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李林教授自2016年起面向該校教育學部及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研究生開設生活史研究與寫作相關課程，拓展從事日常生活史研究。2023年，他在前期講義的基礎上出版《凝視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路及寫作案例》，嘗試對日常生活史研究進行學理回溯，著重探討如何借助歷史學的方法與視野，將文獻、訪談、回憶、觀察和實物等素材進行融匯，重建有溫度、有學理的生命敘事，運用到其他關聯學科領域。該書以生活史取向的教育敘事研究，提供了理論、方法和操作的參考。

2026年5月13日下午，李林教授以“凝視日常：生活史研究之理路與省思”為題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舉行講座，討論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兼及對研究現狀和方法本身的反思?；顒佑蓮偷┐髮W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張仲民教授和曹南屏副教授參與對談研討，校內外師生40余人參與此次學術活動。

講座現場（胡曉明攝）

李林：《凝視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路及寫作案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3年

李林（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一、從現場情境出發的引論

我主要做制度史特別是科舉考試研究，最近幾年在專題研究上用時較多的，是搜集整理清代翻譯科舉的檔案史料和閱讀校釋滿文譯本《四書》。關于生活史的研究和關懷，更多是因為在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工作的需要，屬于拓展研習。教育學部為碩士生設計了兩個系列的研究方法課程，分別是質性研究方法系列和量化研究方法系列。我因為是歷史學出身，歸到質性研究方法序列中，起初是合開課程“文化與生活史研究”，后來自己側重于生活史研究專題。這門課在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開了十年，我一直都是邊學邊教、以教為學——在準備教、進行教、反思教的過程中進行學習。中國傳統講“教學相長”，正是這個道理。

該課開了幾年之后，按照課程建設要求需要各自編寫一本講義，所以就將自己有限的看法和探索書寫出來。限于體例和篇幅，很多內容只能點到即止；而且基本上是面向非歷史學專業的學生開設，主要是想將歷史學研究的一些觀念、方法和思維帶給教育學科的研究生。大約四五年后，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的老師聯系到我，希望我在他們的質性研究方法課程序列里也講講生活史研究。大家知道，今天的心理學研究是高度量化的，此范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這也促使我重新思考：歷史學或者人文學的研究方法和關懷，怎樣才能與教育學等社會科學以及心理學等自然科學取向的研究，有一些可以會通之處。總之，這些內容主要是面向非歷史學專業的同學，而今天在座諸位大多是專業的歷史學背景，因此可能是過于基礎和淺顯了。我自己近期也在持續修訂《凝視日?！愤@本小書，希望使之更加豐富和完善一些。

這次活動是海斌教授和仲民教授組織邀請。其實，今天我們三位在這里，就是一組很有趣的組合。我們都研究歷史，在時段上是以清代、特別是晚清以及民國為主，不過關懷各有側重。海斌老師的研究以政治史和外交史見長，仲民老師以社會史和文化史著稱，我探索比較多的主題是教育史與考試史。這也啟發我思考：我們在何種意義上有一些對話、碰撞的可能？這也是我們今天做學術研究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現在的學科專業切分精細，學者離開了各自的專業領域，就好像無法對話了。不過，我還是找到了一個可能的會通點，即這幅圖中間的“人”。海斌老師做政治史和外交史，不僅講宏大事件，他的研究中還很細膩地呈現人物的交游網絡、知識背景和性情特征，如何影響其在特定的政治和外交事件中的選擇與決策，尤其是他系統研究的一系列晚清民國史上的“中等人物”。仲民老師從事社會史與文化史研究，更是如此。他以往對閱讀史、書籍傳播、近代的醫藥廣告所作的研究，更切近于“人”。

“人”作為會通主體的意義和可能

“人”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有其生活、喜怒哀愁、困惑和迷茫。在此意義上，我從事的教育和考試研究也是如此。歷史學是“人”學，教育學更是“人”學。用我們所里葉瀾教授的話來說，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過人的生命、為了人的生命質量的提高而進行的社會實踐活動”。所以，我們三位可能的交匯點就在“人”上。甚至當我和心理學院的同學交流時，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會通點也在于“人”。今天的心理學雖然是以自然科學取向的研究為主，但它關注的還是人的個體和群體。

當然，如果這樣“人”字放在中間，并加上一個框，意涵好像不是太好——它就變成了“囚”字的樣子。不過，這反映的確是事實和常態，因為人總是生活在各種各樣的有形和無形的牢籠和枷鎖中。正如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睂Α叭恕钡拇嬖跔顟B的關注和反思，正是生活史研究中可以切入、并且去關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

二、生活史研究的趨勢與進展

十年前我開生活史研究的課程，以及大概六七年前開始寫這本書時，國內學界已有不少生活史研究，但不像今天這么多、這么“熱”。最近兩三年中，以日常生活、生活史為題的專題論文和研究著作顯著增加，連我自己也覺得應接不暇。與此同時，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可能是生活史研究“事熱理冷”。大家都在做生活史研究，但對它的所以然和背后的學理探討較少。我也在思考到底是為什么。或許就第一印象而言，生活史研究寫寫“生活”就可以，把生活史寫成單純的衣食住行也沒有問題。但除此之外，生活史研究還有什么可以再作探討的內容和維度？這是我在教學和寫作過程中，一直困惑且不斷反思的問題。

今天我打算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和大家分享：一是生活史研究的趨勢和旨趣；二是視野與進路；三是方法與技藝；最后再略做省思和展望。

如果我們關注生活史（life history），就會發現它已經是許多基本的“百科全書”之中，都要專寫詞條來處理的一種研究思路和方法，已然十分普及。即便簡單檢索“百度百科”，它也有“生活史研究”的詞條，而且特別標記說明這是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術語，但它的配圖卻是“瘧原蟲生活史”，為什么呢？《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絡版）也有“生活史研究”詞條，其中做了一個簡短的界定，稱這是一種“對人們的生活經歷進行詳細了解和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樣把它歸屬在社會學中，而且其中還有多條關于“生活史”的其他條目。其實，較早使用life history的并非人文社會科學界，應該是生物學研究領域。直到今天，我們在中國知網中檢索“生活史”，也仍可看到一系列的生物學主題的內容，尤其是針對動物中體型小且生命周期相對比較清晰的動物。生物學意義上生命的產生、發展、蛻變和消亡周期，也因此被稱作它的“生活史”。

在人文社會科學中，采用生活史比較早且有特點的是社會學，尤其是針對底層工人的訪談研究。除了海外學者，中國在20世紀40年代左右，一些社會學者比如陳達等人，也嘗試開始用這種方式進行研究。因此，即便是看“維基百科”的詮釋，也在強調這一特征，它稱“life history is an interviewing method used to record autobiographical history from an ordinary person’s perspective”，其中特別強調這是一種采訪、訪談的方式，從常人的視角進行研究。所以，生活史尤其是社會學視野下的生活史，非常強調通過采訪、觀察，去關注底層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狀態。之后在歷史學、人類學、教育學、心理學，特別是教育文化研究中，都把生活史作為可參考的重要研究角度和視域。

現在我們聚焦到歷史學領域。我們講的生活史研究也仍然需要放在史學史、特別是20世紀“新史學”的學術光譜中去理解和定位。葛兆光老師在給《哈佛中國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所作的推薦序中提到，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有四個重要變化：一是歷史研究的“時間縮短”，因為把神話從嚴肅的歷史研究中切分出去，神話的歸神話，歷史的歸歷史。二是“空間放大”，不僅是核心的地區，還超越傳統疆域并涉及周邊。三是“史料增多”，史料增多有很多的因素，不僅是事實上的史料的發掘和出現越來越多，還因為歷史觀念變化，以往不成為史料或者不被當成史料的東西進入歷史視野。四是“問題復雜”，涉及問題意識、評價立場等。若在此基礎上拓展一個變化，就是“視角下移”，這與生活史密切關聯。此外，在張廣智老師主編的《西方史學通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六卷中，講西方史學的五次轉折。到第四次和第五次時，即19世紀末以至20世紀60年代以降，“新史學”的產生和興盛。所有這些，使我們對待歷史研究的主題和視野、探討的問題，切入史料的方法和技術，甚至書寫歷史的體例本身都有了新變化，生活史也是在“新史學”的脈絡中展開的。

史學史系譜中的生活史研究

生活史研究應當放在歷史和學術的脈絡中去理解，但20世紀歷史學的進展中有太多的變化、轉向、流派、名家、代表作品。即便專門做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同志，可能也很難“全光譜”地去跟進。我自己更無力于此，我通常會給非歷史專業的學生推薦兩本基礎的書，自己讀后也是受益良多。

一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教授在1970年代組織編寫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這是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研究主要趨勢”報告之一出版；二是蔣竹山教授主編的《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理論、方法與實踐》（臺北聯經出版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其中關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內容就是仲民老師寫的。這兩本書連接起來，有助于我們對20世紀歷史學的主要趨勢和流派有一個概要式的認識。前一本的大趨勢梳理得很好，里面講到社會科學對歷史學的影響，計量史學、比較史學、國別史與世界史等，此后繼續繁榮發展；后一本則更專題聚焦，匯聚了兩岸新銳學者和一些海外代表學者，提示了重要的學術趨勢、代表作品，并從學理本身的意義進行歸納。其中提到多種學術轉向和趨勢，我自己比較重視的主要是以下四種，它們都和生活史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當代史學的幾種關鍵轉向與生活史研究

第一是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以往的研究強調精英人物的經典作品，傳統的文化史很注重這些內容。而文化轉向就是轉到另一個思路，即把“文化”視作一種由人實踐著的不斷生成的“生活方式”，未必是精英和經典，就是尋常的人在自己的生活實踐中的穿著、飲食、閱讀習慣、參與學術互動的方式等等。這些都是實踐著、生產著的一種文化的方式。這一點其實與生活史研究的關懷非常相似，因為生活與文化，就是這樣不斷地去產生、去更新、去實踐的。如果我們去看劍橋在線詞典，英文意義上的culture，是指the way of life，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日本的重要辭書《大辭林》中解釋“文化”，也特別講“生活様式”，亦即一種生活方式。這是與生活史研究密切相關的文化轉向。

第二是公眾轉向（public turn）。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書時，先讀過一個授課型碩士學位叫“比較與公眾史學”（comparative and public history）。當時系里有位老師蘇基朗教授，他主要做宋史研究。有一次交流時，他借亞伯拉罕·林肯《葛底斯堡演說》中的著名說法，提到公眾史學關注什么問題、應該怎么寫，就是of the public，for the public，by the public，即書寫公眾的歷史，為了公眾書寫歷史，以及由公眾本身書寫歷史，因為公眾可以自己記錄，也可以用口述訪談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歷史記錄。

第三是全球轉向（global turn）。這一轉向提示我們，如何基于但適當超越傳統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敘事框架和解釋單元，去嘗試思考人類特別是在15世紀以后全球化進程之中，由于人、各種各樣的物品和商品、各類貨幣以及知識的流動，新的制度不斷在全球播散。尤其是在處理氣候、洋流、戰爭、疾病等問題時，全球史的視角尤為重要。但初看之下，這個轉向好像和日常生活史沒有很大的關聯，因為它要講一套很宏觀的、全球的事情。不過，今天講的全球史研究，不全是像早期的全球史家，書寫的單位必然是“全球”。當然，能做這個尺度的全球史書寫，仍然值得推重。今天越來越多的全球史研究，實際上是在地的全球史和從微觀出發的全球史，就是基于一個具體的可能甚至是微小的人、事、物，去看其中全球的互聯、互動和交織。比如高晞老師寫何魯，她主要聚焦一個人，但從中仍可看到全球史的關懷和影響（《何魯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醫療事件》，中華書局2024年）。此類研究更多的，是像重要的商品如茶葉、咖啡、煙草等在全球的生產、消費和流通，以及它們怎么塑造人們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的“品味”。所以，它又回落到了一個“日?！钡年P懷和意義之中。

最后一個是數位轉向（digital turn）。這給了我們很多歷史研究的新條件，也帶來了很多挑戰。史料的良莠不齊、泥沙俱下，以及史料過多而抬高研究門檻，我們若再不做出更詳實的研究，反而就更處于不利的地位。還有新的人工智能技術，常給人帶來“虛假的承諾”和“虛無的恐慌”，即我們都很焦慮，但又不確切知道為什么，乃至不知道自己在焦慮什么。這兩種心態放在普通人那里，導致日常出了問題；若放在有決策權的人那里，這種虛假的承諾和虛無的焦慮，會讓他們據此去做決策，進而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

今天，很多歷史學同仁都在關注日常生活、書寫生活史。但目前為止，我自己尚不敢說當代史學真有一個“日常轉向”（everyday life turn）；但確實是有這么一個趨勢，值得我們充分留意。提及20世紀的歷史學，尤其是對生活史研究啟示和貢獻很大的流派，尤其不可忽視年鑒學派的貢獻。《禮記·中庸》里有句“致廣大而盡精微”，如果要從20世紀的歷史學流派中找一種既能“致廣大”又能“盡精微”的，年鑒學派可謂當之無愧。其中既有像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那樣能廣泛關注宏大的時間和空間尺度的學者，又有生活史研究常常列舉的該學派第三代學者及其作品，比如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菲利浦·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的《兒童的世紀》，以及他和喬治·杜比（Georges Duby）合編的《私人生活史》等。他們有一個特點，即使是像布羅代爾那樣展開宏大研究的人，也很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和生活史研究有些異曲同工之處。

三、生活史研究的內涵和特征

生活史研究“事熱理冷”的現狀，可能也是因為它好像沒有什么學理可言。生活史研究當然要關注生活，但我們若從學理上適當地再想一想：什么叫生活？研究什么樣生活？比如寫寫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它們當然是生活的。從社會史角度切入的生活史研究，對此書寫較多。此外，我們研究生活，研究誰的生活？為什么要研究它？生活史是研究關乎整體歷史的，還是細細碎碎寫一寫就好？它有沒有一個更系統、更形而上的思考？這是困惑著我的，也是我嘗試思考的問題。葛兆光老師在《宅茲中國》（中華書局2011年）里寫的一句話，很適合這里的語境。他說：“看似平常的常識背后，潛伏著一個又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生活史研究要討論什么？更多的是把它再轉一次，轉到了“日常生活史”，英文說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或者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討論生活史的人，經常是在討論日常生活史。在這方面，連玲玲有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日常生活史的學理和范式（《典范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十七卷四期，2006）。連玲玲指出，從學術的源頭看，日常生活史研究主要來自兩個學術傳統：一個是德國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另一個是意大利的微觀史學（Microstoria），“兩者均強調對市井小民的歷史作深入的敘述，并賦予在日常生活場域中的能動性（agency），同時批評社會科學式、結構論式的歷史研究”。如果我們對人類學有印象，就會馬上想到文化人類學所說的“深描”。

生活史研究在表達方式上受到文化人類學的啟發和影響，且賦予了日常生活場域中的人的一種能動性（agency）。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個詞。agency在人文社科當中，一般翻譯成“能動性”。但是我們還要在理解上稍作轉換，即理解“能動”，顧名思義就是它會動，人是“動物”嘛，但這只是一種身體和生理意義上的動。更關鍵的是，人作為一種會思考的主體，他會與所處的客觀環境和世界發生各種各樣的互動，進而做出自己可能的選擇。這種能動性可能相當微弱，但它值得被看見和重視。這是生活史研究真正要做的。

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學的研究，非常強調人的能動性，但我們也要考慮能動性的限度。日常生活史研究從表面看，可以寫的主題包括衣食住行，人的交往活動，后者非常關鍵。因為由人組成的社會，其基本的特征就是連接，無論做什么領域、什么主題，只要涉及“人”，就可以關注人與人之間是通過什么技術方式，依靠什么知識體系和社會關系連在一起的？之后他們又做了什么，以及這件事情有什么影響。因此，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其中有人、有事、也有物，但背后還有一些“理”，值得我們看見，比如背后的文化實踐、社會網絡關系等等。

身份和認同也是關鍵概念，這兩個詞英文都可以對應identity，但是二者間又有微妙的張力。身份，很多時候是在社會的職業區分或社會分層的意義上，賦予人的一個標識甚至是標簽；而認同，則是主體選擇一個東西作為對自我的表述。人在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對象，他要選擇適當的身份表述，進而去維系適合這個身份的言和行。這一點對研究會有所幫助?？茨切v史材料時，要想一個問題，即這個人寫這些東西時，他可能潛在預設的讀者和對象是誰，這會影響到他寫什么和怎么寫。除此之外，這背后還有他們的時空觀念，對時間的認知，對空間的感知和安排，背后的權力關系，以及人作為人，除了生活，衣食住行、吃飽穿暖、繁衍生息外，還有一層意義世界（或者稱精神世界）要去安頓。這里的“意義世界”，是借張灝先生所講的universe of meaning（高力克等譯，《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意義與秩序的追求（1890—1911）》，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人在什么意義上安頓他們自己超越于物質生活的一種追求，這仍是我們可以去思考和探究的問題。

更具體言之，“日常生活”在英文中對應兩個表達：daily life和everyday life。一般學術語境中，并不刻意強調區分二者，反正是“日常生活”即可；在英文中，dailylife和everydaylife，基本上也是近義乃至可以等換的詞。不過，做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一些學者，則嘗試分開剖析這個問題。李小東先生就嘗試分析二者，主要是轉引國外學者的闡述，因為也只有在英文語境之中，才好細致區分。（《理論與實踐的反思: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6期）這種區分或許帶有意義賦予乃至建構的成分，daily和everyday在語源上能否承載我們今天理解的學理意涵，我是有所懷疑的。不過，這種建構本身又有一定的啟示，反映學者在處理和解釋問題時的傾向和投射。

這種區分的要領是，daily life很多時候指在前近代，尤其是在一個自然時間的狀態下，人們隨順著自然節律而展開的日常生活。如果找一句古詩來表達，可能很像陶淵明所說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與此相對，everyday life則指向工業時代開始，隨著一種機器化大生產時代的到來，一種嚴格的社會鐘表時間的限定，人們的作息被框定在流水線生產下的日復一日的生活，單調而乏味。這很像村上春樹的小說中所寫：“同一天的周而復始，若不在哪里留下折痕，說不定會產生錯覺。”（林少華譯，《1973年的彈子球》，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

Daily Life與Everyday Life的辨析與啟示

人類日常生活的狀況，似乎并沒有隨時間的推移、科技的進步而越來越舒緩和改善。相反在某些方面，它好像正愈演愈烈。所以，我們思考和理解日常時，這種判分或許有建構成分，但它讓我們理解何為日常，以及前近代的日常與工業化時代以后的日常的不同。對于這種不同的思考，又會導向一種批判。這就是日常生活史研究除了寫人、事、物細細碎碎的一面之外，它可通向、可理解、可反思和批判的一面。這一點更多是來自德國的日常生活史的啟示。二戰結束之后，擺在德國人面前的是一組沉重的時代命題：“國家”為什么是這樣？為什么走到了這一步？是誰、怎樣把一個國家從意識形態到社會管控機制，再到種種尋常的生活變成這個樣子？所以，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德國的學術系統中，帶有強烈的反思和批判性。若再進一步拓展反思和批判，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史研究，正是要去反思和批判近代工業化以來的日常生活。

四、日常生活之困境與批判

生活史研究還需追問的是：“日常”為什么會越來越成為問題？近代以來的日常生活，呈現如下的特征和困境，我嘗試借這五個關鍵詞來描繪。第一是祛魅（Disenchantment）。此處借用韋伯（Max Weber）的概念。以往人們認為宏大的、崇高的，值得去追求和安頓精神世界的資源和方案逐漸失效了，被一套現代科學技術和理性擠走了。但是，人作為追求“意義”的動物，仍然需要尋找安頓身心的資源與方案。日常如何安頓，成為新的問題。

第二是異化（Alienation）。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的目的本身發生了嚴重的沖突。尤其以勞動為例，勞動本來是人類生產、生活的一種方式，但工業化時代和大機器時代的到來，讓人的勞動越來越需要注意效率，而且本身是高度重復的，更關鍵的是其背后導向嚴重的剝削和不平等。勞動本身變成了一種日復一日且單調乏味的日常。它控制了軀體，也影響了人的思維，可能還會讓我們形成新的思想“慣習”。記得錢穆先生曾用過一個詞，叫做“心習”。今天我們愛說思維慣性，即我們的心已習慣于這樣，遮蔽了日常新的意義和可能。

第三是漂泊（Drift/Floating），在地理空間意義和心靈空間意義上，現代人大多漂泊無依。離開了熟悉的地方，身體遠離了熟悉的人群，在心理和精神意義上同樣如此，這也成為日常。

第四是加速（Acceleration）。有研究發現了這樣的趨勢：近代以來，人類的睡眠時間越來越少，睡眠質量逐漸降低，似乎一切都在不斷加速。加速導致人和機器間的悖論：人制造機器，原本是為了緩解繁重的體力勞動，解放人的身體，進而讓人作為人的存在，可以去追求精神的享受和意義的充分實現；但結果是，人要調節自己的身體和種種時間觀念的節奏，去適應機器的速度。而且時間的規劃和分隔本身，成了一套新的規訓機制，籠罩日常。

最后一點是技術統治（Technocracy），在當今AI 時代尤其如此，尤其值得批判反思。這些是生活史研究超越于瑣屑的衣食住行和庸常之外，可以去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日常之困：五個關鍵詞的透視

五、生活史研究的目的與旨趣

王汎森教授討論過二十世紀史學研究中“人的消失”的問題（參考《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版）。現代史學研究和書寫中，我們看到很多大的結構，比如階級、國族、文明、革命、啟蒙等，都非常宏大。它書寫和關注的重點，并不在歷史中占絕大多數的人在多數的時間里怎么生活的問題上。

我給心理學院的學生上課時，也有同學提到跨越學科的類似困境。他看到諸如客觀、理性、抽象的統計，宏大敘事和臉譜化的種種特征，認為心理學研究似乎也在往這一極發展。心理學研究原本關注的應該是人本身，但實際去研究和切近人的方式，則是把他們放在腦成像儀上，去掃他們的腦電波；或者讓他們去量化自己的情緒分別是幾分，然后把所得的數據放到程序當中去跑，把人給抽象統計出來。但我們可能忘了，白紙黑字背后原本是一個又一個獨特的、有感性和理性的人。人的存在本身，在這一過程中變成了一篇規整的學術論文，人被概念化和符號化了，因而看不到具體的、鮮活的人。另外，一些學生認為歷史學的思維也給了他們非常多的啟示。其中一部分人是在職讀書的應用心理學專碩，甚至有一些就是臨床的心理咨詢師。他們或許沒有自覺意識到自己在用日常生活史的方法，但是在他們的實踐中，卻時時處處都沒有離開日常生活史的思維和方法。通常，坐到咨詢師對面的“來訪者”，背后正是有日常生活的問題需要去安定和解決，而且出現問題的恰恰就是平時習焉不察的日常。那時所希望的，就是回到日?！刻炷芩X、能吃飯、能正常做事的那個日常。

從歷史觀、方法論的角度看日常生活史的興起，它與歷史學的發展大勢下，對傳統的幾個中心，比如精英的、男性的、成人的視角反省密切相關。同時，它還意味著人類對工業化時代以來的若干宏大敘事的反省和批判。人們曾經相信，科學和理性不僅能帶來巨大的物質文明成果，還能解釋和解決許多問題。同時，也相信它能夠把人類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人類的理性可以把社會制度設計得越來越好，生活會更加輕松自如，物質文明極大豐富，就能進入一個理想的社會。近代以來，許多不同流派都曾描繪類似的烏托邦，但20世紀的發展卻帶給人類一次次的沖擊和反思。我們越來越“文明”，科學越來越發達，人類設計社會制度的水平看似也越來越高。但為什么導致歷次大規模戰爭，卻是更有效率地、大規模地去殺人！這一點的沖擊非常之大。20世紀的很多偉大作品，都在直接或間接反思這個問題。

生活史研究中，同樣需要重新去問這些問題：我們寫誰的歷史？怎么去寫歷史？以及什么是歷史？王笛老師在《茶館》上半部中譯本的前言中稱，我們對帝王將相、風云人物的一舉一動都事無巨細地去了解，但問題是占人口99%以上的小人物的情感、生活方式、對世界的看法、遭遇、文化，還有他們的思想，是否值得關注？該怎么去寫？（《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這是生活史研究可有的內涵和探討的主題，關注常人的情感和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即the way of life，它是在不斷實踐著、生產著的一套文化。就像看戲一樣，我們看得多的是舞臺上的人，而且在舞臺上，我們都不太把眼光看向聚光燈之外的人。燈光一直聚焦那幾個人，它周圍的人是怎么樣的？王笛老師在2024年的一個學術訪談中，講到“日常就是最宏大的敘事”。這句話相當有力量感。當然，做歷史研究要盡量少說最高級，慎做全稱否定。因為歷史研究是有局限的，我們看到的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但如果我們把這句話適當轉換并加以思考，即日常怎么能通向宏大的敘事？它為什么就是宏大敘事的一個載體？這是王笛老師的觀點給我們的啟發。

如何理解和實踐生活史（life history）？我們在討論時，經常把它的語境更進一步地具體到它的“日常屬性”。無論是田園牧歌式的dailylife，還是一種瑣屑庸常的everydaylife，它都被賦予了日常屬性。其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再作展開。

第一是日常生活作為一種文化實踐（Cultural）。前面已經討論過“文化轉向”，以今天的現場來說，今天坐在這里的同學帶的大都是筆記本電腦，南屏老師是經典的、傳統的人，拿著筆記本來記，海斌老師也是。這仍然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對于自己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去書寫，能夠讓我們更舒適、有效，都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這背后仍然是一套文化實踐。

第二個是強調批判意識（Critical）。即除了敘事本身外，在敘事的結構、敘事的選擇和敘事的旨趣中，呈現出對現實敏銳的關注、反思和批判。尤其聚焦人們是怎樣在一個結構化的過程中，展開自己的日常生活。

第三個是反身自覺（Contemplative）。若歷史研究都只研究別人，當然是可以的，因為要強調一種客觀的、相對抽離的研究。同時也要自覺，歷史學家也是人，歷史學者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們該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安頓自己的日常？在我所理解的生活史研究中，應當可以把自身納入到這樣的框架中來關懷和思考，否則容易將自身對象化和工具化。

以上，我總結了3個字母C開頭的字，就是cultural、critical和contemplative。當然，最后一個“反身自覺”，用reflective可能更好一些。這里稍有湊字的考慮，不過也大致能通（contemplative意為沉思的）。

生活史研究的3C旨趣概要

六、生活史研究的視角與進路

如何定義和進行生活史研究？我在華東師大教育學部上課，生活史研究是被放在研究方法系列課程之中。不過直到今天，我仍不認為生活史研究是一種操作性的方法，我更傾向于把它理解為歷史研究的一種取徑（approach），approach既是名詞也是動詞——既是一個approach（路徑），也是如何去approach（接近）。另外，它還是一種視野（perspective），關系到我們要從哪個角度看事情并剖析它？我沒有特別強調它是一種特定方法，或者它具有操作方法意義上的排他屬性。不宜把生活史研究局限化，反而應把它放到歷史研究的大脈絡中，凡是歷史研究通行的法則，在生活史研究中都應適用。

另一方面，還應該把生活史研究放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圖譜中分析。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可以給我們什么新啟示？過去研究生活史的學者們的特色是研究范圍微觀化、目光向下、研究內容包羅萬象，并且嘗試重建“全面史”等。（劉新成：《日常生活史與西歐中世紀日常生活》，《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1期）雖然，今天我們縮小了研究尺度，但背后的關懷還是整體史的。我在自己的教學中，概括了生活史研究的五個常見視角。

一是常人視角。此即常人的日常，就是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ordinary people。首先，常人一般是和精英相對而論，所以常人視角在研究對象上，一般選擇與精英相對的常人，即研究普通人。其次，這也是我想重點闡釋的常人視角，它還指研究作為“常人”的精英。稱一個人是精英時，就是前面我們講的identity中的身份，這是在社會區分的意義上，基于某一種區分方式，給對象一個身份。更關鍵的一點是，作為常人的精英還表現著他除了基本的生活外，也有要去安頓的意義。世界很多時候就是在做社會區分，比如社會收入、社會階層的區分。在教學中，心理學院的同學，特別是做臨床心理咨詢者仍然給了我啟示。他們提到，坐到他們對面的往往都是社會區分意義上某一種層面的“精英”——或是公司的高管，或有很高學歷。但他坐到這里恰恰是因為他的日常：他作為一個普通人，安頓他的日常有一些障礙，需要我們去傾聽、疏導和幫助。

我在修改《最后的天子門生》時才開始有這種明確意識。王朝國家設計的選拔人才的制度選出來的進士，當然是精英人物；但我越修改到后面，越能明白這些精英們都總是某個人的兒子、丈夫，也可能是某個人的爸爸，這就是他們作為常人普通的一面。這也是為什么我理解生活史作為研究方法，會特別舉出contemplative，即反思性、反身性。因為前面幾層都是指向研究對象，最后一層則是日常生活史研究還得回過來再考慮的問題。此外還要明晰，歷史學者其實也是“常人”，也有日常生活，因此在研究過程中還要留意精英視角和庶民視角之間的緊張。臨床心理學因為掌握一套判斷人的狀態的“權威知識”，以此去評判人、診斷人、分類人和矯正人；我則建議他們也讀讀福柯的《瘋癲與文明》，更加深切地理解這套知識的由來、特征與限度。其實，歷史學的知識同樣也有類似的一面，值得留心。

二是日常視角。日常就是日復一日的，好像乏善可陳，而巨變是精彩紛呈的。但這二者不是對立關系，而是轉換關系。常是常態，變是變態。常是恒久，變是暫時。只有這些尋常的東西才會恒久。常是普遍的，變是特殊的。給學生上課時，我也常和他們半開玩笑似地提到，大家選擇一個學校起初是被那些“變”所吸引，比如學校發表了多少重大成果，產生了多少杰出人才。這些指標是該校學科實力關鍵的體現，是吸引我們來到這個學校的很重要的參考信息。但進入學校后，很快會發現那些偉大的高光時刻，即便和我們不是毫無關系，但關系比較少、比較淺。真正影響我們念書和研究體驗的，是一個又一個普通的老師平時怎么上課和指導學生，怎么和學生相處。所以，在此意義上，我們重新去看待和理解日常時，就會有與之前不同的一些視角。

三是微觀視角。微觀是與宏觀相對而言。微觀視角包括時間上的、空間上的、對象上的、切入點上的等。大家接觸多的是時間、空間和對象方面的。切入點上的還可留心“偉大”的人物作為常人的生活的一面。這些年即使做政治人物研究，也有一部分人物研究轉向日常，比如研究人物的閱讀、心態、生活起居等。另外，從常人的日常中，可以看到一種社會文化的常情和常態，包括我們拿來“劃時代”的標志性事件，也是存在于這樣綿延的文化和社會之中。

四是地方視角。大家理解、接觸乃至實踐更多的生活史研究，在于具體的“地方”。“華南學派”所做歷史人類學就非常典型。這方面相信大家了解較多，這里不多展開。

五是邊緣視角。隨著新文化史、生活史和微觀史的興起，學者逐漸將目光投向各種“邊緣”：女性、孩童、邊地、少數族群，研究視野因之一新。也要留意，“邊緣”這個詞本身就值得反思，甚至有些許敏感。尤其我們講性別史研究，若先貼上“邊緣”標簽，本身可能就是“立場”問題，值得反思。

在新史學中，微觀史帶給生活史研究的啟示很多。因為它在研究對象、方法、表達，還有研究立場上，都有新東西值得思考。首先是研究對象層面，研究規模小，對象階層低是微觀史學的特征，但不是排他特征。其次是方法層面，生活史和微觀史都很重視細致入微地解析素材，同時進一步反思和呈現研究過程本身。在表達上，生活史很受人類學，特別是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常用細膩生動的筆法。很多敘事就用細節的描述，這都是很重要的特色。我們讀一些作品時，總能在細節處被打動，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視角的轉換。

我上課時，會和學生一起讀一些學術作品，探討和分析其中的選題視角和寫法。以下是其中的幾種。第一種是史景遷的《王氏之死》（李孝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該書的第一史源可能是黃六鴻的《?；萑珪?。《?；萑珪肥撬^“官箴書”，教人怎么去做州縣官，包括如何審案、判案。在周保明老師點校的版本中，有幾頁專門寫到如何審理一樁離奇命案（廣陵書社2018年）。王氏被丈夫掐死，她蹬草席，蹬壞草席，甚至在草席上留下糞便。后來官員去查案時看到草席，看到糞便。這些細節都是《?；萑珪分械摹！锻跏现馈穼懽鞯撵`感原點可能就是《?；萑珪罚偌印钝俺强h志》和《聊齋志異》，史景遷把三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材料拼接在一起，展現一套高妙的敘事方式。當然這種寫法在歷史學界也不無爭議。

第二種是王笛老師的《茶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茶館作為一種微觀的政治空間，涉及國家權力，以及國家建構過程中，國家權力怎么進入地方社會和包括茶館之中。茶館也是地方社會空間的一個縮影，里面有各色人等打交道，建立和維系社會關系、交換信息，等等。其中，將地方社會中的人物關系寫得淋漓盡致。王笛老師的《茶館》結構上分為三部，有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面相，每部各分幾章加以展開，其思路也給我們很多啟示。

第三種是《母乳與牛奶》（盧淑櫻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該書討論“母職”，聚焦在近代（1895-1937年），由于牛奶和奶粉的傳入推廣，加之出現了新職業和新教育，女性用傳統哺乳的方式喂奶，抑或買奶粉給孩子吃的問題。其中涉及職業、經濟、科學的問題，也關乎仲民老師所講的廣告和商業營銷問題，還涉及身體和審美。

第四種是研究特別群體的書《讀書的料》（程猛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該書討論當代農家子弟怎樣考入高水平的大學的歷程。作者要回應和對話的理論，兼有威利斯（Paul Willis）的文化生產和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產。一般認為，文化資本傾向于出生在很好的文化資源家庭，有很好的社會文化資源的人，他們更容易在學業上取得成功。今天的高等教育也有一個扎心的事實，頂尖大學中來自農村家庭的學生越來越少，亦即“寒門難出貴子”的討論。但總有一部分人成功了，他們為什么成功？該書揭示了這些人在跨越階層的過程中獨特的心路歷程和情感結構，并提出“底層文化資本”概念，指出不是只有處于社會上層的人才有文化資本，決定他們在教育和社會流動意義上成功，出身底層的人也可能擁有一種“底層文化資本”。這一概念和解釋引起了很多關注和共鳴，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都能給我們啟示。

幾種著作的選題及進路啟示

七、生活史研究的方法和技藝

（一）拓寬史料的視野

生活史研究需要拓寬史料視野。新史學代表人物魯濱遜說歷史“是研究人類過去事業的一門極其廣泛的學問”，“瑟利地方的石斧和今天早晨的報紙，都是史料來源?！保R思和等譯,《新史學》，商務印書館2012年）。王汎森教授2000年前后在臺北的一次演講中，談到日常生活史研究“方興未艾”，也強調年鑒學派的貢獻，并稱材料其實很多，但要“史學眼光改變了，才會從這些材料中看到意義”（《現在歷史是什么？》，收入《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年）。否則，材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不會認為它是可用的材料。在生活史研究中，尤其強調私人書寫，比如書信、日記、自傳和回憶錄等會成為很重要的史料，此外也很重視口述。這里稍舉幾個我之前做過的研究小例子。

一是剛剛海斌老師提到的民國“學校市”。因為我在教育學系和基教所工作，有時需要去各地的中小學聽課評課、考察學校。這個選題最初來自太倉市實驗小學的校史墻，當時在那里看到“學校市（大同市）”的表述和架構，這超出了我以往的知識框架。實際寫作中，該案例用到的材料各有不同，但重點關注的是普通學生怎樣在學校的日常中，通過我們所講的“學校市”，即一種學生自治的模擬架構，去安頓和被管理，這是學校日常生活。（《學校市：民國時期一種“學生自治”的實踐及得失》，《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

第二個案例是關于近代的“教員肺癆”，即教師肺結核問題，這是從研究和翻閱近代教育辭書中得到的選題啟示。辭書是一定時期規范知識的載體，其中會收有關“教員肺癆”的詞條，值得留心。“肺癆”是典型的傳統中國式表達——教師工作辛苦，生活清貧，因勞致癆，這是普遍印象；肺結核則是近代意義上的醫學術語。在作此研究時，我綜合了各類材料，也去上海市檔案館看檔案。其中也有涉及仲民老師關注的虛假醫療廣告問題。我還看到一位女老師的個案。她去治療肺結核，但幾次之后就死了。于是，學校將醫生告上法庭，稱是因為醫生操作失誤導致的醫療事故。此事后來驚動了上海市醫師公會，最后做的裁決認為人工氣胸手術是當時可靠的治療方式，醫生并未失職，還引用了美國的醫學刊物進行證明。當時，上海市的小學老師們還要進行全員體檢，把這個問題上升到很高的程度。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敘事中，教師的結核病很嚴重，因為教師能影響兒童的健康，而兒童是國家民族的未來，所以教師要好好做檢查、接受治療。（《教員肺癆：一種近代“職業病癥”的意涵及應對探微》，《史林》，2022年第5期）

第三個是最近發表的一篇小文章。原初是因為我看到20世紀40年代老家的老人們讀的《四書》零冊。在這個案例中，用的材料也是可以拓展的。它本身是一個地方化的經典文本習讀，所以我結合了地圖、方志、家族的家譜，還有訪談材料、實地考察等，寫了一篇非典型且“不規范”的文章（《經典余響：聆聽1940年代黔西村塾的<四書>習讀》，《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6年4月21日）。這或許也是一種面向公眾的寫作和傳播。

（二）留心史料的“縫隙”

史料中的很多“縫隙”也值得我們留意。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之前我和學生討論論文時找出來的一條材料，除了材料正文，還可留意史料的中縫處，可以看到“官報”和“課吏館”字樣。如果足夠敏銳，會發現這里可能藏著兩個可以寫成碩士論文乃至博士論文的題目。另一案例是，我做晚清進士館研究，起初也是一些零散的地方引起了注意。翻閱任何一本關于中國教育史的教材，大多會有這個學制系統圖。其中，居然有一個“進士館”，前后不挨。按理來說，學制系統需要上下左右連貫，但它居然都不挨。這到底是為什么？因為進士館學生不是從下面升上來的，畢業后也不再進入更高的學堂。這些都值得我們留心探究。

兩份常見文獻中的“縫隙”

（三）解讀史料的層次

做生活史和微觀史，尤其要注意具體史料的內部或許有很多層次。我上課時，以兩幅圖為例和大家探討。這兩幅圖是民初修身教科書中的插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有身份、身體、設施、制度、觀念等層次，每一層里面又有許多要素和內涵，值得我們一層層地解讀。我是去年年初寫這篇文章的，當時DeepSeek尚未流行，但有Claude和Chat GPT。所以，我邊寫邊分析，得出下面的分層分析框架。此外，還把該圖交給大模型，然后向它反復提問和質疑。我完整記錄了該過程，發表時題目叫做《看·見：圖像、 AI 與人文》（《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5年1月21日），也是反思AI到底能做什么，“看”與“見”的意涵是什么，AI的“看見”和人類的“看見”有何異同。你越和AI對話，就越能發現當它拿我們的知識和框架做分析時，確實能分析出很多細微的內容，也更能看到它的限度所在。

圖像史料的層次與內涵示例

（四）辨析“前臺”與“后臺”

解讀史料時，還要辨析“前臺”與“后臺”。這是從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馮鋼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中借鑒的。戈夫曼提出了很著名的“擬劇理論”（Dramaturgy）。生活確實處處就像在劇中一樣，每個人有不同的身份、角色，以及特定場景中的任務。這對我們解讀歷史文獻材料也有啟示。葛兆光老師稱到后臺看歷史“卸妝”，這是非常敏銳的表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作為事件的歷史本身不會卸妝，卸妝的是具有“能動性”的人。所以，我們就要非常留意去區分一個人，特別是那些重要人物，他在公、私文書中所要建構的自身形象和原本的真人之間，往往就有“前臺”與“后臺”的區分。我在做晚清進士館研究時，處理的都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人物。對于群體中成就很高的人，比如沈鈞儒、譚延闿等，仔細閱讀他們的家書、日記等材料，均可見到“前臺精英之為后臺常人”的一面。

（五）思考不同的表達方式

這是生活史比較特別的地方，我們常說的有三個方面。第一是“敘事”（narrative），它是一種探究方式，也是一種表達特征；在某種意義上，尤其是在臨床心理學中，它還是一種療愈的手段。第二是文化人類學的“深描”或“厚描”（thick description），它強調不僅觀察人，還觀察語境；不僅強調事件本身的意義，還強調主體的詮釋和呈現。三是莊孔韶教授所謂“不浪費的人類學”，也有啟示。我們在用材料做研究時，會有很多所謂“邊角料”。其實一項研究中沒法用到或沒法很好呈現的材料，在做其他主題或其他形式的寫作中，很可能就好用。人類學中所提示的這些“邊角料”的意義，或也可為生活史研究提供參鑒。

八、生活史研究的意蘊與限度

首先，生活史研究仍是歷史研究的一種，遵循歷史研究最基本的原則之一，即嚴耕望先生在《治史三書》中講過的“盡量少說否定話”——確切來說應該是慎作全稱否定。稍作擴展而言，我們做的歷史研究都是某種程度的“案例研究”。所謂“說有容易說無難”，因為我們能看到的通常只是有限的局部。假設歷史事實是圖中外面的大圈，被記錄下來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被記錄下來并且留下的東西再減少，留下來又被我們看到的東西更少。所以，它這個圈是在不斷縮小的。在嚴先生講論的基礎之上，其實還有一層：我們對材料的理解和解讀，本身會決定我們重新去看哪些是材料以及材料在哪里，這個圈不是一定全部包含在里面，其中還涉及詮釋問題。

材料與闡釋關系圖示（參考嚴耕望《治史三書》）

其次，不宜過分夸大生活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生活史研究不僅不能包打天下，它還要不斷自證合理，本身就需要做很多的思考和呈現。其中我們常常會被問這樣的問題：你的代表性在哪里？會不會過分碎片化？這兩個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我們研究的都是碎片到某種程度的案例，但如何從這個案例中，使它從“案”成為“例”，需要下功夫。

第三，或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問題，即過度的詮釋、過分的深求。因為我們只抓住很小的點，希望把它寫得豐富，以至于過度詮釋它，這是值得警惕的。其中，就需要洞察力和大局觀，不宜局限在敘事本身，既要有大局觀，也能從細部入手，還能提出真見解。項飆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今天的大眾要求學者依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做系統分析，“他們不會容忍學者躲在專業名詞背后，用復雜的表達重復常識（《為承認而掙扎：社會科學研究發表的現狀和未來》，《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4期）。這話說得非常扎心，但確實也是值得留意的。

今天的生活史研究與寫作，或許仍然可以從清人的學術理想和文章軌范中得到一些啟示。尤其是義理、考據、辭章再加經濟之說。若作簡單轉化闡釋，要重視史料的辨析考據，重視在表達上的功夫，同時盡可能予人一種啟發和感悟，帶給人思維上、審美上的愉悅。

九、研究方法的意義與超越

做生活史研究，心思宜細密，但眼界盡可能寬宏，同時還要追求對方法的超越。黃宗羲講“以水濟水，豈是學問！”這不是簡單的以水濟水，只在量上的增加；而盡可能做到水火相濟，使不同的學理、思想匯集，相互碰撞，相互沖突，這樣或許會產生新的風險，但也創造了超越方法的條件。在我們選問題和解析時，應當重視人文社科中真正重要的“見識”，否則模型再漂亮、結構再嚴整、格式再規范，總會少一點沖擊力、啟發感和審美感。有些優秀的研究者，他做的無論是嚴格的論文，或是一點隨筆雜記、漫談，甚至拍幾個鏡頭，都能給人啟示。

在思考方法的過程中，又要回到前面講的agency上，并進一步和大家反思性地看discipline和subject的啟發、局限和意義。我們前面講agency（能動性），這是生活史研究中值得尊重和被看見的，但也要明白能動性有局限。discipline和subject兩個詞都有“學科”之意，前一個側重學術意義上的學科，后一個側重于課程和教學意義上的學科。兩個詞都是學科，但帶有一層除學科之外的規訓之意。subject除了表示學科和主體之外，還有臣服、屈服的意思。我們稱自己建立了主體性，我能主張我是誰、表達我是我時，看上去是主體性，但背后也有可能是臣服的結果。比如我說自己是一位受過歷史學訓練的人，這是我的一種主體表達，言下之意可能也是我認可甚至臣服于歷史學給我建立的這一套規范和訓練。但是，我們也不能陷于完全的相對主義，沒有這套專業訓練的話，可能連問題是什么都意識不到；而是看到其局限之后，需要在寫和做中盡可能突破這種局限。

生活史研究需要重省的幾個核心概念

研究生活史，最后還是要回到“人”。人作為人本身的獨特性、能動性，還有他對意義本身、對文化本身的實踐和建構。而且，還要理解個體的日常生活總體屬于私領域，但這種私領域無法自外于公共性的影響和支配。這種趨勢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已被高度強化。尤其是技術的發展，讓國家這個傳統上所謂的“利維坦”機制如虎添翼。公領域私域化，同時又讓一些私領域被過度公開化，這是現代日常中的另外一種悖論；此外，還把日常非?；职逊浅Ｈ粘；＿@些提示我們思考，日常不總是自在自為和不值得探究的。而我們講回歸于人，本身不應只是抽象的人，也不只是任何他人，還應包括我們自己——作為具體的“人”的自己。

為了讓非歷史學專業的學生能夠直觀理解，我嘗試畫了下面的圖，簡要解析歷史研究的基本維度和要素，重在說明在時間、空間交互的體系中，如何探究人、事、物和理。

歷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及其對于生活史的啟示

我們通過凝視和靜觀，確實可能讓平凡的常人與常事折射出豐富多彩的內涵。但這中間，仍有兩點值得我們警惕。

第一，如此做法實際上是把日常陌生化，即歷史研究通常講的去熟悉化，甚至是把它問題化、對象化，進而把主體客體化。如果我們思考問題、處理問題都只是對象化、問題化地去做，這是有局限性的，甚至可能還有風險。怎么去做？解鈴還需系鈴人。研究日常生活史，最后還是要回歸日常。因為學者也是常人，最終我們還是要把日常生活化——生活就是生活，不用故弄玄虛。

第二，我們需要用反身的方式理解和思考日常，但也要警惕這種思考和做學術的方式如果過度了，可能還會“反噬”自身，因而需要“返樸”。還要考慮到，能以此種理路展開細密研究者，不少是屬于心理學意義上的“高敏感群體”。返回到日常生活中，類似禪宗所講，最后“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因此，這里面還蘊含著從“凝視日常”到最終“回歸日?！钡穆窂?。

如果我們穿越抽象的學術叢林，背后其實只關乎一個非常樸素的問題：人能不能、怎樣過一種自適的生活？我想這是生活史研究的起點，也是歸宿。在這個意義上，即便我們不做生活史研究，不寫生活史論文，能夠過好日常、過完一生，這或許也是很好的生活史實踐。由此，我們可以讓生活史研究離開單純的學術領域，重新把它帶回生活，并且裨益于日常。

總結評議

戴海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老師是歷史學出身，現在在教育學部當老師，確實有“教學育人”的風范，不僅自己的研究做得好，也很能講學。關于講座的具體內容，尤其學理層面，我們待會請仲民老師和南屏老師做點評，我自己簡單講幾點感受。

第一，我們自己寫論文時常說“擺事實、講道理”，做研究時“既要開車又要看路”。但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做歷史學研究，對于所謂“理”的部分很茫然，或者說求之不深，甚至對“開車”時是不是要“看路”，也沒有自覺。我認為李老師在演講中，很明確地體現出“知其然”又更“知其所以然”的一種取向。

第二，李老師講座中提到很多理論來源，包括許多語詞、概念、方法及其實際應用。在這個講座中，也包括在李老師自己的研究中，都做了細致入微的剖析，正如他所研究的《四書·論語》所引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第三，李老師的研究是高度內化的。他的研究一方面能對歷史研究進行反思和批判，同時也對自己、歷史、社會，包括當代生活做很好的理解。李老師剛自謙，稱今天的講座只是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一幕，我相信這個講座的意義可能后來會進入學術史中。

戴海斌教授總結

另外有一點，跟我自己的研究有關。李老師講到常人視角時，強調了常人和精英的區別，也講到“作為常人的精英”，在日常生活史的維度里考察精英的生活。我想到精英本身的精英化活動和他們的常人身份之間的關系，比如生活史和政治史之間的交集部分。因為我之前處理戊戌政變以后唐才常政治選擇的問題，寫過一篇文章，用他的書信做主要材料，發現當時唐才常受到身體、物質和精神上的多重壓力，包括家族糾紛、人際交往困境，還有經濟上的窘迫等等，這些影響到他的政治抉擇或朝向后來認為是“革命”的方向的變化（《生活史中的政治史：戊戌后唐才常之“國憂家難”詮解》，《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6期）。我想請教，此類生活史和政治史的關系，如何在學理上進行闡述和提煉？

張仲民（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老師的講座內容豐富，信息量大，談及生活史研究的系譜和背景、主要的取向和研究現狀，包括對生活史的理解，等等。并對一些研究成果進行評述，還特別講到如何看材料、解讀材料及方法論的啟示，這些都是金針度人，對我們老師和學生都很有啟發。

讓我非常感動且贊同的一點，是李老師最后對生活史研究中“人”的回歸的強調，和對國家機器“利維坦”作用的反思。我認為這體現出他不僅是一名優秀的研究者，更是以一名學者的責任和良心在做研究。做出很多研究，甚至是優秀的研究比較容易；但在此過程中，研究者可能會被異化成工具或幫兇；甚至在此過程中，很多學者已經淪落或墮落。

我也很早就開始關注生活史研究，大概是讀碩士的階段。當時，因為剛出版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的《20世紀的歷史學》，其中講到德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故有印象。后來因為在寫后現代主義的內容，后現代主義有很多內容涉及日常生活，所以我也初步用日常生活的觀念做研究，曾寫汪士鐸的婦女思想（《一個思想的生活史分析——以汪士鐸歧視婦女的思想為例》，《人文雜志》2005年第1期）。

日常生活史是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性、工業化時代人的共性的反思，和后來的后現代主義結合。它在西方是很重要的學術討論對象，特別是在社會學意義上，帶“日常生活”名字的書和文章非常多，特別是在二三十年前。當時，我在復旦圖書館找到一本日常生活批判的書，其中引用了很多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著作，特別是他的《日常生活之實踐》。后來，又因緣際會看到沈松僑的《一日的中國》，（《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一九三零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象》，《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09年），收獲非常大，又找到連玲玲的文章。我認為這兩篇文章，很多大陸學者當時并不注意，包括現在也是。日常生活在西方，是一個嚴格意義上和資本主義現代性與工業化有關的主題。但在中國語境中，這一點是被忽略的。剛才李老師講到daily life不是everyday life，因為我們望文生義，也將錯就錯。大概20年前，有一批中國什么日常生活史的書。上海史那套叢書也出來幾本這種書，我覺得當時的日常生活或生活史，大概是望文生義的表面的日常生活。

剛才李老師也講過這幾年的“熱”，與當年的“熱”有同有異。當時是追隨一個新鮮名詞，臺灣地區學者或者漢學者在研究日常生活，我們追隨。其實當時做的“日常生活史”比較簡單，而且比較讓人生厭，沒有理論關懷和理論背景。日常生活史研究也不只是對平常人和平常事的研究，我認為它更多是一種反思、批判的意向和理論的意向，當時都沒有。

張仲民教授點評

日常生活史研究更多可能是李老師所講的方法論，或者是一種研究取徑。后來，我寫嚴復與復旦、舒新城與五四，其實都有意識地從他們的日常生活角度，討論他們在管理學校或從事新文化運動過程中的生活。他們其實很多時候不是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嚴復管理學校是因為學校能給他錢，他也有想當官和攀附貴人的一面。我覺得舒新城和胡適打交道，有一些也是人生的功利性考慮。過去我們研究他們是從思想史的角度，或者是做人物研究，拔高了他們，或強調他們美好的面向，即剛才李老師講的宏大敘事的那些面向，其實是將他們臉譜化了。

這幾年研究生活史很熱。但這個“熱”，我認為可能和20多年前那個不一樣。這些年因為私密性的史料出版太多，書信、日記、回憶錄，包括個人檔案出版，使很多人去做生活史。但做的過程中，很多研究并沒有理論意識，沒有反思和批判，只是因為時髦，更多是因為這方面的史料比較多。所以這種研究，包括所謂的情感史，經常是史料的介紹，或人物行跡。我認為這種成果學術價值并不大。它實際上對我們人的相關處境，沒有太多新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有很多誤解生活史或者濫用生活史的現象。

日常生活史很有必要借助?？碌睦碚?，去解構日常生活中充滿的各種權力，特別是微觀的權力，不只是是籠統的政治權力，還包括文化權力、資本的權力，它們對我們日常生活的侵蝕或奴役。我們現在所謂的“卷”，其實就是日常生活被各種外在權力所支配、所控制導致的。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起源可能還比較早。我讀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進程》，我認為真正的起點是這本書。它在1939年就已出版。書中討論的問題、研究的對象，包括處理的方式，和以前中國大陸講的日常生活史接近，即講與日常生活和文明相伴隨的歐洲禮儀、各種人際關系、生活規范、習俗，怎么在長期的現代化進程或文明化進程中被培養和確立。另外，過去我們歷史學界也不關注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實踐》。其實德塞托對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反思，很值得重視和尊重。雖然他的路數和?？虏煌耆嗤呤馔就瑲w，對于剛才李老師提及的生活史研究的弊端，還有提升它的研究意義，都很有啟發。

曹南屏（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老師提到的話題，我認為有幾方面。一是西方的很多轉向和理論可能對中文史學界有明顯影響，既有理論性的影響，但更多是一種主題式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反思性是不足的。比如社會史，西方意義上的社會史是大量用數據模型統計數據，是計量研究；但我們研究社會史主要是研究社會現象，討論很多社會史相關的話題。所以一方面，我們受到20世紀西方史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理論性影響并不多。這也是反思性不足的重要原因。

曹南屏副教授點評

另外，西方史學界和中文史學界都面臨學術增長點的問題。所以你會發現像李老師提到的生活史研究，從中國近現代史的角度看，有些做政治外交史的老師會涉及，有些做思想文化史的老師也會涉及，有些做社會經濟的老師也會涉及。這是因為學科本身有學術增長需求。他們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做主題式的研究。

李老師剛提到生活史研究要回到生活本身。確實，有時學者的研究可能沒有那么多理論影響，也不太考慮學術增長問題，僅僅是好奇心驅動。我認為，現在日常生活史研究流行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好奇心的驅動。研究者有時為了“穿衣打扮”，顯得題目更有理論，會把好奇心包裝得更具理論性。它本身也反映出正在興起的一些比較熱門的話題，可能推動它的因素很多。

像張仲民老師所說，講座到最后讓人很感動。同學們也要聽取李老師的建議，生活史的論文可以寫，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