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央廣網
“你博士學位在哪里讀的?”
“美國加州大學。”
“你如何考上的?主要研究什么?”
“2007年,我通過自學考試和答辯,取得加州大學博士學位。我在博士論文中提出‘消費者主導整個市場發展’的思路。我的研究成果代表著最先進的市場分析理論……”
這段看似底氣十足的對話,出自被外界尊稱為“熊博士”的熊飛之口。這個自稱擁有3個學科博士學位、履歷光鮮的“商業精英”,于2022年在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注冊成立河南數權數字信息科技研究院(以下簡稱“數權研究院”),打著“國家政策支持數字經濟”的旗號,創設“權證”“數權”“倉單券”等看似專業的概念,構建起一個覆蓋全國的投資騙局。
“騙局終歸是騙局,逃不過走向覆滅的命運。”鄭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經濟犯罪偵查大隊副大隊長牛秉坤說。該平臺于2022年7月正式啟動運營,2023年4月曾暫停交易,同年5月21日恢復運營后,卻突然取消提現功能。這一舉措成為這場騙局崩塌的開端。
“他給別人洗腦,洗到最后自己都信了。”牛秉坤談及熊飛時感慨萬千。這個自稱精通多學科、手握博士學位的“精英”,竟連基礎英語都不會說。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雖在2016年辦理過護照,卻沒有任何出境記錄。
身份迷局:
一場自導自演的“博士秀”
熊飛的“傳奇履歷”,從頭到尾都是一場精心編織的謊言。據他自己描述,他5歲時在湖北省恩施市某鄉小學就讀,中學僅上了一年便輟學赴武漢打工;1990年至1994年,他在武漢大學攻讀法律專業,畢業后進入某鄉司法所工作;1999年至2007年,他先后在美國某百億控股集團廣州子公司及洛杉磯總部任職,最終做到該集團東南亞區負責人,于2007年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營銷學博士學位。
然而,當被問及博士畢業證、學位證的下落時,熊飛卻以“時間太久,不記得放哪里了”“搬家弄丟了”等理由搪塞,始終無法提供任何佐證材料。更離譜的是,他聲稱自己本科畢業于武漢大學法學院,1994年畢業時因學校政策原因暫無學籍檔案,2002年學校才為其補辦學籍并補發畢業證、學位證。經警方與武漢大學核實,這一說法純屬虛構。
除了學歷造假,熊飛的“海外經歷”和“身份背景”也全是憑空捏造。他自稱是美籍華人,在美國加州連續納稅五年、持有綠卡,取得美國國籍后又補回中國國籍。他還宣稱自己年薪300萬元,投資過四川某市管道工程、重慶某地石油開采,在美國擁有實體上市公司,股票市值數十億元。但警方核查其出入境記錄、納稅信息后發現,這些說法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全是他為包裝自己、獲取信任而編造的謊言。
“平時,公司員工都叫我熊博士,這只是一個稱呼而已,我沒有拿這個坑蒙拐騙。”面對質疑,熊飛始終否認。但熟悉他的人,早已看穿了他的謊言與手段。
孔梅是熊飛的前妻,2011年在一家整形醫院工作時與身為醫院股東的熊飛相識。“他自稱是博士,還說在美國待過,但我從沒見過他的博士研究生畢業證書。”孔梅說,熊飛2017年在濟南成立公司時,她在家帶孩子,對公司經營情況并不了解,直到后來才知道他在鄭州注冊了數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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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辦公地點位于鄭州某產業園(劉保奇/攝)
王有才當時是數權研究院市場委員會副主席,主管全國市場運營。他與熊飛經朋友介紹相識,據他回憶,朋友當初對熊飛的描述堪稱“傳奇”:“16歲大學畢業,擁有3個博士學位、6個學士學位,是中國第一個美容美學博士。”
“公司講課的課件上寫著研究院有8個博士團隊,但我在公司里一個博士都沒見過。”王有才坦言,公司的宣講課件由公司的運營總裁和講師制作,經熊飛審核后便可使用。
梳理熊飛的過往軌跡,不難發現他的“騙術”早有鋪墊。2008年至2015年,他創立美容機構并開設多家連鎖門店,涉足生活美容與醫學美容;2017年、2018年,在山東先后注冊成立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某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并擔任法人。直到2022年3月,他將目光投向“數字經濟”,在鄭州注冊成立數權研究院,正式開啟了這場規模更大、包裝更隱蔽的騙局。
運營陷阱:
“消費集群”外衣下的龐氏騙局
這場騙局的起點,源于一次偶然的閑聊。據熊飛供述,他與王有才最初通過微信群相識。2022年春節的大年初三,王有才打電話給他拜年時,提到他的朋友戴鵬在遼寧某文化藝術品交易所投資文票被套,詢問他是否認識該交易所的人。隨后三人約定在浙江金華碰面。
見面后,戴鵬向熊飛講述了自己投資被套的經歷,還介紹了自己經營的電商商城,但是因產品滯銷,商城經營舉步維艱。熊飛趁機“支招”,稱戴鵬的商城缺乏數字化運營和底層動銷邏輯,隨后拋出了自己“研發”的消費集群模式。提議與戴鵬、王有才合伙經營,由戴鵬出資,他負責平臺研發,王有才負責市場推廣,盈利按三七比例分配。
起初,戴鵬同意投資500萬元,但在2022年3月至6月累計投資七八十萬元后,便不再繼續投入。三人隨后調整了盈利分配比例:熊飛與王有才各占三成,戴鵬占四成。與此同時,熊飛在鄭州注冊成立數權研究院,正式啟動平臺運營。熊飛坦言,此前他從未到過鄭州,選擇在此注冊,一是因為鄭州高新區智聯網產業園產業鏈成熟,聚集了眾多互聯網巨頭;二是當地政府重視數字經濟,便于他打著政策旗號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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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飛在宣講公司運營模式(視頻截圖)
注冊公司后,熊飛主要在浙江金華開展工作。他沿用了戴鵬電商公司的商學院講師和行政人員等原班人馬,同時通過熟人聯系到軟件開發工程師,開發出一款名為“DRMS”的手機App網絡交易平臺。而王有才則負責組織人員,通過分享會員注冊鏈接的方式,推廣DRMS App,吸引更多人注冊成為會員。
據熊飛介紹,DRMS App的核心功能分為兩類:一是普通消費,與傳統電商別無二致;二是“消費集群”,這也是平臺的“亮點”。所謂消費集群,就是將消費者與企業通過契約關系聚集在平臺上,形成循環消費模式,既能增強消費者黏性,又能幫助商家清理庫存、解決現金流問題,同時讓消費者參與生產、流通、消費的全環節,實現口碑傳播和紅利共享。
但這種看似美好的模式,實則是誘騙投資者投入資金的陷阱。要參與消費集群,會員必須先購買平臺推出的三種“大禮包”,每個會員最多可購買三種禮包,累計投入最高達21000元。會員購買后可獲得兩瓶紅酒和若干“權證”,而“權證”是參與集群的“入場資格”。
熊飛解釋,會員擁有“權證”后,平臺會隨機匹配集群。每次集群會隨機產生名額,可在平臺兌換商品;無論是否中倉單券,會員每次參與集群都能獲得提現金額。會員每天可參與10次集群,參與集群額度用完后累計,若想繼續參與,需重新購買大禮包。
“每張倉單券在平臺上沒有具體價值,兌換商品時,會根據商品標價設定所需倉單券數量。”熊飛說,一個大循環下來,會員獲得的1500張倉單券,大約可兌換價值5500元(進貨價)的商品。而他辯稱,自己并非靠消費集群賺錢,真正的盈利點是“數據運營”,也就是將App上的用戶消費大數據整理成精準用戶畫像,賣給相關企業。“目前數據還達不到要求,至少需要10萬名用戶才能形成有價值的數據,所以還沒賣過。”
這一說法被該平臺內部人員戳破。費桂玲是數權研究院的講師,負責鄭州運營中心的宣講工作。她坦言,平臺沒有什么實際經營活動,本質上還是承諾高額回報,以“拉人頭”的方式吸引資金,層級高的抽取下級的返傭,后來“權證”無法出金,再后來“數權”也無法提現。
她還算了一筆賬,會員每次參與集群,平臺需返還6元,而會員僅支付1元入場券費用。也就是說,平臺每次發布集群都會虧損5元。這樣的模式,根本不可能實現盈利,更談不上“數據運營”的收益。
層級陷阱:
“拉人頭”返利的傳銷式擴張
為了快速擴大騙局規模、吸納更多資金,熊飛等人設計了一套復雜的會員層級體系和返利機制,本質上就是傳銷式“拉人頭”模式。
據王有才介紹,會員發展主要依靠向親戚朋友推薦。當首批會員看到參與集群能獲得穩定收益后,會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親戚朋友為新會員;發展的會員達到一定數量,便可升級并獲得相應的“服務津貼”。記者調查發現,平臺將會員分為五個等級,升級條件明確且嚴苛:購買大禮包并發展下線會員才能升級,最終發展近2000名會員,才可升為最高等級,任務量非常大。
返利機制則與會員等級直接掛鉤。王有才表示,下線會員參與消費集群,上線會員可獲得返利津貼,等級越高,層級返利范圍越廣、比例越高。值得注意的是,若上線會員等級等于或低于下線會員,則無法從該下線及以下會員處獲得返利。
警方核查出的數據勾勒出這場騙局的規模:該平臺共有注冊會員賬號24層、254109個,其中有交易記錄的會員達28842個;會員總充值金額超4.1億元,總提現金額約3.1億元,資金差額高達9000余萬元。在所有參與交易的會員中,僅有5276人實現盈利,盈利總額6700余萬元,而虧損會員多達23566人,虧損金額累計超過1.6億元。這意味著,超過八成的投資者血本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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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給會員講解DRMS系統倉單券的用處(視頻截圖)
為了讓這套“拉人頭”模式順利推行,熊飛等人組建了專門的宣講團隊,由商學院講師負責在全國各地開展宣講,推廣消費集群模式、解讀會員層級返利規則,吸引更多人加入。
“至于講課內容,研究院說是由8個博士團隊組成,主要講數字經濟、數字技術、數字金融這些高大上的概念,說要賦能實體經濟、服務大眾消費,讓會員清楚消費集群的規則,知道在交易所平臺購買禮包、參與集群,就能獲得‘數權’、實現提現賺錢。”王有才說,起初他也經常講課,后來公司招來了專職講師,他講課的次數就少了,熊飛也會在大型會員會議上親自宣講。
今年35歲的費桂玲,來自湖北黃岡,2014年初中畢業后便外出打工,2022年4月成為數權研究院的講師,負責鄭州運營中心的宣講。“我不了解數字經濟,也不懂什么是消費集群,講課的課件都是公司濟南運營中心的企劃給的,我只是照著課件內容念。”費桂玲坦言,她從未對課件內容進行過調查和甄別。
據費桂玲介紹,課件內容有著固定的套路:“首先宣講國家政策和指導思想,強調數字經濟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影響,營造‘風口行業’的氛圍;隨后分析國內外經濟形勢,引出平臺的DRMS系統和消費集群概念,描繪平臺的美好前景;接著詳細講解消費集群的規則,引導會員摒棄傳統消費理念,接受新的消費模式;將最后落腳點放在推廣消費集群和會員層級返利機制上,鼓勵會員積極發展下線。”
費桂玲在商學院App上錄制了12節網課,標題涵蓋“小白學經濟”“消費者集群”“夢想與目標”“如何高效溝通”“如何進行人脈裂變”等,看似專業,實則全是忽悠投資者的“話術”。這名連數字經濟基本概念都不懂的初中畢業生,拿著別人編寫的課件,向全國各地的投資者宣講“高端商業模式”,本身就是這場騙局最荒誕的地方。
騙局落幕:
資金鏈斷裂后的倉皇收場
隨著會員數量的增加和資金的不斷投入,這場“龐氏騙局”的漏洞逐漸暴露。王有才坦言,他雖然負責市場運營,但始終不知道數權研究院的盈利點在哪。“從表面看,公司的模式就不正常,但熊飛說這是8名博士研究出來的,是合法的,我也就沒多想。”而他也在平臺投入了20多萬元,獲得了約30萬元收益。而這些收益,本質上都是后來投資者投入的資金。
“熊飛控制著平臺后臺,他可以直接給我們的賬戶發‘數權’,很多員工的工資都是以‘數權’形式發放的。”王有才說,2023年,熊飛將他的工資漲到每月6萬元,其中僅幾千元為現金,剩余的5萬多元都發放到他的DRMS平臺賬戶,以“數權”形式存在。
費桂玲也證實,平臺沒有實際經營行為,所謂的收益,僅來自會員購買入場券的費用和“數據價值”,但實際上,這些收益根本無法覆蓋平臺的虧損。“會員每次參與集群,平臺都要虧損5元,長期下來,資金鏈遲早會斷裂。”
2023年5月21日,費桂玲參加了公司在山東濟寧召開的會議。據她介紹,這次會議的核心是安撫員工。當時平臺因經營困難出現異常,熊飛等人謊稱平臺遭受網絡攻擊,導致集群功能癱瘓,引起市場恐慌,會議的目的就是穩定人心,并修改平臺運行規則。但實際上,此時平臺的資金鏈已經斷裂,投資者的資金被凍結,無法提現,平臺瀕臨倒閉。
警方的調查,還原了這場騙局落幕前的倉皇一幕。據鄭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經濟犯罪偵查大隊教導員尹偉利介紹,由于資金鏈斷裂,全國各地的投資者紛紛維權,聲稱要投訴和報案。熊飛為了穩住局面,計劃在山東濟南一家酒店召開全國各地代理商大會,謊稱平臺要“改造升級”,完善投資規則,以此提振投資者信心。
“會議規格很高,會場提前布置好了,但熊飛卻臨時變卦。”尹偉利說,會議前一天,警方前往酒店踩點時,發現會場已經布置完畢。但次日清晨,熊飛突然讓會議組織方租了幾輛大巴車,將所有參會人員轉移到濟寧市某縣的一家酒店。
事后,熊飛辯解稱,是因為孩子在老家發高燒,需要趕回去照顧。但警方判斷,他之所以臨時變更會議地點,是因為濟南是省會城市,酒店位于鬧市區,周邊寫字樓密集,他擔心被警方偵查,為逃避打擊才倉促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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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公司舉辦的全國各地代理商大會現場,涉案人員被警方抓獲(警方供圖)
然而,這場披著數字外衣的傳銷騙局,終究逃不過法網。2024年9月18日,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熊飛因犯集資詐騙罪、洗錢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三十萬元;王有才、戴鵬、費桂玲等人因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也被法院分別判處期限不等的有期徒刑。
尹偉利介紹,熊飛深諳鉆法律空子的套路,其最初打出的旗號十分“高大上”,諸如數字經濟、數字貨幣、數字權益、數字股份等概念,普通群眾難以理解,很容易被這種看似“高端”的表述迷惑。此外,他還專門委托專業人士研發程序、搭建平臺,進一步增強了騙局的迷惑性。“這個人學歷不高,但腦子很靈活,十分擅長包裝自己的騙局。”他說。
“在大多數人的認知里,只要和‘研究院’掛鉤,就覺得是規模龐大、有國家或政府背景的正規機構。”尹偉利表示,熊飛正是利用這一點,借其他公司的外殼,再掛靠一個研究院的名義,讓騙局極具迷惑性,輕而易舉地讓許多人放下戒心。
據尹偉利講述,他們曾在湖南安鄉抓獲一名常年從事傳銷活動的女性嫌疑人,參與傳銷20年。為了維持“成功人士”的外在形象,她常年打扮得花枝招展,在縣里刻意營造高端人設,無論是穿著打扮、言談舉止,還是接觸的人群,都刻意顯得“高大上”。
“實際上她根本沒掙到錢,還因為參與傳銷把家里的積蓄全敗光了。”民警說,這名女子已經離婚,兩個親生兒子和她關系極差,即便面對面走過,也從不和她打招呼。“她不僅自己深陷其中,還拉著親戚朋友一起參與,把身邊的人都得罪光了。”
“我們去她家進行抓捕時,當地社區和小區物業公司的人都說,她這人執迷不悟,‘中毒’太嚴重。就在前一天,還有人看到她兒子在小區大門口碰到她,只是抬頭看了一眼,就立刻把頭扭到了一邊。問起原因,大家都說,是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敗光了,才落得這般境地。”尹偉利說,今年五十多歲的她,始終無法從傳銷的泥潭中抽身。
(文中熊飛、孔梅、王有才、戴鵬、費桂玲等均為化名)
記者:劉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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