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過去真實發生過的一切。隨著時光的流逝，這真實發生過的一切無可挽留地漸次退到了宇宙中某一黑暗的角落，一去不返，永不再回，雖留下一些零碎斷片，但就其整體原生態而言，它再也看不見，摸不著，聽不到，無法重現，不可再生，永成定格，難以復原。對于今人而言，有且只有各種各樣散落的零碎斷片———史料是通向那消失了的歷史的唯一橋梁。朗格諾瓦說：“歷史由史料構成，史料乃往時人類思想與行為所留遺之陳跡。……無史料斯無歷史矣。”梁啟超也強調了史料對于歷史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千百年來，凡治史者無有一人能繞開史料，無有一史不引征史料，人們無不汲汲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鑒別和運用的工作，力圖在此基礎上，復原歷史，重構過去。

史料是過往社會遺留下來的各種痕跡，既然歷史是過往的全部，那么，從邏輯上說，一切遺痕皆可作為史料。古代學者多注重文字的記載，有天地間一切著作皆是史的說法，近人除了仍然主張“一切的書籍”都是史料外，又越來越重視實物史料。梁啟超分史料為“文字記錄以外者”和“文字記錄者”兩大類，前者又分“現存之史跡”、“傳述之口碑”和“遺下之古物”三種，并留下了一句名言：“史料之為物，真所謂‘牛溲馬勃，具用無遺’。”寧可對史料的界定頗能代表這種泛史料觀念：“凡是過去的或涉及過去的東西，能夠經過它們認識過去歷史的，都是史料。”波蘭的托波爾斯基則從信息論的角度定義史料：“史料的概念包括關于人類在過去的生活的一切信息，以及信息的通道。”上述種種泛史料觀念與歷史的包羅萬象無疑是相匹配的，因而也是合理的。

不過，相對于過往真實發生的一切，這遺留下來的種種痕跡，畢竟是滄海一粟、九牛一毛，況且又極為叢雜，充滿偽謬。這便逼迫我們，一方面要無限擴張史料的范圍，另一方面又要極力提煉史料的純度。這就必須有正確的史料觀的指導。可多少年來，無數史家在歷史研究中處理史料的實踐經驗，并未給予很好的總結，更沒有提升為理論，而舊有史料觀念中的精華亦未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揚，出現了認識上的較大偏頗。如平等地對待各類史料的觀念就受到了歪曲，地下新史料的發現，誘使著一些人棄舊求新，而非新舊并重。筆者以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主體與史料之間的關系認識不清，故不揣淺陋，由此入手，進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料發現的三個層次

關于主體與歷史之間的關系，英國史家卡爾說：“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但過往的不可直觀性，迫使史家與過去的對話，只有通過史料這唯一的媒介來進行，或者說，這一對話最終落實為史家與史料的對話。可這場永無休止的對話因一方的啞然無聲而存在極大的困難。史料本身并不會開口說話，你必須對他發問！“歷史認識中，認識主體占有主導的地位，認識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是極為強大的”，問什么、怎么問，以及能否得到答案，與主體直接相關。這一對話實際上就是主體探索發現歷史的過程，只不過這一探索發現需要反復進行。卡爾的“永無休止”一詞點明了這一對話的動態性。這一動態的過程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群體與全部史料的動態對話；二是個體與史料的反復對話。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說的主體，主要指史學家，但也不排斥一般人，否則，就取消了普通民眾探索歷史的資格，這與科學精神和倫理精神都是相抵觸的。筆者將這一動態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亦即三種情況，謂之曰史料發現的三個層次，即發現史料的存在、發現史料的價值、發現史料中的歷史信息，也可簡稱為史料的三層發現。托波爾斯基曾將史料分為潛在史料和有效史料兩類：“歷史學家可能從中獲取關于過去的信息的任何事物都屬于潛在資料，有效資料則是歷史學家已經獲得或準備獲得的信息項集合。”我們不妨將其劃分再細致一些，并與史料的三層發現相對應，將史料分為潛在史料、現實史料和具體證據三類，而主體與史料的相遇亦可分為偶然碰到、有意尋找、特意關注三種情況。

依泛史料觀念，一切過往的遺跡均可作史料，可有人對此卻視而不見，或見而不識，他們固然發現了其存在，但根本意識不到其價值；有人知道這種存在，并了解其包括史料價值在內的諸般價值，但這史料究竟包含怎樣的歷史信息，尚不知曉；當有人不但知道這種存在的史料價值，而且發現了其中蘊含的歷史信息時，這種存在方才由史料上升為證據，但對證據的解讀依然存在著主體間的差異。這三層發現的結果，因主體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視而不見或見而不知；有的知其價值而不知其中的信息；有的則能鉤稽出其中的歷史信息，這正是如人入海，一入一深。

具體說，所謂發現史料的存在，即不論群體還是個體，原來大家都不知道這一存在物，現在被發現了。這類發現往往具有偶然性，常常可遇而不可求。王園箓發現敦煌藏經洞，某人在圖書館發現了塵封已久不為世人所知的手稿等等，只要是此前人們不知道的存在被人們感知到了，即可歸入這一層次。發現史料的價值可以包括發現此存在的物利價值、文化價值、史料價值三個方面，這意味著主體與此存在發生了價值關聯，象有人知道了甲骨文可以牟利，有人意識到甲骨文可以用于研究文字學，有人則認識到甲骨文可以用于探索殷商史，就后者而言，就是發現了此存在的史料價值，但此時對其價值的判定還沒有清晰化、具體化，只是對這一存在的史料價值有一大體估價而已。所謂發現史料中的歷史信息，即發現具體的史料或發現歷史的證據，不同史家或同一史家在其不同的研究階段，其史料的發現是不一樣的。就不同主體之間的差異來說，梁啟超曾贊揚王國維“從人人共見之史料”中鉤稽出周宣王伐玁狁之役；王國維、李振宏曾注意到，郭沫若和范文瀾都篤信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生產方式理論，并都力圖以此解釋中國的歷史進程，但一個主張春秋戰國之際封建說，一個堅持西周封建說。更有趣的是，他們都運用了《詩經·周頌·臣工篇》、《詩經·小雅·大田篇》、《詩經·周頌·載芟》中相同的史料。同樣面對甲骨文，王國維注重了殷先公先王及殷商制度，郭沫若則注重了農作物、耕稼、井田制、戰爭等信息；同樣面對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有不少史家已經意識到了它們的史料價值，可是，又能有幾人如陳寅恪、漆俠、卞孝萱等人那樣，發現其中獨特的歷史信息？就同一史家主體而言，在不同的研究階段對于同樣的研究領域，所發現的歷史信息也不一樣。嚴耕望說：“一個人做學問，如果努力不懈，他的方法、悟解一定能愈老愈進步，也愈邃密……例如我寫《唐仆尚丞郎表》，就比秦漢、魏晉南北朝兩部《地方行政制度》精密得多；五十歲以后寫唐代交通問題，又比《唐仆尚丞郎表》寫得精密。”他又舉自己研究北魏軍鎮為例，認為自己推論北魏御夷鎮的位置和經緯度日益精密。嚴耕望的陳述，非常生動具體地說明了史家對史料的發現，是一個與史料反復對話、不斷發現新的歷史信息的過程。

總之，人們對其不感興趣的東西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個人若沒有歷史意識，見到再多的史料存在也沒有意義；當一個人知道了這種存在的價值時，不論是物利價值、文化價值還是史學價值，這一存在才真正與主體發生了關聯，從而有了意義；只有當這一存在被史家進行了深入具體的研究，其中的歷史信息方可顯露，但又因史家主體的差異而顯露不同。而這三個層次，自然也就成為衡量主體史學素養的標尺。

我們從歷史上一些史料的重大發現，可以更廣泛地說明史料發現的層次性現象：西晉人不準，在太康二年盜發汲郡古墓時，以墓中竹簡燃燒照明以尋寶，當官方收之，多燼簡斷札，不準尋求的是墓葬中的寶物，他哪里懂得這些竹簡的學術意義？南朝蕭齊時，襄陽盜墓者盜發楚王墓，也以竹簡當火把燃燒照明，獲取玉屐、玉屏風等所謂寶物，后人僅僅得竹簡十余枚，此盜墓者也只認玉屐、玉屏風為寶，在他那里，竹簡只有燃燒照明的實用價值。安陽殷墟甲骨，多少農民和藥材商只知道這是一味叫龍骨的中藥，可以治病，對上面的刻畫符號視而不見，到了文字學家王懿榮那里，其文字學價值方被發現，而只有到了王國維和郭沫若那里，才超越了僅僅文字學式的研究，鉤稽出了甲骨文中所蘊含的殷商史的信息，可他們二人所研究的問題、所選取的材料以及得出的結論又有很大差異。再看敦煌文書，光緒末年法國人伯希和來到中國敦煌，見當地人燃燒故紙，并將紙灰調于水中，謂之神符，用以治病。伯希和驚奇地發現，此乃唐人所寫佛經，此前已不知道被燒掉了多少。當地人當然沒有伯希和的學術見識，他們和發現藏經洞的王園箓道士一樣，只知道這些故紙的實用價值。更有說服力的是，這一消息傳到北京，過了很久學部才派人來收，拉到北京后，那些有文化的達官名士，巧取豪奪，看重的仍然是其物利價值而非學術價值，因為這些敦煌經卷可以賣到不菲的價格。另外，筆者的親身經歷亦能說明史料發現與主體關系的道理：記得兒時，我老家農村，有的用元碑蓋房修橋，甚至蓋豬圈。當時懵懂少年，見之毫無反應，當自己上了大學歷史系，方知元碑的史料價值。但其碑文中究竟有多少和怎樣的元史的信息，非元史專業的我，迄今也難以講清。

實際上，關于史料發現的層次性現象，前人已經給予了注意，只是沒有進行歸納總結而已。寧可說：“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認識方法、認識技術的進步和認識方面、角度的轉換，原來認為只屬于某一方面的史料，獲得了多方面史料的意義；原來不認為是史料的東西獲得了史料的意義，甚至成為重要的史料。”他以古人的契約賬冊、新石器時代的石斧、唐詩等文學作品為例進行了說明，并接著說：“史料的掌握和對其價值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個不斷增加、拓展和深化的過程。”信哉斯言！

二、史料三層發現之造成

是什么原因導致有的史料被發現而有的史料被忽略、有的歷史信息被鉤稽出來而有的則沉睡在史料中？通常說來，主要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現實的需要，二是史學理論與方法，三是史家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

其一，現實需要引領史料的發現。

現實的需要包括現實的社會需要和現實的學術自身發展需要兩大類。史料浩如煙海，汗牛充棟，密若秋荼，但它們都靜靜地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只有現實需要的光芒照耀那一片黑暗的角落，才能復活那一片史料，才能激活其中包含的歷史信息。史料由潛在變為顯在、由顯在變為具體，在許多情況下都是現實的逼迫促使史家打撈的結果。當中國社會危若累卵，需要認清中國社會性質之時，便有了社會史的論戰；在洪水肆虐的年月里，人們會特別關注水利史特別是抗洪史的研究；當某種疾病流行于社會之際，人們會回頭研究歷史上的瘟疫問題；當地震發生之后，人們會傾向于選擇歷史上抗震救災的課題；當道德墮落的時候，儒家德教的文章便鋪天蓋地；在環境問題極端突出的今天，人們甚至會創立一門分支學科——環境史……對這些歷史研究領域的關注，自然也引發了對這些領域里史料的發現，學術在社會需要這根繩子牽引下邁步向前，相關的史料也不斷地被挖掘出來，或被重新解讀。

現實的需要自然還包括學術自身發展的需要。社會分工使得學術日益獨立，在一定意義上脫離現實的社會需要越來越遠。在學術自身發展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學術自身需要解決的問題，形成史家的課題，從而擴張了史料的范圍，加深了對史料的認識。比如金石學的產生是古代經學自身發展的一種需要；乾嘉時期的許多史學家的研究課題及其所運用的史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也沒有直接的關系，應是中國史學發展至此，需要總結的一個后果。

其二，史學理論與方法激發史料的發現。

史學理論與方法對史料的發現應該有著更重要的意義，因為現實的社會需要是對所有學科共同提出的，是否能為史家所關注并回應，尚難保證，所以還應從史學內部尋找原因。

王汎森指出，由于晚清新思潮特別是進化論的引入，比較敏感的人認為，這是一個重新理解中國古代歷史的機會：“原本‘縉紳先生’所不能接受、不‘雅馴’的史事，那些在古代圖書分類系統中可能被歸到小說類而不是歷史類的文獻，乘著新思潮的浪頭而一下子活了起來，甚至被認為可能更符合古代的事實。”從中外史學史上看，這種現象可謂屢見不鮮：蘭克史學觀念引發了史家對原始檔案材料的開發；心理史學方法促進了史家對回憶錄、私人日記史料的發掘；計量史學方法觸動了史家對賬簿、工資單、投票記錄等史料的搜集；中外交流史的理論則激起了人們對域外漢籍的高度重視……多種多樣的歷史觀念在一直不斷地復活著一片片的史料，使得史學的研究日益全面細致。

如傅斯年對史料的高度重視，就與近代西方史學思潮密切相關。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既強調“材料”，又特別注重“工具”。他所講的工具，就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在這篇宏文中，他開篇即確立歷史學的特點：“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他要與傳統的倫理式、文章式的史學劃清界限，并極力主張“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正是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使得傅斯年及歷語所的學者發現了許多不為他人所知的新史料，比如歷語所考古組對殷墟的發掘，不再只關注帶文字的甲骨，而是注重了考古地層問題，同時將牛角、蚌殼、人骨、陶片、戰具等當作一等史料看待。再如，在社會史理念盛行之下，原來不被當作史料的材料也進入了史料范圍，原來的政治史史料被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解讀了。進入新時期以來，農民戰爭史研究受社會史理論與方法的影響，就變成了社會史中的古代農民社會階層的研究。王學典對社會史地位的提高所激發的史料新發現有過一段闡述：“隨著社會史研究地位的提高，以前不被傳統史學注意的一些史料的價值被充分發掘出來。如法庭的證詞和案例可以成為社會關系的注釋，遺囑是宗教信仰的標志和家庭財產分割的證明，稅收清單是了解普通人經濟狀況的有效途徑，從出生、婚姻和喪葬的登記可以分析人口變動的趨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希爾等人“從上往下看”的歷史觀，導致了“在他們的筆下，不僅工人階級受到關注，奴隸、乞丐、仆傭、流浪漢乃至盜匪都成為研究的對象”。

但我們同時應該注意，一種史學理論和方法在激發某些史料及史料的某些方面信息的同時，也無形中遮蔽和廢棄了一些史料。如在史學史研究領域，近代以來用西方的理念挖掘出了王夫之、崔述、章學誠等所謂史學大家，而對史學史中非西方的或不合西方口味的古代史學中的大項———傳統歷史編纂學等問題及其史料，則睜眼不見，棄之如敝屣，這種狀況直至近些年才有所改變。

其三，主體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制導史料的發現。

傅斯年曾有疑問：“玩古董的那么多，發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這一疑問的答案應是，玩古董的人根本沒有古董是史料的意識和相應的歷史知識儲備。史料及其蘊含的信息被某些人發現了，被另外一些人忽略了，這與史家的知識結構有極大關系。傅斯年說：“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準了沒有。如果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的自然發現，不特得寶，并且得知當年入土的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所以古史學在現在之需用測量本領及地質氣象常識，并不少于航海家。” “科學的訓練”正是史家知識結構問題。Ｊ．蓋迪明也強調了知識結構對史料發現的重要性：“一個客體之所以是史料，只是因為有這么一個人，對他來說它不僅是‘普通’的客體，而且是一個符號，也就是說，這個人具有能使他把該客體同過去的客體或事件聯系起來的適當知識。”張耕華則更進一步在知識結構的基礎上指出了認識圖式的重要作用，他說：“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一種情況：許多歷史事實并非在史料中沒有反映，然而，由于它們還處于我們的認識圖式的輻射范圍之外，我們對它們的存在便會熟視無睹。只有我們改變了原來的認識圖式，這些史事才會進入我們的研究范圍，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亦即史料中潛伏著歷史信息，認識圖式的變化會導致史料的新發現。

制導史料發現的最本根的因素應該是主體的價值觀念。當年錢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開篇《序》中就說：“近人治學，都知道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采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其所講的“意義”恐怕就是指的人的價值觀念。王學典說：“歷史研究者的價值準則決定了哪些史實可以進入歷史敘事，哪些人物可以登場，哪些資料可以入選其中。而且，哪些史實可以進入中心位置，受到格外強調，哪些人物應該成為歷史敘事的邊緣部分，受到特別的蔑視，也大都由價值準則和利害關系來左右。在歷史敘事中，與‘理論預設’相比，‘價值準則’可能帶有更根本的性質。”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性是價值觀的集中體現。榮孟源在談到“文字史料的階級性”時說：“‘史義’和‘史識’就是階級觀點，在史學中起著決定作用。史義不同，取材、敘事和議論就不同，行文用字也不同。”榮氏的論述雖然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但卻從一個角度說明了問題的實質所在。王汎森曾經對比過各式人等對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態度：無知的官員準備奏毀；有學識的士大夫如章梫、傅增湘、李盛鐸等關注的是其中有沒有宋版書；只有受過西方近代史學熏陶的傅斯年、陳寅恪等人，才會高度重視這些檔案的史料價值。王汎森認為，“這其實相當準確地反映了清代儒者的知識觀及價值觀”。不同的知識觀、價值觀決定著主體是否將其所逢著的材料當作史料，也決定著史料的意義和價值大小。

三、史料三層發現的一些啟示

從史料發現的三個層次，我們看到，主體對史料的發現具有決定性意義。史料無聲地呆在某個地方，沒有主體與之對話，它永遠是冬眠著的，當主體的春天到來時，它才蘇醒過來。史料發現的三個層次這一史學現象，至少能夠給我們三點啟示，一是應具有泛史料意識，二是要樹立史料平等的觀念，三是須高度重視史家修養。

其一，包括史家在內的一切主體，都應具有“泛史料意識”。主體泛史料意識的缺乏，一是會導致史料的人為破壞和流失，二是會延遲歷史學的發展。李劍鳴說：“今天，史家必須具備‘泛史料意識’。但凡保留過去信息的東西，都具有史料價值，關鍵在于從什么角度來解讀和使用。……史家應當對史料保持敏銳的意識，不放過任何可能為自己的課題提供信息的材料。”歷史信息之存乎人類遺跡者，正如莊子之“道”，可謂“無所不在”，因此，正如梁啟超所言，倘若善用，“牛溲馬勃”亦自有其價值。實際上，許多古代史家已經具備了這種意識，清代王鳴盛說他寫《十七史商榷》，正史之外，“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志、譜牒簿錄，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于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冢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跡之實也”。近代史家更是建立起了一切遺跡皆史料的理念，只不過他們都是針對史家而言的，沒有普及于大眾百姓。

其二，史家要樹立史料平等的觀念。從潛在意義上說，一切歷史的遺痕對歷史研究的價值都是一樣的，史家應該樹立起史料價值平等的觀念。事實上，只有相對于具體的研究問題時，史料才分出了等次，這是證據的優先，不是史料類型的優先。當前史學界在史料價值觀方面有著令人擔憂的偏頗，那就是過于注重新史料特別是出土文獻，而對舊史料有意無意忽視或避棄。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出土文獻源源不斷，跟進的研究也一浪高過一浪。雖然出土文獻沒有經過地面流傳時主體的“污染”，對歷史研究可以起到糾謬、補正甚至是拓展的作用，但這類史料畢竟片段、零散，不與傳世文獻相結合，其史料價值很難有效地激發出來。從邏輯上講，新與舊是相對的，一些史料相對于整個史學界是舊的，但相對于個體的研究者可能就是新的。一個沒有讀過二十四史的歷史初研者，二十四史中的史料對他而言至少在第三個層次上就是“新”的。因為迄今為止的歷史研究工作，都首先還是個體的勞動，雖然有分工合作，但面對史料的時候，只能就這一研究者來談史料的新與舊。所以，問題的關鍵還在于主體，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本身沒有價值高低之分，價值是主體賦予史料的，這與主體研究的需要或研究的問題相關聯。這種一味追尋新史料的風氣在近代也出現過，羅志田指出：在近代史料觀念不斷擴展的同時，史學界也出現了某種只是注重新史料而不讀常見書的風氣，但有人對此不滿，極端者如鄧之誠，則自稱只用二十四史來做研究。實際上，真正取得成就的史學大家，都非常重視舊有史料。蔣汝藻在《觀堂集林·序》中評價王國維：“蓋君于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于古書無不貫穿，其術甚精，其識甚銳，固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多也。”王國維本人也說過：“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里，惟能達觀二者之際，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而呂思勉、錢穆等史家，幾乎不用新史料，依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史學成就。可以說，僅僅依靠新出土文獻無法取得研究的有效成果，甚至研究本身都不能開展，而僅僅依靠傳世舊史料，則依然能夠取得史學研究的重要成就。這里也并非貶低新出土文獻的價值，而是呼吁人們樹立起平等的史料價值觀。即使說發現一條新史料就象天文學上發現了一顆新星，但也不能棄舊追新，應該是新舊并重。這正如圍棋對弈，落下一枚棋子，可能激活一片，但對其它棋子及整體布局沒有把握，又怎能發揮其作用？

其三，當前應該高度重視史家修養問題。歷史研究最終落實為史家與史料的反復對話，史家在史料發現的每個層次都有著很強的主動性。史家修養的高低決定了其研究能夠進達哪一個層次，而對于史家修養的重視，目的正在于使人盡快抵達第三個層次。嚴耕望說：“研究歷史要憑史料作判斷的依據，能有機會運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結論，創造新的成績，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從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經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這段話的背后，隱含著對史家修養的重視之意。我們發現，當前的博士和碩士論文，由于數據庫的廣泛使用，資料臚列，引征繁富，看似頗有功夫，但往往到此為止，沒有理論的分析與提升，即使就史料的選擇上，也多有斷章取義的地方。這也是研究者的史學修養不夠造成的。趙世瑜曾說：“一方面，我們今天對檔案、碑刻、族譜、契約文書也許越來越熟悉了，但對正史中的《五行志》、《禮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來越沒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識都變成了謎題。另一方面，也許更可怕的是，我們手邊的資料越積越多，用到下輩子寫文章都夠，但思想呢？”這實際上是要求史家在知識結構和理論方法上下功夫。可以說，史家修養正如探照燈，它可以凸顯一片史料；又如照妖鏡，可以鑒別史料的真偽。史家修養能不受到高度重視乎？！

來源：《齊魯學刊》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