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電影院里看楊德昌的電影，即便視覺已經被短視頻沖刷得茍延殘喘，內心仍然會在影片開始前的那幾秒黑屏時刻，感受到忐忑和敬畏，是心里升騰起的儀式感。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映了修復版《恐怖分子》，這部片子是楊德昌拍攝于1986年，電影鏡頭運用的老練與世故，以及在美學上的自覺都讓人渾然忘記了它拍攝于40年前——臺灣新電影運動起步時。

《恐怖分子》劇照，主演金士杰。

從《光陰的故事——指望》到《恐怖分子》，完全可以想象楊德昌給臺灣影壇帶來的震驚，他讓電影語言變得如此精密，透過鏡頭的張弛，將臺北這座城市演繹成復調的協奏曲。與侯孝賢東方美學的憂傷、王童扎實的敘事與白描不同，楊德昌用優雅而疏離的風格展現浮光掠影都市里的冷漠與孤獨，他是懂現代社會的。

《指望》中的小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四、《恐怖分子》里的李立中和《一一》中的NJ，楊德昌電影里的主角總是那個需要被現實教育的人。所以，在年輕的時候愛上楊德昌的電影并非偶然。

小芬還在幻想通過問數學題，拉近與暗戀大學生之間的距離時，窺見已經與他在床上擁吻的姐姐——情竇初開怎比叛逆的性感。

小四因“兄弟”道義成為建中老大被小明青睞，卻遇到在小馬家里幫傭的小明媽媽——道義不及權勢好用。

李立中執意尋找電話惡作劇者，消除誤會與妻子修得舊好；妻子正需要這個誤會來免除自己出軌的愧疚，下定決心離開毫無吸引力的丈夫——活得正確不如活得肆意。

中年人NJ遭遇公司經營危機，與合伙人分歧于認真與日本大田公司合作還是從臺灣小田公司買盜版；派NJ去日本考查，合伙人借機完成了小田公司的入股——欲望的躁動提供了太多可能性，現實不盡如人意，楊德昌的主角常是那個留在原地的人。

《恐怖分子》劇照，李立群飾演李立中

美國學者詹明信曾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解讀《恐怖分子》，他認為缺乏活力的李立中娶自戀善變的女作家周郁芬，本就不平衡的生活被惡作劇的電話拉向瘋狂、最終自殺是晚期資本主義新世界體系中的寓言。警察突擊賣淫窩點時，為了逃跑摔斷腿的淑安被母親鎖在家中，漫無目的地亂撥電話打發時間；同時，創作郁結、丈夫乏味，總在欲望里期待生活更精彩的周郁芬接到“丈夫出軌情人的電話”，利用這個偶然打破沉寂的電話和“困頓婚姻的經歷”得到靈感，創作小說得獎成名，搬離舊居與情人同居。一個排解了無聊、一個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這些制造不確定性的“恐怖分子”反而把握住了當代生活的精髓。李立中作為影片中典型的失敗者，并非因為他失去晉升的機會、失去了妻子；而是他還在漫無目的地試圖挽回局面、維持原狀，笨拙的努力證實了他被時代淘汰的原因。

很難忽視楊德昌電影里的“新儒家”情結——失敗的、站在原地的人總是無措地代表著現實的對立面。精致利己主義的周郁芬為無法寫出好小說出名而煩惱出軌，淑安的媽媽舊情難忘，深夜點起香煙看著女兒的輪廓，憶起棄己棄家的愛人；被領導利用、妻子拋棄的李立中痛不欲生地自殺；電影中的人都有生命里具體要承受的煩惱并做出抉擇。這些抉擇流露出導演的是非道德準則，站在“原地”的人成為悲劇，是導演為觀眾提供的批判立場。這的確讓人安心，人們會以為還有個“原地”可以站——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有是非標準的世界里。

周郁芬劇照

楊德昌并沒有直接在片中去建立都市規則與道德準則的二元對立，通過引入技術物（相機和電話）制造的偶然性來展示都市的疏離網絡中，人如何被影像和聲音所誤導，乃至毀滅。媒介技術推動著電影的情節，也是現代生活中，人無法逃避的底色。富家子弟小強拍下了少女淑安的樣子，他被這個影像迷住。暗房中，他反復凝視照片，基于被截取的影像，構建了一個對少女純潔美好的幻想。這看似客觀、實則充滿投射的觀看方式，構建了主觀的“影像牢籠”，制造了更大的“不確定性”。淑安在他熟睡時偷走了相機，最終離開；影像編織的幻夢破滅。

被母親囚禁在家的淑安，百無聊賴地惡作劇將電話打到了女作家周郁芬的家中，謊稱是其丈夫李立中的情婦。小強用相機“觀看”淑安，淑安用電話“言說”摧毀陌生夫婦的生活。借助電話和相機，復雜的因素不可避免地被拉進主人公的“純潔”世界，成為破壞的象征符號。偶然和不可預測性累積到某個時刻，主人公自以為是的平衡被擊碎。時隔40年觀看這部電影，恍惚于楊德昌的前瞻，預示了媒介技術嵌入日常生活，成為欲望的加速器。有意思的是，影片中漠視道德、滿足欲望，成功把握不確定性的主角們，即便代表了后現代社會的時代精神，楊德昌依然成功地讓觀眾相信了他的道德立場。

《恐怖分子》劇照，繆騫人飾演周郁芬

這個上世紀的先鋒導演是否還能用那些“站在原地的人”面對瞬息萬變的欲望帶來的迷失來征服智能數字時代的觀眾？導演曾經用二維的視覺藝術復制出了根本無法厘清的現代生活，剛被都市文明教化的人們，還會驚異于導演敘事的精密與復雜。可我們現實的生活已經可以在算法之下，更加精密透明，人們可以在手機上切換到多維的空間，扮演多重角色，同時執行多個工作任務；多重性和復調敘事，已經不再構成敘事的藝術張力，更像是日常的復刻。若《恐怖分子》的故事發生在今時今日；首先，困在家中的淑安已經消失，她會主動蜷縮在電腦前，不會無聊；一邊做著擦邊主播，一邊崩著老頭；危險和刺激的現實場景已經消失，欲望可以更加放肆幽暗和暢快。AI比陪伴失意的李立中、一起喝著悶酒的朋友更加熱情，它不倦怠地提供著各種充滿哲理的勸慰，可以永遠不停地關心著他。戀愛游戲及合約約會都可以菜單化的定制，愛情被包裝成提供情緒價值的商品。失戀的李立中能通過協約愛人、直播打賞等，得到充分的情感代償。他甚至可以把自己被名人妻子背叛的經歷公布于眾，搖身變為勵志的情感主播，販售人間清醒。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他的《倦怠社會》中這樣陳述著現世人的命運：如果把一切悠閑沉思從人類生活中去除，那么人類將終結于一種致命的超積極性之中……我們的文明將逐漸終結于一種新的野蠻狀態。行動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當代社會人們通過技術去排除生活中的負向力量，沉浸在各種正向累積的欲望里——更健康、更成功、更有錢……以至于，楊德昌電影中的悲劇風險都不存在了。癡迷于攝影、不安于富足生活的富二代小強，幻想著靠“仙人跳”生存的淑安是他的天使；淑安無視富二代小強對她的幻想，要和出獄男友繼續過著坑蒙拐騙的“自由”生活。本分的只想升職的李立中，娶到他完全不理解的妻子，卻愿意用自己實惠的生存策略去供養對方的作家夢。淑安媽媽深夜點起一支煙，聽著膠片，懷念戀人。這些不切實際的人，是導演批判立場里藏著的浪漫；他們在生活里表現的愚鈍，在現世人的眼中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方式更像是走向自我的毀滅。坦白地講，這些真誠、笨拙和在當代人看來無法理解的純真，在這個行動者至上的現世社會里，臨摹出人生少有的質感。

當李立中幻想著槍擊中周郁芬的情夫，瀕死的男人在鏡頭里緩慢地掙扎、一步一步朝周郁芬房間爬過去；在現實里，自殺的李立中，頭被子彈穿過，血一滴一滴融入洗澡池的水中，無聲地慢慢暈染開來；世界崩塌得驚心動魄。在那一刻，觀眾遭到沉悶的一擊。這個建立在批判立場上的悲劇在當下的時代里帶來了意外的效果，面對過度積極社會的反抗——承認了人的徹底無能；有時，承認無能為力未嘗不是一種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