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規格極高的國葬，為何后來被說成“沒有人落淚”？黎筍身后評價的反差，不只來自葬禮，更藏在越南統一后接連不斷的戰事與民生困境里。

1945年后，黎筍把主要精力放在南方。1946年至1954年，他擔任南方中央局書記，負責組織、兵員和根據地工作。日內瓦會議后，越南南北分治，他在1954年至1957年繼續領導南方活動，隨后返回河內。1960年，黎筍當選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同時進入軍事決策核心，成為越南北方領導層中推動武裝統一的重要人物。

越戰進入大規模階段后，黎筍支持把人員、武器和物資持續送往南方，也贊成通過正規軍攻勢改變戰局。越南戰爭的成因牽涉殖民遺產、南北分治、冷戰對抗和美國軍事介入，不能簡單歸結為一個人發動，但黎筍在擴大軍事行動、堅持以戰爭完成統一方面承擔了重要決策責任。學界甚至以“黎筍的戰爭”討論他在河內決策層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強調這場戰爭本身具有復雜的多方背景。

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筍成為越南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1975年戰爭結束，次年越南完成國家機構統一，他轉任越共中央總書記。此時全國鐵路、公路、農田和工業設施亟待修復，大量軍人需要安置，南北兩套經濟體系也要重新銜接。黎筍領導層卻繼續采用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并把大量資源留在軍事和重工業系統，經濟恢復速度遠低于民眾期待。到20世紀80年代初，消費品不足、通脹和停電已經成為越南社會的突出問題。

1986年7月10日，黎筍在河內病逝，終年79歲。越南宣布全國哀悼五天，并為他舉行國葬，遺體隨后安葬于河內梅溪公墓。現有同時代報道可以證明國葬和官方悼念確實存在，卻無法證明“街上無人送行”或“全國沒有人哭”。他生前掌權26年，既參與完成國家統一，也把越南帶入長期軍事負擔和經濟困境，這種兩面性構成了他身后爭議的根源。

把黎筍稱作越戰“始作俑者”，這種說法過于簡單。越南戰爭延續數十年，法國殖民統治留下的矛盾、1954年后的南北分治、南越政局變化和美國大規模出兵，都是戰爭升級的重要原因。黎筍并非唯一發動者，卻是北越強硬軍事路線的主要推動者。他支持持續向南方投入正規軍和物資，以大規模攻勢換取統一。1975年越南取得軍事勝利，黎筍的聲望達到高點，可戰爭結束并未讓國家立刻恢復正常。

長期戰火留下大批傷亡，交通線、工廠和農田受到破壞，財政資源也十分緊張。統一后的越南急于在南方推進經濟改造，生產、價格和流通受到嚴格管控。工廠缺原料，農業缺設備，市場上的基本消費品供應不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回顧越南改革前狀況時指出，20世紀80年代初通脹一度達到約400%，城市經常因缺電陷入黑暗。越南的困難既有戰爭遺留，也有僵化經濟管理帶來的后果。

第二場沉重戰事發生在柬埔寨。紅色高棉執政后實施極端統治，并多次在越柬邊境發動襲擊。1978年12月，越軍大規模進入柬埔寨，次年1月推翻紅色高棉政權。制止屠殺和應對邊境威脅，是這場軍事行動不能忽略的背景；問題在于，越軍沒有在政權更迭后迅速撤出，而是在柬埔寨長期駐軍，與退往邊境地區的武裝持續交戰。大量兵力、燃料、糧食和運輸能力被占用，越南還受到東盟國家抵制，在外交上日益孤立。

第三場是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及此后的長期對峙。越南統一后，在蘇聯因素、柬埔寨問題、邊界爭端和華僑問題等多重矛盾推動下，中越關系迅速惡化。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國邊防部隊在廣西、云南方向實施對越自衛反擊作戰。主戰事結束后，邊境并未馬上恢復安定，雙方在部分地區的沖突和軍事對峙延續多年。

這樣一來，越南南面需要維持柬埔寨駐軍，北面要長期部署邊防力量，國內還保留龐大的軍隊和軍工體系。一個剛結束長期戰爭、經濟基礎薄弱的國家，同時承受多條戰線，民用生產自然受到擠壓。參考資料所說“每天消耗30萬噸石油”“六成財政用于軍事”等數字沒有可靠依據，但越南軍費和駐軍負擔沉重，是多方史料能夠相互印證的事實。美國當時的外交材料也把戰爭、經濟改造、通脹和黑市短缺并列為越南社會困難的重要來源。

所謂“國葬無人哭”。黎筍去世后，越南確實舉行國葬并實行五天全國哀悼，靈柩被送往梅溪公墓安葬。沒有權威資料證明葬禮冷清到“無人送行”，也無法證明越南民眾“全民唾棄”。更準確的說法是，黎筍沒有胡志明那樣廣泛而強烈的個人感召力，他去世時國家又處在物資短缺、通脹和戰爭負擔很重的階段。普通人對統一功績和現實生活的評價交織在一起，使他的葬禮難以復制17年前那種全國性情感沖擊。

三場戰爭也不是黎筍一人造成，更不能說越南被徹底“毀掉”。但他長期位居最高決策位置，推動武力統一、批準對柬埔寨大規模用兵，并在中越關系惡化期間延續強硬路線，理應對國家長期軍事化、外交孤立和民生壓力承擔主要政治責任。統一帶來了政治聲望，接連用兵留下的財政缺口、商品短缺和外部對抗，則成了普通家庭不得不承擔的代價。

黎筍去世四天后，越共中央召開特別會議，選出新的總書記。同年12月，越共六大召開，新一屆領導班子正式推動“革新開放”。政策重點從持續動員轉向恢復生產，農業經營權逐步下放，企業獲得更多自主空間，私營和個體經濟得到承認，外資進入越南的渠道也被打開。世界銀行把1986年視為越南由高度集中計劃體制轉向市場導向改革的關鍵起點。

改革先在與百姓生活最直接的領域產生效果。農戶能夠更穩定地安排生產并處置剩余產品后，糧食供給逐步增加；市場放開后，原先靠配給和黑市維持的商品流通開始恢復；外資工廠進入沿海城市，為勞動力提供了新的就業出口。越南后來從世界上較貧困的國家之一，成長為具有活力的中等收入經濟體，說明結束戰爭思維、調動生產積極性，比繼續擴大軍事影響更能改變國家命運。

外交和安全政策也隨之調整。1989年，越南宣布完成從柬埔寨撤軍，持續十年的駐軍負擔由此告一段落。1991年，中越雙方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邊境地區逐步從軍事對峙轉向談判和經貿往來。這些變化并非一夜完成，卻清楚表明，黎筍晚年堅持的外部戰略已經難以繼續。

黎筍身后的官方評價并沒有變成全面否定。越南仍肯定他在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中的作用，后來也多次舉行紀念活動。因此，“死后遭全民唾棄”并不符合事實。可另一面也很明確：他去世后不久，越南便在經濟、外交和軍事政策上接連轉向，這本身就是對舊路線成本的現實回應。

評價黎筍，不能只數他贏過多少戰役，也不能只看國葬有多高規格。統一是他的政治遺產，長期駐軍、邊境對抗、市場短缺和沉重軍費同樣是任期留下的賬單。他擅長把國家力量集中到戰場，卻未能及時把這種力量轉向工廠、農田和普通家庭。越南后來靠改革恢復元氣，恰好說明一個國家真正站穩腳跟，靠的不是不斷尋找新的戰場，而是讓百姓有飯吃、有工作，讓經濟能夠正常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