活的無聊。二十歲時，十八歲的鄭氏來到皇宮，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空缺。共同的讀書興趣，加上鄭氏善于傾聽他的苦悶，鼓勵他的信心，把他作為一個有喜怒哀樂的人來看待，萬歷帝得到了久違的精神交流的樂趣。黃仁宇先生說：“更不尋常的是，他們的熱戀竟終生不渝，而且還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個極嚴重的政治危機。”

實拍書影

萬歷十四年，鄭氏之子朱常洵出生，萬歷帝下旨冊封鄭氏為皇貴妃。依祖制，生了皇長子的恭妃王氏更應該受封，故此舉引起朝堂熱議：子憑母貴，若皇后去世，皇貴妃升為皇后，其嫡子朱常洵就會越過長子朱常洛成為太子。萬歷的“小心思”被猜透，雖然在他一意孤行之下大典照舊進行，但“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斗爭的契機，導致了今后數十年皇帝與臣僚的對立，而且涉及整個帝國”。這就是“爭國本”事件。

樊樹志《萬歷傳》之《大婚》與《宮闈生活》兩章詳盡描寫了萬歷帝與鄭貴妃之間的愛情，他對待皇后和恭妃的態度，以及他為反抗立長子所做的抗爭，如萬歷二十一年的“三王并封”，以并封三子來降低長子的地位，意圖以待嫡（即等待皇后生子）來拖延冊立太子，最后在朝臣堅決反對下收回成命。萬歷帝一次次拖延、耍賴，但基于祖宗成法、朝臣的堅持和母后的支持，他終于于萬歷二十九年立了皇太子朱常洛。此時，萬歷帝還不忘特地派人把這一消息告訴優游林下的兩任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

當上太子并不代表后面能坐穩皇位，針對皇太子的“妖書案”“梃擊案”令人心惶惶，被立為福王的朱常洵遲遲不離京就藩（謂“之國”），似乎在等候翻盤時機。甚至萬歷死去、朱常洛登基后，還發生了疑案“紅丸案”，新天子一月暴斃。這一切，是鄭氏貪戀權力、上躥下跳幾十年的結果。

“爭國本”事件從萬歷十四年由申時行提出，到萬歷二十九年朱常洛被封為太子算是塵埃落定。博弈的結果是，皇帝輸了，文官集團贏了，但也落下了君臣失和、皇帝怠于臨朝的后遺癥。歸根到底，兩敗俱傷，無人是贏家。

愛情是人一生中最熱烈的感情，萬歷帝受鄭氏私心蠱惑，厭棄為宮女所生的皇長子，致使“爭國本”曠日持久，長達十五年。歸根到底，皇帝的愛情也不免染上政治色彩，附加了太多多余的東西。

思想困境與突圍：李贄的被囚與西學的上場

李贄無疑是晚明思想界的逆流。他做過教諭和知府，在官運亨通時棄官，試圖去創造自己的思想學說。為了掙脫傳統家族觀念束縛，免于照顧大家族的義務，他毅然出家為僧。

李贄

李贄試圖打破二千年思想禁錮，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反對“神圣化”孔子，反對偽道學，批判士人“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提出“童心”說，強調“絕假純真”的真心。他自稱“假道學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他的著作《焚書》《藏書》引起巨大思想震蕩，被官方視為邪說惑眾、罪大惡極。萬歷帝將其投入監獄，禁其書，他在獄中自刎而死。

李贄的思想解放承“心學”而來，在儒家框架內反抗，缺乏更有力的進步因素，卻為鐵板一塊的倫理社會撕開了更大的口子。

樊樹志先生在《晚明大變局》里專章詳述明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萬歷帝雖然將李贄下獄，但他對外國傳教士的開明態度給中外關系帶來了廣闊的天地。明朝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外政策是相對封閉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萬歷十年來華，禮部的態度是驅逐傳教士。萬歷帝不但拒絕驅逐傳教士，而且還允許他們在北京居留，甚至每四個月給利瑪竇一筆津貼。

利瑪竇的成功，不僅為他在北京傳教，而且為他傳播西方科學文化創造了極佳的條件。利瑪竇在華二十八年，穿儒服，和眾多中國士大夫交往，死后葬在中國。西學的魅力深深吸引了一批正在探求新知識的中國士大夫，短短幾年中掀起了“西學東漸”的高潮。天文、地理、數學等西方科學文化，為長期封閉的中華帝國帶來新思想、新事物，帶動瞿太素、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中國士大夫開眼看世界，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與李贄在固有文化的困境中無法突圍相比，接觸西學、開眼看世界的士大夫無疑給中國文化帶來了新鮮的血液。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以大歷史觀著稱，以思想性見長，但酣讀之下，感其有論大于史的傾向，更像是在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而樊樹志《萬歷傳》史論結合，以敘事性的“史”為主，觀點性的“論”為輔，如《史記》之風格。不過二者的共同點是，都看到了萬歷這個人：前者以同情的筆觸、制度的視角寫“符號化”的皇帝的身不由己，后者以冷靜的筆觸、滿滿的細節深入皇帝的內心世界。要想弄懂萬歷帝其人和整個萬歷朝的歷史，并透過表象看本質，這兩種打開方式都要得。

他是史上最“懶惰”“任性”的皇帝嗎？

明史名家樊樹志經典之作

《萬歷傳》

樊樹志 著

32開 精裝

簡體橫排

978-7-101-17705-3

9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