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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2026年7月4日，美國迎來建國250周年紀念日。250年前，《獨立宣言》以自由、平等與人民主權為基石，為美國寫下了立國敘事。然而，當歷史的指針來到建國250周年，美國正面臨一系列復雜現實。在美國國內，行政權的不斷擴張與政治社會的深度撕裂，使曾經的立國理想淪為左右兩派相互攻伐的政治符號。在國際舞臺上，美國“民主樣板”的感召力正日益褪色，其相對優勢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被削弱。但無法否認的是，美國仍擁有全球最大名義GDP，美國企業仍占據全球科技與資本市場高地，美國與西方盟友主導構建的國際經貿、貨幣及話語權體系依舊難以被替代。

我們如何理性看待當下之美國？

近日，圍繞“美利堅治世”的演變軌跡、美國政治分化的深層根源以及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等核心議題，鄭永年教授接受“大灣區評論”專訪，作出了深刻解讀。此外，他近期還就AI對民主政治的沖擊、技術賦權的雙刃劍效應、科技寡頭崛起等前沿議題展開深度剖析。IPP評論特將上述論述整理集納，以饗讀者。

【內容聚焦】

一、美國因何走向分化？

二、“特朗普現象”的成因是什么？

三、美國霸權，是衰落還是轉型？

四、如何理解美國的全球角色？

五、“美國夢”和“中國夢”能否共存？

六、AI如何重塑民主政治？

七、國家主權如何面對科技寡頭？

八、AI外交怎樣影響中美競爭？

美國分化不是偶然，而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今天的分化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之后，民主形式隨之變化的結果。當共同利益和政治共識不斷減少，原本依靠共識與妥協運行的制度，也就越來越難以有效運轉。

圖為在華盛頓特區，美國農業部總部懸掛著一面“自由250”旗幟，以紀念美國獨立250周年。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的分化首先要從制度設計來看。美國制度本身相當分權和分散，從憲法上看具有“雙重主權”特征：聯邦政府由全體美國人產生，各州政府由各州人民產生，同樣具有自己的主權。

與此同時，美國內部的政治共識較以往大幅減少。如今不僅有“特朗普的美國”“特朗普的共和黨的美國”，還有“民主黨的美國”；不僅兩黨之間在分化，兩黨內部也在分化。從社會層面看，種族、宗教、地域、階層等維度的分化日益明顯。隨著共同利益與共識的減少，政治分化愈發突出。

他進一步指出，美國今天的分化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美國民主形式大體經歷了幾個階段：早期是“精英民主”（或稱“精英共和”），建國一代擁有相近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思想意識和價值共識；二戰后，美國進入“中產民主”階段，龐大的中產階級比例有效防止了政治的過度激化。然而，里根革命以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占據主導地位，伴隨美國資本帶著技術迅速流向世界各地，導致去工業化，中產階級萎縮，政治分界線越來越明確，各方力量之間的沖突也隨之加劇。

他指出，過去美國的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能夠運行，重要前提是政經相對分離。美國早期奉行最低限度政府，羅斯福新政后政府作用雖有所強化，但經濟體系總體仍相對獨立于政治。如今，美國不同權力之間越來越不協調，三權之間相互爭奪，國會內部及兩黨內部也缺乏協調，司法任命日益政治化。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與過度政治化，已對現存制度構成威脅。

“特朗普現象”是美國政治體制信任危機的反映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特朗普現象是美國轉型危機、勞工政治失落和制度信任危機等因素共同造成的。當民主黨背棄勞工利益、轉向身份政治，而越來越多工人階級選民把經濟問題置于族群身份之上，特朗普的回歸也就成為美國政治深層變化的集中體現。

6月24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國家廣場舉行的慶祝美國獨立250周年的“美國州博覽會”開幕集會上發表講話后走下舞臺。 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特朗普的“強行政”現象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并非美國三權中的行政權突然變強，而是特朗普行使權力的方式發生了改變。作為250年來首位真正以商人和公司老板身份入主白宮的總統，他將企業總裁的行事風格帶入了白宮；另一方面，危機時期行政權擴張在美國也有先例，而當前美國正深陷各種轉型危機。

美國民眾再次選擇特朗普，核心在于民眾面臨切實的經濟焦慮，而民主黨無力解決。自克林頓時代起，民主黨走所謂“第三條道路”，擁抱資本而背棄勞工利益。此后，民主黨逐漸迷失了自身的代表群體，轉而依賴身份政治和人權政治。

特朗普的勝利雖建立在白人工人階級基礎上，但較2020年，他贏得了更多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對這些選民而言，階級利益超越了種族或族裔。一個曾靠“白人藍領”起家的候選人，如今成功吸納了非白人勞工階層，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信號。特朗普現象，不僅反映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也折射出整個美國政治體制的信任危機。

美國霸權尚未退場，低估美國可能犯顛覆性錯誤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處在一個痛苦轉型期，但它仍然是“衰落中的霸權”，其在人工智能、虛擬空間和技術標準等新領域，新的霸權形態正在形成。正因如此，低估美國可能會犯顛覆性錯誤。

2026年7月3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南達科他州基斯通的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舉行的獨立日活動上發表講話。圖源：法新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可用“周天子”來形容美國，從新舊秩序轉換的角度看，當前國際秩序群雄逐鹿，美國則處于痛苦的轉型期。但他強調，美國即使相對衰落，依然是霸權。美國今天的問題更多出在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和分配機制上，而非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目前，美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美軍仍擁有全球最強的投送能力，美國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領域也保持領先，大量原創性技術仍首先在美國落地。

在他看來，大國衰落是一個長期過程，不能用“命定論”看待。在長期演變中，國家能否糾正錯誤、抓住新機會，都存在變數。美國從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到真正確立全球霸權，也經歷了幾十年。大國衰落不會是一條直線，特朗普及其MAGA運動如今的目標正是“中興”，也不乏成功的可能。

實際上，美國在重要領域的霸權甚至在強化升級。若從占領土地等傳統軍事控制的角度看，美國的確衰落了；但若從人工智能和新技術形態來看，美國正在建設新的霸權，更加關注虛擬空間、技術空間和戰略空間。因此，我們不能再用農業時代的“土地帝國主義”或海洋時代的“海洋帝國主義”來理解今天的美國，低估美國可能會犯下顛覆性錯誤。

“收”不是“退”，美國在重塑另一種全球化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在傳統貨物貿易領域搞保護主義，卻在人工智能、數據、芯片、技術標準和虛擬空間等優勢領域繼續推動全球化。隨著AI和高科技高度集中，美國盟友反而會越來越依附美國，其霸權地位也可能進一步鞏固。

6月17日，德國總理默茨、英國首相斯塔默、美國總統特朗普、法國總統馬克龍、加拿大總理卡尼和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亞在法國埃維昂萊班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圖源：Getty Images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的戰略收縮與擴張并不矛盾。“收”并非退縮，而是戰略調整、整頓、鞏固與重新布局。過去美國到處撒錢、駐軍、搞重建是傳統霸權的做法；如今美國謀求轉型，意在先守住西半球和關鍵基礎，再通過其他方式施加影響。

鄭永年教授進一步指出，美國確實在“反全球化”，但反對的是對其不利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最大驅動力是資本，只要美國仍是資本主義國家，只要中國等國繼續開放，全球化就不會停止。因此，不能僅盯著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中美直接和間接貿易規模依然龐大，美國的數據流通與人工智能國際化本質上仍是全球化。

他認為，每個國家都會基于比較優勢推進全球化。美國雖在缺乏優勢的貨物貿易領域搞保護主義，但在人工智能、數據、芯片、技術標準及虛擬空間等優勢領域，仍在積極推動全球化。美國對盟友、東南亞及全球南方國家在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領域的合作即是明證。同時，全球的人才、資本和技術仍在流向美國，美國的技術和平臺也仍在走向世界。

人工智能和高科技領域的高度集中，反而可能使美國霸權地位更加鞏固。前三次工業革命時期，歐美發達國家大體都參與其中；但此次人工智能高度集中于美國。其他盟友國家因缺乏相應能力，將越來越依附于美國。

美國夢、中國夢和其他夢可以共存

鄭永年教授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發生，不只取決于美國，也取決于中國。只要中國不主動進入美國定義的“敵人”框架，仍有轉圜空間。美國需要接受自己不再是“天選國家”，世界也需要把美國看作一個普通國家。美國夢、中國夢以及其他國家的夢，并非必然沖突。

圖源：Getty Images

鄭永年教授指出，隨著中國崛起，許多國家開始用“G2”視角審視中美關系。然而，“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發生不僅取決于美國，也取決于中國。

在他看來，受宗教文明背景影響，美國的認知模式中確實存在非此即彼的兩分法。只要中國不主動進入這種對立框架，不將自己變成美國定義中的“敵人”，并保持規避的意識與行動，雙方就仍有轉圜空間。當前美國的心態頗似晚清中國，亟需進行根本性調整，接受自己不再是“天選國家”的現實。

鄭永年教授指出，美國不僅是一個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優秀文明的“集成”，從工業文明角度看，確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文明形態。對許多美國傳統中產而言，“美國夢”確實在褪色；但對許多貧窮落后國家的人來說，它依然具有吸引力，全球范圍內的人才、資本和技術仍在流向美國。與此同時，大量頂尖中國科技人才正加速回流，中國對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也在持續上升。

他認為，美國夢、中國夢以及其他國家的夢完全可以并存，只是路徑、文化與制度不同。當世界不再只有一個“夢工廠”，當不同文明都能為人類提供各自版本的“好生活”想象時，人類才能真正走出“歷史終結論”的幻覺。

AI對民主政治的重塑：共同事實正在崩塌

鄭永年教授指出，人工智能賦能的社交媒體，已經導致傳統民主形式的“死亡”。一旦“共同事實”基礎崩塌，民主最終只會變成一場各說各話的“噪音”。

據美國彭博社報道，在當前的美國中期選舉周期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偽造政治廣告日益泛濫。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人工智能賦能的社交媒體已導致傳統民主形式的“死亡”。在他看來，過去的民主大多是精英設計的制度安排，對政治精英而言，往往只是獲取權力的一種工具。

AI時代更大的麻煩在于事實本身正變得不穩定。如果一切事實皆可虛擬，真相將不復存在，這是所有擁有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社會都可能面臨的問題。AI集群可以偽造公眾共識，制造“所有人都在這么說”的幻覺，從而悄無聲息地扭曲民主。AI大規模制造虛假內容，對社會信任和政治秩序具有毀滅性破壞。

當公眾不再信任自己看到和聽到的一切時，民主賴以運轉的“共同事實”基礎便會崩塌。沒有共同事實，就沒有共同討論的前提，民主最終只會淪為各說各話的“噪音”。

國家主權與科技寡頭：權力正在從國家向平臺轉移

鄭永年教授指出，科技寡頭已是現實。今天的科技寡頭掌控數據、算法和平臺，并影響戰場通信、輿論走向和金融制裁。隨著硅谷和華盛頓越來越合一，將演變為一場從國家向平臺、從政府向寡頭轉移的根本性權力轉移。

5月初，有媒體披露了一場得到某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支持的協同輿論攻勢。該委員會與OpenAI、帕蘭提爾（Palantir）等公司的高管存在關聯，旗下組織如“建設美國AI”和“引領未來”斥資贊助TikTok和Instagram上的網紅，向美國公眾渲染中國科技崛起帶來的恐慌。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AI缺乏物理邊界，并在智能上抹平差異，將不同國家、文化乃至個體吸納進同一個信息系統。國家的表層物理形態或許尚存，但其實質內涵正被大模型與平臺深刻重塑。

關于科技寡頭與國家的關系，鄭永年強調，科技寡頭已是現實而非未來。馬斯克等科技企業家已在星鏈通信、衛星監控、地震救援及軍事應用等領域，發揮著傳統上僅大國才能發揮的作用。AI高度集中與壟斷的技術結構天然有利于寡頭而不利于制衡。

科技寡頭掌控著沒有物理邊界的數據、算法與平臺，能夠同時覆蓋全球數十億人。其作用已清晰可見：星鏈決定戰場通信，算法決定輿論走向，數據決定金融制裁的精準度。在金融戰略上，誰掌握了數字貨幣和跨境支付的數據流，誰就掌握了金融戰爭的制高點。這使得許多“小帝國主義”依附于美國，使其能夠調配這些力量。

過去政治與資本尚有一定區分，如今硅谷與華盛頓卻日益合一。科技寡頭正從“影響政治”走向“成為政治”，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根本性權力轉移——權力正從國家向平臺、從政府向寡頭轉移。

AI外交與中美競爭：既賦能外交，也去能外交

鄭永年教授指出，AI正在“賦能”外交，也在“去能”外交，并正在成為外交談判對象，甚至推動“自主外交”時代到來。中國應在堅定發展人工智能的同時，保持審慎步伐，并發揮開源、大眾路線與全球南方應用場景結合的優勢。

今年3月16日，韓國新世界集團與美國芯片巨頭英偉達支持的初創公司Reflection AI在美國舊金山簽署諒解備忘錄。此協議的簽署標志著特朗普開啟第二次白宮任期后，美國政府首次達成了人工智能出口項目。

鄭永年教授指出，AI與外交的關系至少可從三個層面理解：一是AI正在“賦能”與“去能”外交；二是AI正成為外交的談判對象；三是AI的“自主外交”時代正在到來。

一方面，AI正在賦能外交。外交的核心之一是收集和處理信息，AI在此方面的效率遠超人類，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能“變弱國為強國”。但另一方面，AI也會“去能”外交。它在賦能大量“非國家”角色的同時，使一些網絡平臺與國家或政府構成競爭，且平臺運營者有自身利益，未必與國家利益一致。更棘手的是，AI只有機器理性，缺乏人類的政治忠誠與政治判斷，由此產生的安全問題已成為人類社會的迫切挑戰。

在中美AI競爭方面，鄭永年指出，中美均處于全球第一梯隊，無論AI“賦能”還是“去能”外交，都主要發生在這兩個國家。中美能否就AI進行嚴肅、認真且有效的交流，將直接影響這一決定人類發展方向的技術。他認為，中美AI競爭表面上是國家政策的較量，實質上政府與企業都在發揮關鍵作用。中國保留一定監管是合理的，因為當前各界普遍強調AI的“賦能”，卻較少關注其“去能”風險（即“人工智殘”問題）。人工智能不同于傳統技術，過度激進的領先可能意味著更早觸發系統性危機。因此，中國必須堅定發展人工智能，避免因差距過大而受制于人；但在戰略上不一定要做最激進的引領者，做一個審慎的跟隨者同樣有其合理性。

關于全球南方，鄭永年指出，中國側重開源與大眾路線，成本相對較低。人工智能能否真正落地，關鍵在于應用場景。中國具備與全球南方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深度結合的天然優勢，因為這些國家更需要成本較低、開放性較強且易于落地的技術方案。

*本文觀點集納自“大灣區評論”公眾號鄭永年教授系列對話：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伍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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