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鑒湖女俠秋瑾，俠之大者也，大家對她都很熟悉。

但是，另有一個與她有莫大關聯、因她而死的人物，卻被歷史的灰塵重重覆蓋了。

秋瑾以慷慨就義的方式，贏得了千古芳名。生命雖然短暫，卻綻放出了應有的光華。而這個人，其品性之高潔遠邁常人，以一種殉難的方式結束生命，尤見悲壯。但是，今天，能夠記住他的人，并不多。

他就是清末山陰縣令李鐘岳，當年正是他押送秋瑾赴刑。整整102年前，即1907年10月29日（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廿三日）上午9時許，李鐘岳乘家人不備，在寓中懸梁自縊，年僅53歲。此時距秋瑾遇難只有百余日。

他為什么要義殉秋瑾?

二

李鐘岳，山東安丘縣人。18歲中秀才，39歲中舉人，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中進士。1907年正月任山陰縣令。從中不難看出，他是通過科舉正途一步步走出來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型官員。

1907年正月，秋瑾從上海回到家鄉浙江山陰縣，在光復會領導下的秘密據點大通學堂擔任督辦主持校務，開始籌備革命。但事情泄露，徐錫麟7月6日在安慶倉促起義，遭到鎮壓。浙江巡撫張曾揚立刻急電告知紹興知府貴福，貴福便命山陰縣令李鐘岳查抄大通學堂，重點抓捕秋瑾等人。

李鐘岳早就仰慕秋瑾的才學，常以秋瑾“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山河故國羞”之詩句，教育自己的兒子：“以一女子而能詩，勝汝輩多矣！”

也因此，接到指令后，他反復向貴福陳述“該校并無越軌行動，不可武力摧殘，驚動地方；容俟暗中調查，是否確實，再定辦法。”事實上他是故意按兵不動，拖延時間，好讓該校師生逃走。

但沒過多久，貴福傳李鐘岳至府署，令其速速將該校師生悉數擊斃，“否則即電告汝與該校通同謀逆，汝自打算可也。”無奈，在貴福的監視下，李鐘岳只得會同撫標兵管帶率新軍300人，前往大通學堂捉拿“亂黨”。

為了避免士兵開槍傷人，李鐘岳故意乘轎走在最前面，讓清兵跟隨其后；進入學堂后，他又下令兵丁不許亂射，只許捕人。

第二天上午，貴福又命李鐘岳赴城外查抄秋瑾的娘家。李鐘岳在問明一小樓系秋瑾所居后，便不讓人檢查，草草收兵，結果無獲而歸。李鐘岳當時的這個決定，事后證明意義重大。因為，秋瑾所有與友人來往信件，均藏其中。若被查出，勢必帶來一場范圍更大的血風腥雨。

在對秋瑾進行審訊時，他破例在縣衙花廳為秋瑾設座問案，不動刑具，略加審訊后，便授以紙筆，秋瑾寫下了為后世傳誦的“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整個“審訊”過程持續兩小時之久，室內寂靜異常，形同會客。

此情形被密探報于貴福，貴福大怒，氣勢洶洶地責問李鐘岳：“為何不用刑訊，反而待若上賓？”李鐘岳則以“均系讀書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證據不足，礙難用刑”來辯解。

貴福認定李鐘岳有意為秋瑾開脫，袒護革命黨人，便急電浙江巡撫，取得殺害秋瑾的命令后，召李鐘岳至府衙，示以巡撫手諭。李鐘岳爭辯道：“供證兩無，安能殺人?”

貴福厲聲訓斥道：“此系撫憲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殺，在君；宥，亦在君。請好自為之，毋令后世誚君為德不卒也。”

李鐘岳長嘆一聲，知事已至此，無力回天。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三點，李鐘岳將秋瑾提至大堂，對秋瑾說：“余位卑言輕，愧無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諒之也。”說完，這個父母官當場“淚隨聲墮”，身邊的吏役也都“相顧惻然”。

秋瑾行刑后僅三日，李鐘岳即因“庇護女犯罪”被革職，寄住杭州。在杭州寓所里，他終日悶悶不樂，反復念叨“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對秋瑾之死深感內疚。他經常獨自一人將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個字“注視默誦”，并泣下不已。

隨后，便發生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他以自己的生命，為自己，也為整個腐爛的王朝贖罪。

辛亥革命后，秋瑾被昭雪，李鐘岳也被請進了鑒湖女俠祠中，以此紀念他的義舉。

三

看了這個故事，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那就是，長期以來，李鐘岳的意義與價值被低估了。也許是秋瑾的光芒過于耀眼，以至于人們難以在秋瑾的巨大身影下感知到他的存在。

在我國的歷史上，無論是哪一個朝代，都不乏像秋瑾這樣的志士。他們有為信念獻身的精神，前仆后繼，展示了生命的高蹈與高貴。

像貴福那樣的酷史，更不少見。《老殘游記》中寫了一個山東官僚玉賢，這個家伙以“清官”自居，但在殘害百姓上卻心狠手辣，令人發指。他在任曹州知府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用“站籠”站死了兩千多人，其中“大約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玉賢的原型即山西巡撫毓賢，一次殘殺數十名傳教士，連幾歲的孩子也不放過。

但是，像李鐘岳這樣有良知的、處處維護“犯人”的體制內官員，就太罕見了。我們從晚清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官場習氣，而李鐘岳是這個官場大染缸中的異類，他內心柔軟，溫良敦厚，兼有強烈的正義感，對于秋瑾身上的豪俠之氣，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以說，他在可能的范圍內，給了秋瑾最高的禮遇。事實上，他的很多周旋之策也是冒了風險的，比如他下令不予抄查秋瑾的獨居小樓，如果被人告發，很容易授人以柄，甚至被懷疑為私結亂黨。

他的愧疚來自于秋瑾是被他押赴刑場，秋瑾畢竟死在他手里。但這其實恰恰是秋瑾的幸運，如果不是他，秋瑾最后的日子里恐怕會受到更多侮辱，難以享有作為人的基本尊嚴，就像她后世的一些抗爭者一樣。

因了這份愧疚，他竟然以身相殉。官員有許多種死法，像他這樣的死法，算得上是千古絕唱。《老殘游記》作者劉鶚說哭泣為靈性之物，很多人失去了哭泣的本能，愧疚又何嘗不是如此?很多掌握相應權力的人，已經被這個巨大的權力機器同化，在奉命做違心之事時，愧疚感已經蕩然無存——否則，現實生活中一個人被逼上絕境的事情就會少卻許多了。

我們今天懷念李鐘岳，懷念的其實就是他那種將“槍口抬高一厘米” 的愧疚與惻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