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

追星不是現代才有的社會現象。三百多年前的明清易代之際，一個名叫王紫稼的昆曲藝人曾以其婉轉天籟之音和妖艷絕世之姿，引得“舉國趨之若狂”、“縉紳貴人皆倒屣迎”，甚至有人以夸張的詩歌語言記錄下時人對王紫稼的癡迷和追捧：“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為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吳偉業《王郎曲》）然而，這樣一位“頂流”后來竟因違法亂紀而不得善終，令人嘆惋，亦發人深思。

風流儇巧看王郎

素有“百戲之祖”之稱的昆曲（又名昆腔）發源于14世紀的蘇州昆山，至明中葉以后其藝術形式漸臻成熟，成為獨占風騷百余年的戲曲形式。昆曲的風靡海內與名家、名角的創作和演繹是分不開的。梁辰魚、湯顯祖、洪昇、孔尚任、李玉、李漁、葉崖等劇作家的天才創作塑造了昆曲有血有肉的軀體，而蔣六、王節、劉雅、李九官、周鐵墩、陸石角、吳其玉、王紫稼、蘇昆生、喬復生、王再來等昆曲藝人的傳神演繹則賦予了昆曲以生動活潑的靈魂。在這一批梨園藝人中，若論生平經歷的傳奇性及世俗評價的爭議性，似乎當以王紫稼為首。

清徐揚《姑蘇繁華圖》（局部），圖中可見戲臺及昆曲表演

王紫稼，原名稼，字紫稼，亦作子嘉、子玠，長洲人。明末清初吳門昆曲名旦，所演《會真記》紅娘，時人稱絕。據說，王紫稼還有一手絕活兒，他曾從十番鑼鼓名家熊大璋學藝，習得二十四面云鑼擊法，可見其人天賦極高。

崇禎十年（1637年）的一個明月之夜，在同鄉前輩徐汧位于周五郎巷的宅邸二株園，大詩人吳偉業第一次看到了“髫而皙，明慧善歌”的王紫稼，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美好印象，正如他在十六、七年后的回憶中寫道：

王郎十五吳趨坊，覆額青絲白皙長。

王郎水調歌緩緩，新鶯嘹嚦花枝暖。

慣拋斜袖卸長肩，眼看欲花愁應懶。

推藏掩抑未分明，拍數移來發曼聲。

最是轉喉偷入破，殢人腸斷臉波橫。（《王郎曲》）

借由吳偉業的文字，我們不難想象王紫稼的蘊藉風流。當時的王郎，正值花樣年華，粉妝玉琢，扮相絕佳，更兼唱功了得，如乳鶯初啼，整個兒一畫中人物。

王紫稼為何會出現在二株園？談遷一語揭破緣由：“吳人王稼，本徐勿齋歌兒也”。（《北游錄·紀郵上》）原來，王紫稼本是徐汧蓄養的伶人。徐汧（1597-1645年），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元年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1645年，清兵占領蘇州，下剃發令，徐汧自沉于虎丘新塘橋下，是明清易代之際不多見的殉節者。然而，史書又記載，徐汧“雅好交游，蓄聲伎”。（錢海岳《南明史》卷三十一）這固然是徐汧的個人愛好，也是時代風尚的折射。自明中葉起，伴隨城市經濟的繁榮和享樂之風的盛行，士夫巨富招蓄優伶，用以自娛，家庭昆班由此出現。如嘉靖年間的李開先和何良俊都蓄有家班，“李中麓家戲子幾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數人”。（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十八）“松江何元朗蓄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沈德符《顧曲雜言》）迨至萬歷年間，昆曲家班大量涌現，即以蘇州家班而言，最著名者當推申時行家班、范長白家班和徐仲元家班，時人謂之“上三班”，昆曲名伶周鐵墩即出身申府家班。

當徐汧在自家宅邸中搬演戲劇、悠游歲月之時，大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命懸一線，就此而言，徐汧的聲色自娛未嘗不可看作當時士大夫在認識到勢不可為之后的躺平。然而，或許是心里尚存一絲希冀，徐汧在周延儒再相并發出邀其還朝的信號之后，幾經猶豫，還是上路了。沒承想，剛剛走到鎮江，京師陷落的消息傳來，徐汧“一慟幾絕”。回到家中，徐汧遣散家班，從此獨居一室。

亂世浮萍總要尋找依靠，從徐府出來后，王紫稼又依附于江寧巡撫土國寶。再后來，按談遷的說法，“國寶死，逃入燕”。然而，查《清史稿·疆臣年表五》，土國寶自縊于順治八年十二月。而《牧齋有學集》云：“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游告別。”辛卯即順治八年。可知王紫稼離吳北上在該年春夏之交，而不待土國寶死后。

王紫稼為何要北游呢？原來，他是要投奔龔鼎孳。龔鼎孳（1615-1673年），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入清后仕至禮部尚書。按諸《龔鼎孳年譜》，龔鼎孳于順治三年六月丁父憂還鄉，里居一年左右，四年春暮即離廬東下，游歷于秦淮蘇杭一帶，與士林同道詩酒往還，直至順治八年夏方才北返。其中，順治五年（1648年）兩度盤桓于蘇州。考慮到龔鼎孳、王紫稼彼此交叉的朋友圈，二人在此期間應該有很多見面的機會，而且一定是賓主相得、相見恨晚的一番情景。訂交的結果，順治八年楝花飛舞時節，在龔鼎孳還未動身北上時，王紫稼已打點行裝，準備追隨龔鼎孳了。

王紫稼離吳，牽動不少人的心腸。年近古稀的文壇大佬錢謙益一口氣寫下十四首贈別詩，極盡纏綿悱惻之能事，以致遭到同人的譏笑：

金臺玉殿已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

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見董含《三岡識略》卷六）

入京之后，王紫稼以龔鼎孳為圓心，積極拓展其社交圈，為自己積攢人脈。順治九年三月初三，龔鼎孳府上，王紫稼當眾度曲，聽眾除了主人龔鼎孳，還有韓詩、丁耀亢、鄧漢儀、段雨巖（雨巖為字，其名不詳）、白夢鼐、趙而忭等數人，皆為一時名流。此時的王紫稼正當而立，褪去青澀，“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曲藝已臻圓熟之境，“酒酣一出其伎，坐上為之傾靡。”（《吳梅村全集》卷第十一）是以，“江南薦紳好其音不衰”，（《北游錄·紀郵》）于是才催生了吳偉業的《王郎曲》。

迨至順治十一年，王紫稼厭倦了“北漂”的生活，準備返鄉了。左安門外，韋公寺旁，恩公龔鼎孳依依不舍地為王紫稼餞行，芳草萋萋，細雨紛飛，又是一番離愁別緒。

辣手摧花李琳枝

返吳后的王紫稼意識到自己年齒漸長，以色藝謀生終非長久之計，于是開始了“二次創業”。他利用自己深耕吳門和北游京師積攢下的人脈資源，當起了政治掮客，“以夤緣關說，刺人機事，為諸豪胥耳目腹心”。此外，他在私人生活方面似乎也不甚檢點，“其所污良家婦女、所受饋遺，不可勝紀”，由此不免犯了眾怒，“坐間譚及子玠，無不咋舌”。（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

有清一代，夤緣關說雖為政治司法領域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然而，在官方的口徑中，其違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如于成龍所言：“投認師生，擅通薦函，并夤緣關說等弊，殊干憲紀。”（《于成龍集》卷七，三晉出版社，2017年）至于奸淫婦女，姑不論其自愿與否，畢竟風化所關，不能不令時人側目。就此而言，王紫稼后來之得禍，多少出于咎由自取。

如果說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是王紫稼的福星，李森先則是王紫稼的災星，吊詭的是，李森先與“江左三大家”其實是同道中人。

李森先（1616-1659年），字琳枝，山東掖縣人（一說平度人），明崇禎進士。順治二年，自國子監博士考選江西道監察御史。他的山東老鄉王士禛說他有海忠介之風，甚至推他為“本朝御史第一”。（《池北偶談》卷七）此說一半出于鄉誼，一半亦有實據，順治年間巡按江南的諸般作為令李森先直聲滿天下，其中誅殺王紫稼一事的輿論關注度無疑是最高的。

順治十三年（1656年），李森先受命巡按江南。在蘇州日，他接到王紫稼淫縱不法的舉報，于是明察暗訪，搜集證據，待條件成熟遂一舉逮捕王紫稼，先杖責數十，“肉潰爛”，然后押赴閶門，用枷刑，“頃刻死”（一說“三日而死”）。

枷刑，又名枷號，本是明朝人發明的一種恥辱刑。具體行刑方式為，將犯人頸套木枷，置于監獄門口或特定的公共場所，示眾羞辱。木枷一般重二三十斤，據說明朝曾使用過重達百斤的大枷，重枷之下，犯人不數日即死，于是枷刑又由恥辱刑異化為致命的酷刑。當然，沒有文獻顯示李森先對王紫稼用了重枷，應該只是常枷，所以致死之因還在杖刑。

李森先的手段固然酷辣，不過并非獨出機杼。清人筆記中提到，順治八九年間，秦世禎巡按江南，杖枷惡徒陸顯吳、張執之于閶門。（《研堂見聞雜記》）以理推測，李森先顯然受到了其前任的一些影響。

李森先和秦世禎處決犯人為何都選在閶門？閶門是古蘇州城的西門，明清時期閶門一帶是全蘇州最繁華的商業街區。明唐寅詩《閶門即事》寫出了閶門的繁華景象：“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賣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我國古代素有在鬧市行刑的傳統，《禮記·王制》云：“刑人于市，與眾棄之。”在稠人廣眾之中執行刑罰，可以將刑罰的威懾（或許還有教化）功能發揮到極致。是以，清朝后期京城處決死刑犯多在菜市口。而在清朝初年的蘇州，人氣最旺的閶門成為首選的行刑地點再正常不過了。

清徐揚《姑蘇繁華圖》（局部），畫面中可見閶門及其熱鬧景象

同時受刑的還有一個名喚三折的僧人。據說這三折“以吃菜事魔之術，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后奸淫無算”，可謂既邪又淫，是以民憤極大。李森先將三折拘來，與王紫稼枷刑相對。二囚一僧一俗，一個光頭納衣，一個粉妝玉面，刑后俱血淚交流、狼藉無狀，旁觀百姓聯想到昆曲《會真記》中的紅娘和法聰，“無不絕倒”。就此而言，制造這一場面的總導演李森先不啻為一位行為藝術大師。

對這樁轟動性案件，后來的王士禛記載道，李森先“寘淫僧三拙（即三折，筆者按）、優人王紫稼于法，江南人莫不快之”。（《池北偶談》卷六）“江南人莫不快之”的說法恐怕過甚其辭。因為，當王紫稼被捕后，“一時名流投間相援者，不絕于途”。（《譚獻集·補遺》）王紫稼本有名士緣，當其遭難，同情、聲援者自不乏人。然而，遠水不救近火，而在李森先，當是抱定了殺人立威的念頭。于是，王紫稼就不得不死了。

順治十四年暮春時節，龔鼎孳使粵歸來，路過蘇州，聞知王紫稼罹禍消息，“痛哭幾絕”，作悼亡詩十二首，題曰《王郎挽歌》。其中二首如下：

江左煙花盛綺羅，青春對酒復當歌。白門病死王郎殺，天寶風流已不多。

錦纜橫塘系晚春，玉箏彈淚上羅巾。只愁衛玠應看殺，那得焚琴汝輩人。

（《定山堂詩集》卷三十九）

故地重游，可惜斯人不再，風流難續，對李森先的煮鶴焚琴之舉，龔鼎孳不能毫無怨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龔、李之間自始至終保持著良好的交誼，似乎未因王紫稼之死而受到影響。（見繆荃孫《藝風堂雜鈔》卷四）這不能不讓人懷疑龔鼎孳與王紫稼之間的友情。

世情悠悠賤優伶

關于王紫稼罹禍的時間，有必要稍加辨正。一說認為李森先誅王紫稼在順治十年（見顧公燮《丹午筆記》），此說之謬最為明顯，因順治十年王紫稼尚在京師。一說認為李森先誅王紫稼在順治十一年，如褚人獲言：“順治甲午，李按院森先訪拏三折和尚及優人王子嘉，立枷于閶門，三日而死。”（《堅瓠廣集》卷之四）順治甲午即順治十一年，這一年王紫稼剛剛返吳。據此，繆荃孫才會得出王紫稼“一出都即見法，同在一年中也”（《藝風堂雜鈔》卷四）的判斷。褚人獲亦為長洲人，是王紫稼的同時代人，按說他的記載不應有錯，然而卻經不住推敲。按《清史稿·李森先傳》，李森先巡按江南在順治十三年，旁證為李森先按吳時曾查辦督學張能鱗貪贓案（見《研堂見聞雜記》），而能鱗督學江南亦在順治十三年（見法式善《清秘述聞》卷九）。又《大清一統志》卷七十一云：“（順治）十四年，巡按李森先、周登議開劉河中段。”則順治十四年李森先仍在吳。同時人趙士春有詩題云：“東海李琳枝按吳半載，忽被急征。”可見，李森先巡按江南歷時只有半年。綜合這些文獻記載來看，李森先巡按江南當在順治十三年、十四年之間，鄧之誠認為李森先于“順治丙申、丁酉間，巡按蘇松”（《清詩紀事初編》卷一），這一看法應該是符合事實的。由此可以斷定，李森先杖斃王紫稼亦必在順治十三年到十四年之間。《堅瓠集》在王紫稼案后又記李森先于順治丙申秋杖斃金又文，推測王紫稼被誅大約與其同時或稍早。

王紫稼是否罪該論死？實際上不無商榷余地。清中期的蘇州人總結，國初有三妖，分別是儒妖金圣嘆、僧妖三折和尚、戲妖王子嘉。（《丹午筆記》）大才子金圣嘆竟被冠以“儒妖”之號，則王紫稼、三折和尚之被妖魔化亦在情理之中了。論行跡，王紫稼并無必死之罪。所謂奸淫婦女當屬你情我愿，夤緣關說也不過是當時官場的潛規則。從時間上看，王紫稼案發時，清朝雖已頒布《大清律集解附例》，然而不過“大明律改名也”。按諸明律，和奸只是杖罪（無夫奸杖八十，有夫奸杖九十），至于夤緣關說，能靠上的律條似乎只有一條，即“有事以財請求”條：“凡諸人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計所與財坐贓論。若有避難就易，所枉重者，從重論。”這樣算來，亦不過是徒罪。退一步講，王紫稼即便罪有應得，其被枷死仍欠缺程序的合法性。各方面證據顯示，李森先對該案的處斷明顯不符合帝制時代的司法程序，這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古代監察權的強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際法治秩序的紊亂。

那么，李森先為什么要對王紫稼痛下殺手呢？首先當然是因為職責所在。明嘉靖年間，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就曾建議朝廷通過業績造冊的形式按時考察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的履職情況，造冊條目不一而足，其中一條即為：“禁約過囑托公事若干起，凡按屬地方有無拏獲權豪勢要、本土刁民、挾制囑托者，具實開報。”（《王廷相集》第四冊，中華書局，1989年，第1335頁）可以想見，對明清之際的巡按御史來說，對夤緣關說、囑托公事的查處懲治無疑是其工作重點之一。

其次，從主觀上看，李森先巡按江南是一定要行霹靂手段的，因為在其內心中，不如此不足以挽亂世頹風，不如此不足以洗刷其曾經“從逆”（大順政權占據北京期間，李森先曾受“偽職”）、再為貳臣的政治污點。孟森認為李森先是“色厲而內荏者”（《心史叢刊二集》），話雖刻薄，卻直中要害。相比較而言，高陽的評論更易為人接受，“凡以清廉明察自矜者，每有此種過當或不近人情的舉動。李森先當是趙申喬一流人物，較之湯斌、陸隴其、于成龍等，境界大有高下之別”。（高陽《柏臺故事》，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11-12頁）

再次，從客觀方面看，王紫稼之不得善終背后實有深層次的社會原因。中國古代，娼優隸卒均入賤民，長期處于社會的結構性歧視之下，以致有“至賤至下之人……莫甚于優伶”（《黃秉義日記》第八章）的說法。明崇禎年間，鄭瑄任寧紹副使，“下車即禁優伶。”（祁彪佳《救荒全書》卷4）同時期的順天府尹劉宗周亦曾嚴禁倡優，理由是：“今梨園是無賴極賤之輩，服帝王之服飾，呼圣賢之名號，引奸誘盜，無所不至，等威法制之謂何？昔夫子惡鄭聲，惡其淫也。今梨園之淫縱，更十倍于鄭聲，豈王法之所可宥乎？”（《劉宗周全集》附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現實生活中，這些賤民階層中的個別成員或許會因非凡的天賦或難得的際遇而出人頭地，一時風光無限，然而越是如此，越會招致一般社會成員更多的排斥和仇視。就此而言，閶門圍觀叫好的蘇州市民，不能簡單看作不明就里的“烏合之眾”，而以李森先、龔鼎孳為代表的縉紳階層對優伶既欣賞又歧視的心理則不足為外人道也。

與王紫稼案類似的又有乾隆年間的朱三案。伶人朱三“出入諸顯貴人門，大有勢力”，因與某御史有過結而夤緣關說，竟迫使該御史“坐削籍歸”。然而，朱三自己也沒有撈到好處，被發到刑部笞責，刑部執法吏王某義憤于朱三的奸猾跋扈，要“為諸縉紳吐氣”，是以行刑時毫不手軟，后朱三“因傷至數月以死”。（錢儀吉纂《碑傳集》卷一百四十六）兩相對照，王紫稼與朱三驟起驟跌的命運何其相似，恐怕均不能以性格狂妄、違法亂紀做簡單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朱三案中代表縉紳出頭的，竟然是同為賤民的皂隸，其諷刺意味就至為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