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作者與陳祖武先生（左）在湖北大學

2021年10月，疫情的陰霾仍窒息著人們的呼吸，每天都會傳來不祥的消息。一個晚上，手機響起，打電話來的是與我有亦師亦友之誼的雷平君。這個電話是受陳祖武先生委托輾轉打來。其時，陳祖武先生因頸椎病做了手術，術后預期不夠理想，陳先生以為恢復健康無望，心情壓抑，他開始將珍藏的圖書捐贈給母校，并吩咐弟子思考他一直想做而未及完成的學術課題。在一次與他的高足孔定芳的通話中，陳先生鄭重囑咐道：“定芳啊，請你轉告積明教授，我的健康狀況不好……”。孔定芳君遵囑把陳先生的這個委托通過雷平君轉告給我。得知這一消息后，我頓時感到心頭痛擊，因為我意識到這個囑托實際上是陳先生在跟他的學界友人道別。焦慮痛心之際，我又感到溫暖，因為，陳先生是我的學術前輩，更是兩岸清學界的旗幟，他在這個特殊的時候能夠想到我，是我的殊榮。

一、內德而外禮：陳祖武先生的人格風范

我最早拜謁陳先生是在九十年代后期，當時，我隨馮天瑜先生到北京參加一項活動，專程到建國門外社會科學院大樓拜見陳祖武先生，兩位先生交談甚歡，具體內容我記不清楚了，最深的印象是陳先生的貴州口音、從容儀態以及溫文爾雅。交談完后，陳先生送我們到電梯口，一直彬彬有禮地含笑等到電梯門關閉。我在電梯中向馮先生感嘆：陳先生真是一位謙謙君子。這是我對陳先生的第一印象，也是至今仍未改變的印象。

初次拜謁后，我和陳先生的接觸就多了起來。陳先生是清學史的前輩學者和著名學者，我到北京常常前去拜見，向陳先生問學請教。每次見到我，陳先生口口聲聲都是“積明兄”，從無居傲賜教的姿態。聊天結束后，陳先生通常都要牽著我的手到社科院大樓后面的餐館吃飯，經常陪同就餐的有汪學群兄以及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高翔院長。如果到社科院的老家屬樓拜訪陳先生，陳先生必早早到樓下相迎。如果身體不便，就專門安排夫人在樓下迎候，讓我們感到十分溫暖和不安。

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代，臺灣的清代學術史的研究興盛一時，位于高雄的臺灣中山大學每兩年會召開一次國際清代學術史探討會，陳先生是當仁不讓的被邀請者，我也常常忝列其間。1999年11月，林慶彰、張壽安教授在“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執行“乾嘉學者的義理學”研究計劃，我和陳先生也被邀參加。這次的行程較為豐富，在臺灣學術界的安排下，我和陳先生以及古籍整理委員會主任安平秋等先生從臺北一路到高雄，途經云林科技大學與該校經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座談。到高雄后，文哲研究所所長鐘彩鈞先生專程到高雄接我和陳先生，乘島內飛機飛回臺北，參加文哲研究所的學術活動。在臺灣與陳先生朝夕相處，使我得以近距離觀察他的待人接物。而無論什么時候和什么場合，陳先生都是儒雅誠懇，親切平易，令人感佩。有一次，在“中研院”的一次學術活動上，我剛作完報告，文哲研究所的李明輝教授突然發難，他針對我在報告中對戴震“以欲為首出”思想的肯定，猛烈批評說，今天兩岸的世風而下，都肇始于戴震。李明輝先生是牟宗三的弟子，在臺灣學術界名氣很大，雖然在臺灣的學術會上被“劈磚”是常事，但當時確實有些慒然，不知如何做出回應。當時，我和陳先生都下榻“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晚上，陳先生打來電話，他說：“積明兄，你今天的報告沒有問題，他（指李明輝）是新儒家的觀點，新儒家要維護道德理想主義，認為戴震反程朱，打破了這個傳統，所以他們對戴震很反感。xxx教授（臺大教授—筆者注）剛才打電話來也說了這個事，他和我的看法一樣。”雖然我早已過了需要安慰的年齡，但陳先生的電話仍然使我深受感動，體會到一位長者的關懷和溫暖。這樣一種關懷和溫暖一直持續到今天。2024年8月19日，我在《光明學人》上發表了題為《察人文以成化，固彝憲而生知——馮天瑜的學術人生》一文，陳祖武先生讀后，打電話給雷平副院長說：積明兄的這篇文章寫得好，你們可以在新生入學教育時學習討論，傳承馮天瑜先生學脈。當雷平教授轉達這一信息，與20年前同樣的暖意再次襲上心頭。

2001年，陳先生屈尊受聘，擔任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的特聘教授，連續五年為所里的師生講授清代學術史，對我和我們的學生教益良多。他一再說，“積明兄，你可以在全國舉起清代學術研究的旗幟，成立‘清代學術研究中心’，我支持你們。”可我自揣學力不足，隊伍薄弱，實在不敢造次，有負陳先生之期望。陳先生在湖北大學講座期間，生活極簡。吃住無任何特殊要求。課余時間，欲安排陳先生外出游覽，他從不同意，執意在房間看書。晚上有學生登門請教，陳先生一一接待，溫言解惑答疑，令人感動。

陳先生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修養，不僅體現在儒雅溫和，還在他的低調謙卑以及感恩情懷。陳先生告誡后學：“永遠保持一顆謙卑的心，做一個謹慎的學人”，而他自己的學術實踐和生活實踐也貫穿這一精神。他把自己的論文集題名為《學步集》，自稱：“回首一生讀史，皆在艱難的學步之中，學步云云，并非虛語，乃實錄也。”他的回憶錄題名《恩重如山》，另一部文集題名《感恩師友錄》。書中的文字滿溢對前輩師長教誨深恩的感激，滿溢對友人同道鼓勵鞭策的感激。“感恩”是一種道德情感，也被稱為“道德溫度器”。一個常懷感恩之情的人，一定是善良的、溫暖的、陽光的。

陳先生的謙和、低調、儒雅、溫暖、從容，常常令我不由自主想到管仲把“君子”比成“禾苗”的形容。他在《小問》篇中說：“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如果翻譯過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禾苗，它開始時柔順得多么像個孺子；到它壯大時，莊重得多么像個士人。等到成熟時，謙和地垂首向根，多么像個君子。”陳先生蜚聲海內外，但他卻像沉甸的麥穗，謙和地垂首，這正是管子所說“君子之德”。

陳祖武先生的文雅風度，淵源有自。據陳先生在《恩重如山》中回憶，他自幼家中就有一種“溫良恭儉讓”的氛圍，他說：“我從來沒有看到哪個人在家里高聲說話、疾言厲色，大家都是輕言細語，溫文爾雅。這樣的環境也影響和熏陶了我，逐漸形成文質彬彬、溫文爾雅的個性”。除自幼所受庭訓外，陳先生長期浸潤于中國儒學經典，深受儒雅有禮、從容中道的儒學精神的影響，由此養成仁慈親切的文化人格。《禮記》有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雖然這句話所指是孝子對父母，但是，它揭示了從深愛到和氣到愉色到婉容是有內在邏輯的，這就是“內德外禮”。正是因為有內在的仁愛精神，方有陳先生和熙暖風、春日陽光般的待人接物。

二、繼承乾嘉、超越乾嘉：陳祖武先生的治學

陳祖武先生是清代學術史大家。《四庫全書總目》概括清代學術，以“征實不誣”為主要特征。陳先生自學術入門，在深受清代學風浸潤的同時，也得老一輩學者之教誨。他回憶：“南開大學的鄭天挺先生曾經跟我說，要牢記歷史學的特點，做到字字有根據，句句有來歷”，“這些話使我終身受益”。他初入楊向奎先生門下問學，即置《清史稿·儒林傳》于案頭，“每有疑問，往往錄之專用卡片，置諸紙質硬盒，久而久之，苦于卡片盒無處放置，便徑記于各傳天頭、地腳、乃至字里行間。”此后治學，他“秉向奎先師勤于讀書之教，不問寒暑，朝夕伏案，皆在清儒學術文獻之中”。基于對學術文獻的高度重視，陳先生不僅自己將治學置于堅實的文獻基礎之上，而且以極大的精力從事清代學術文獻的整理，校讀《清史稿·儒林傳》；校補《清代學者象傳》；點校《楊園先生全集》、《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顏元年譜》和《李塨年譜》，成果極為豐碩。他所主持編纂的《乾嘉學術編年》尤為出色。這部《編年》的取材，以高宗、仁宗、宣宗三朝《實錄》為綱，博采官私史籍、方志、檔案、文集、專著、譜牒、筆記等，將百余年間之重要學術史事，諸如中央及地方之學術舉措、學者之主要舉措及見解、學術師承及往還等等，皆著錄入內。2002年到2004年間，我數次到京拜見陳先生，他都提及此事，態度極為鄭重。《乾嘉學術編年》的出版是對當代乾嘉學術研究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它提供了乾嘉學術的基本線索、基本史料、學術流變，是治乾嘉學術的學者須臾不可離的資料寶庫。陳祖武先生強調：“學術創新的實現，必須建立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需要我們付出長期的、艱苦的創造性勞動”。他自己就是如此身體力行，并以這樣的“艱苦的創造性勞動”嘉惠后學。

陳先生之學，繼承乾嘉，篤實審慎，樸質無華、信而有征，然而，他并不囿于乾嘉，他一方面強調 “學術文獻乃治學術史之依據”，另一方面決不忽視理論，他總結自己的學術道路說：“我的學術是兩條腿走路，一條是文獻整理，一條是學理研究。就是因為兩條腿走路，我的學術之路才走得踏實、穩健。學理研究所得的結論也較為堅實可靠，不致自誤誤人”。董理陳先生在學術研究中的方法論，略見如下數端：

其一，接續前賢，開辟新徑。陳先生清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對前賢的清學研究嫻熟于心，并在接續前賢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研究。完成前輩學者 “留給后學的功課”。他對“問題意識”四個字加以闡述說：“學術研究就是一定要解決問題，這是不止一位老一輩教誨我的，不管你討論的問題有多大，但它首先必須是一個問題，有些是前輩沒有解決的問題，有些是前輩沒有發現的問題。對于前輩沒有解決的問題，你能深入去發現，那也是對學術發展的貢獻；對于前輩沒有發現的問題，你發現了，雖然你解決不了，但是你提出來了，那也是很大的貢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具有同樣的價值。”在《錢賓四先生對清代學術研究的貢獻》一文中陳祖武先生更強調：“今日吾儕之治清代學術史，無章梁二先生之論著引路不可，不跟隨錢賓四先生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深入開拓尤不可”。這是陳先生給治清學者指出的一個最基本的入門方法，也是一個深化清學史研究的重要途徑。他對吳派、皖派分派說提出的異議，他提出的“以經學濟理學之窮”，他在《中國學案史》上的創例，都是在前賢提出的問題與未解決的問題上加以發展和探索。

其二，整體歷史觀。學術思潮從來不是突兀而起，而是“相推相挽、波瀾迭起，奔流前進（戴逸先生在《清史·思潮志論證報告》上的批語）。錢穆提出來的“觀水而未觀其瀾，終無以盡水之變”之論說也是指示要整體地觀看歷史的流變。陳祖武先生在研究清代學術中，始終貫穿這樣一種方法論。他的學案史，“一是從學術史的大背景下看學案體的發生發展諸問題；一是從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繼承發展中探討中國學案體史書的衍變”（吳懷祺語），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是一種“回到中國自身學術傳統”的“整全性研究”（陳壁生、黃樸民語）；《學步集》的第一篇，陳先生討論“清初學術”。強調要把學術研究與社會歷史的演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發現其間秩然有序的條貫。他在論明末清初的思想時說“曾經為某些論者盛稱的黃宗羲的反傳統思想，如果我們拋棄對《明夷待訪錄》的尋章摘句的研究方法，將全書作為一個整體去考察，尤其是把它同先前的《留書》和之后的《破邪論》作為黃宗羲政治思想發展的全過程來研究，結論就很可能不一致。”這里，陳先生指出了兩種學術研究的路數，一個是尋章摘句，一個是從整體考量。如果尋章摘句，看到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的言論就會感到驚世駭俗，是早期啟蒙；如果把《明夷待訪錄》放在黃宗羲的思想整體中觀照，尤其是放在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整體中觀照，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他們的言論，即使再極端，都可以在思想源頭上追索到“天為民立君”的傳統統治思想（參見張分田著《民本思想與中國古代統治思想》，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的軌道。他們抗議的不是皇權專制，而是極端皇權專制。雖然，對于晚清梁啟超、陳天華來說，《明夷待訪錄》有震耳發聵的啟蒙功效，但這個“啟蒙”是后人的解讀和理解，不能以此逆推，論定為黃宗羲思想性質。也正是基于這種整體歷史觀，陳祖武先生針對梁啟超提出的“清學之出發點，在對于宋明理學一大反動”，指出：“清人歷來鄙夷明學‘空疏不學’，幾乎眾口一詞，其實，這樣的指責固然有它的依據，但是也未免失之片面，說得嚴重一點，簡直可以說是數典忘祖。清學不可能從天而降，事實上，沒有明學，哪里又會有清學”，強調了從明學到清學的連續性。對于梁啟超提出的“惠戴兩家中分乾嘉”之說，陳先生亦從整體歷史觀加以觀照，指出：從惠學到戴學是一個從形成到鼎盛發展過程，并非對立的學派。因此，“惠戴兩家中分乾嘉”實際上是隔斷了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種整體歷史觀念對我們治學有極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其三，唯物史觀的眼光。陳祖武先生自覺服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他強調，“研究歷史，必須把思想史或者哲學史上的人物、事件和現象擺到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這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他研究清代學術史，就是把“錢賓四先生和余英時先生他們師徒兩位的心得合為一體，最后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解決他們要回答的近三百年的學術史流變問題”。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他探討中國學術在入清以后，之所以沒有再沿著理學走的問題，指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宋明理學走不下去了，但是，在封建生產方式之下，“不可能超越生產方式的制約，產生另一個思想形態，指望思想自身去產生另一個思想形態，那是不可能的事”，“最后經學起來了，為什么呢，因為中國學問沒有其他路啊。”他的這一解釋，打破了清學“內在理路”說的局限性，把清代學術的興起放在唯物史觀的視野下加以解釋，從而得出通透的結論。而從《顧炎武評傳》，到完成早期習作《清代學術思辨錄》《中國學案史》再到《清代學術源流》、《清史稿儒林傳校讀記》， “對不同歷史時期具體國情的探討”，一直是陳先生“試圖梳理清代學術史的基本出發點”。

繼承乾嘉，又超越乾嘉，正因為陳祖武先生把傳統學術和現代學者的品格融為一爐，方有卓越的成就，成為清代學術史的領軍人物。

三、“治清代學術史為祖武之畢生事業”

自負笈問學楊向奎先生，陳先生就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學術事業。在《乾嘉學派研究》前言中，他引梁啟超之言：“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座”，稱：“吾儕學人，視讀書為學者天職，為國家，為民族，亦為自我，生存一日，則讀書為學一日”。在《柴德賡點校新五代史》新書發布會暨《柴德賡全集》啟動儀式上，陳祖武先生說，“我們過去讀書、做學問，是把它當作事業”，“要作為一個事業來做”。他尖銳指出，“今天我們有些人急功近利，給整個社會、整個學術界帶來的風氣太壞。”當下我們最缺的就是“嚴謹、精勤，一絲不茍的精神”。他更莊嚴宣布：“治清代學術史為祖武之畢生事業。”這樣一種責任感，令人肅然起敬。

2023年7月，我于疫情后第一次進京，坐不暖席，即與雷平院長與幾位學生前往看望陳先生。還是令人熟悉的場景，陳夫人早早就在樓下相迎；還是簡陋的房間，狹小的客廳，就在這里陳先生接待過多少來自全國各地乃至海峽對岸的朋友、學生。還是親切的召喚：“積明兄，你來了”，濃重的貴州口音。唯一不同的是，陳先生已行走艱難，坐在輪椅上，但見到我們，精神煥發。坐下未及寒暄，陳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和我們談起他念茲在茲的關于清代學術的“歷史定位”的問題，殷切希望我們偕同清學史界為解決這個論題尋找答案。在這一瞬間，陳先生坐的輪椅和他的病疼都悄然隱去，在他身上迸發出耀眼的生命之光。

作者周積明，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載于《中華讀書報》2024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