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者：張云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日菲“劃界”事件表面為海洋權益爭端，本質是圍繞未來東亞地區秩序尤其是海洋秩序展開戰略博弈。
5月28日菲律賓總統訪日期間，兩國發表聯合聲明，正式啟動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劃界談判。由于談判直接涉及中國臺灣省以東海域，中方明確表示反對，指出此舉違反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同時，中國海警與海事部門在相關海域展開執法行動。
近年日菲戰略安全互動日趨頻繁，甚至呈現超越美菲同盟的態勢。日菲“劃界”事件表面為海洋權益爭端，本質是圍繞未來東亞地區秩序尤其是海洋秩序展開戰略博弈。
首先，拜登政府“一體化威懾”戰略與日本2022版《國家安全戰略》形成戰略呼應，此為日菲戰略靠攏的邏輯起點。2022年2月，拜登政府發布《印太戰略》，將中國定位為地區盟友與伙伴的主要挑戰，認定中國正綜合運用各類手段謀求印太地區勢力范圍。為此，該文件提出構建“一體化威懾”框架，在鞏固傳統雙邊同盟基礎上鼓勵盟友之間開展安全合作。同年12月，日本政府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界定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文件在重申美日同盟為戰略基軸的同時，高頻使用“志同道合國家”這一表述（達31次），主張通過多層面雙邊與多邊安排構建安全網絡，提升對外威懾能力。
▲當地時間5月27日，日本天皇與皇后在皇宮豐明殿舉辦宮廷晚宴，以國賓禮遇接待到訪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及其夫人。
長期以來，美國東亞同盟以“軸輻體系”為核心架構，美國為中心，雙邊同盟為基礎。而當前對日本而言，其戰略優先目標在于抓住地區安全格局調整機遇，深化與美國盟友的協同，提升自身在同盟網絡中的中心地位，推動構建美日“雙中心軸輻”的新型地區秩序，進而實現同盟內與美國地位平等，并謀求地區戰略領導力。東南亞是這一戰略轉型的核心地帶，而菲律賓兼具美國條約盟友與日本長期經濟伙伴雙重身份，因此成為日本推進地區戰略布局的首要選擇。
其次，從“臺灣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到延伸提出“菲律賓亦有事”，日菲戰略認知的趨同與安全合作的提速形成了同步聯動。俄烏沖突后，日本領導層反復渲染“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在塑造東亞緊張氛圍、強化“中國威脅”認知方面往往先于美國，美國鼓勵東亞盟友強化安全協作，則構成日本拓展戰略空間的重要契機。
2024年4月，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阿米蒂奇與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聯合發表《2024美日同盟：邁向更一體化的同盟》，指出菲律賓馬科斯政府上臺為美日提供重要戰略窗口，建議日本優先與菲律賓商簽《互惠準入協定》。2024年4月11日，首屆美日菲首腦峰會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公開指責中國并高調介入南海問題。2024年7月，日菲正式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協定2025年9月生效。2026年，菲律賓高層表態臺海沖突將直接波及菲方利益，同年日本自衛隊首次正式赴菲參與聯合軍事演習，并在菲境內實施反艦導彈實彈發射，標志日菲安全合作進入實戰化階段。
▲2月9日，在菲律賓打拉省奧唐奈營舊址拍攝的二戰期間日軍運送戰俘的車廂。（圖源：新華社）
第三，特朗普2.0背景下，以“日美菲澳”新四方機制替代“美日印澳” 機制的地區秩序構想，進一步推動日菲戰略互動深化。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美國的盟友體系造成了明顯沖擊，包括對盟友加征高額關稅、批評其“搭便車”行為，并強烈要求大幅提高防衛費用分擔比例，從而加深了盟友對美國戰略可靠性的疑慮。同期，美印關系趨緊，美國國防部將印太司令部恢復為太平洋司令部。由于印度與美國及其東亞盟友經濟聯動有限，且堅持獨立自主外交傳統，以菲律賓取代印度、構建“日美菲澳”新四方機制的倡議隨之浮現。菲律賓雖為美國條約盟友，但具有內在不穩定性，民族主義始終是雙方合作的約束變量（如冷戰結束后菲律賓國會通過決議關閉蘇比克灣美軍基地），而東盟的戰略自主傾向亦對美菲軍事同盟形成制約。在此背景下，日本走向前臺對美國來說可以減少戰略成本。對日本來說，它可以借此獲得更大的國際存在感。
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同盟體系是歷史形成的，短期內不會消亡，但地區秩序演進的根本動力是時代潮流，地區一體化而非陣營對抗是歷史大勢。東亞地區秩序的未來，是建構亞太共同體，在這一進程中，地區國家應通過良性互動找到更具建設性的定位，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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