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臉書：為終將逝去的文化留下影像 | 中國唯一的馴鹿部落——使鹿鄂溫克人

本文作者: 春梅狐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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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跟白素貞的媽開玩笑說，自媒體在傳統文化宣傳上是有公式的，或者叫做攫取流量的竅門。

一種是制造外國危機，如“這是中國的XX，卻被打上了某國的標簽”，“某國”一般寫作日韓越最好使；還有一種是制造滅絕焦慮，如“這個傳了?000年的XX，如今只有某人會做”。也可以兩者結合，如“全國只剩一人會做的XX，卻被某國偷走”，“被某國眼紅的中國XX，卻在國內即將失傳”……并不是說危機和滅絕就完全不存在，而是在大量堆積的沖突下，只是看到了愈發嫻熟的手法，但是解決方式卻沒有，甚至我有時候想認真看看這些自媒體口中的XX究竟是什么樣的，卻發現他們自己其實也不懂這些XX是什么，更說不明白XX。

“XX”只是劇本中的麥高芬而已。

麥高芬（英文：MacGuffin）是一個電影用語，指在電影中可以推展劇情的物件、人物、或者目標，例如一個眾角色爭奪的東西，而關于這個物件、人物、或目標的詳細說明不一定重要，有些作品會有交代，有些作品則不會，只要是對電影中眾角色很重要，可以讓劇情發展即可算是麥高芬。（百度百科）

但是除了被這些被人為煽動的情緒，還有一個非常基礎的現實是這些自媒體受眾所不能認識或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人固有一死”，文化亦然。就像人的死亡，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意外，也可能僅僅是因為衰老，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消亡都歸罪于是一些錯誤或罪惡導致的，有時候僅僅是因為我們做了這個時代下最優的選擇而無奈又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1

最后的唯一：鄂溫克族馴鹿文化

本文的例子來自于使鹿鄂溫克人，這是鄂溫克族的一個分支。鄂溫克族在內蒙古是“三少民族”之一，在黑龍江則是“六小民族”民族之一，雖然這兩個提法（尤其是后者）有違民族平等的原則在如今都比較少見了，但都表明這是一個人數很少的民族，解放初期僅有六千二百多人。鄂溫克族一般被分作三個部落集團，使鹿鄂溫克是人口最少的一部分，上世紀30年代偽滿調查中“使鹿部”僅有46戶253人，日本侵占東北期間人口銳減至170人，可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微型的族群。

令使鹿鄂溫克人這樣一個微型族群被十分所熟悉，則來自于他們的馴鹿文化。

根河市檔案史志館館藏檔案：我國馴鹿的初步調查報告部分內容（1965年）

（根河市檔案史志館館藏檔案：改革開放前使鹿部鄂溫克獵民生活場景照片）

近北極地區的土著民族大多有以飼養馴鹿為生產生活方式的傳統，如“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愛文基人、蒙古國巴爾虎地區的察嘎登人、美國阿拉斯加地區的愛斯基摩人、加拿大北部及瑞典、芬蘭荷蘭的薩米人等”。

（俄羅斯埃文基人男裝，全套使用馴鹿皮拼接制作）

歷史上我國的鄂倫春族、赫哲族等也都有過馴鹿文化，“鄂倫春”一詞的本義據說就是“使用馴鹿”的人。但后來鄂倫春人引入馬匹，以馬代鹿，由此使鹿鄂溫克人就成為我國目前最后、也是唯一飼養馴鹿的族群，也是北方民族的馴鹿文化在東北亞所能觸達的最南端。這樣一種在中華民族中不常見，又有一類地域民族相通處，并且還停留在工業革命之前狀態的傳統，當然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鄂溫克就某種意義上說，是古代許多北方民族的“活標本”通過對他們的研究，可以知道許多北方民族的早期歷史情況和生活情況，而這種情況，正是文獻所不具備或記載不詳的。——賈敬顏

然而，這種引人關注的民族文化又是注定要走向消失的。

馴鹿文化十分依賴自然資源，他們就像地球上許多生靈一樣與自然共存，但森林的大面積銳減不僅造成了自然界生物的生存危機，同樣也對這些與自然共生的傳統生活發起挑戰。并且這種自然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與現代社會嚴重脫節，并非所有人愿意保持，更不是靠個人堅持可以保持的。

使鹿鄂溫克人祖祖輩輩穿梭在原始山林之中，追蹤并馴養野生馴鹿，吃獸肉、穿獸皮，居住用木棍、樹皮、獸皮等簡易搭建起來的“撮羅子”里，忍受著大興安嶺漫長而嚴酷的冬季。雖然在民族旅游紅火的當下，有許多民族聚居區可以都為游客展現甚至表演原生態的生活方式，但他們卻不會永遠真正停留在原始的生活里，這便是無奈又真切的現實。

（使鹿鄂溫克人的傳統居所“撮羅子”。王偉 / 攝影）

（內蒙古大興安嶺原始森林腹地的獵民點。王偉 / 攝影）

（饑寒交迫的鄂溫克人）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

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看老了。

——《額爾古納河右岸》

2

定居的代價：現代化的鄂溫克人

直到解放前，鄂溫克族的社會發展還出于家族公社階段，所以它也屬于“直過民族”，也就是跨越多種社會形態，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少數民族。而我們目前想要拼命保留的馴鹿文化，某種意義上已經是經過諸多變遷的了，就像許多簡介里可溯源到幾百上千年前的傳統，實際上定型的模式可能還不足百年。

比如鄂溫克族的狩獵工具，傳統上使用扎槍、弓箭、燧石槍等，但在上個世紀初開始改用快槍、步槍。又比如，上世紀70年代開始，由于槍支管理、林業與野生資源的銳減等原因，鄂溫克族就開始傳統漁獵向馴鹿經濟轉變。

（老獵人馬克西姆和果士克牽著馴鹿打獵）

而群體中個體選擇產生的差異則往往更明顯些。比如50年代開始，就有少數鄂溫克獵民家庭開始定居，甚至嘗試務農，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本世紀初內蒙古更是進行了一場較大規模的“生態移民”，遷移了敖魯古雅62戶162人，盡管有學者們認為以“生態”為名移居中，鄂溫克人和他們的馴鹿并沒有給生態帶來負擔，反而是生態的變化造成了馴鹿文化的萎縮。

（敖魯古雅定居的住宅）

（現在的敖魯古雅鄂溫克族鄉）

但與另一些本身就是定居的“直過民族”不同，鄂溫克人所飼養的馴鹿并不適合圈養，這就使得定居與馴鹿文化存在著天然悖論。盡管在此之前當地已經為了這個問題做過許多努力，如從俄羅斯引進良種馴鹿、如建設馴鹿圈養實驗基地，但都沒有達成非常好的效果，以至于“山上”與“山下”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割裂。

一部分人留在了“山上”的傳統生活里，另一部分人投入到“山下”的現代生活，還有一部分人奔走于“山上”與“山下”之間為保持與宣傳使鹿鄂溫克文化而努力。

敖娜，2001年從內蒙古廣播電視大學（今內蒙古開放大學）俄語外貿專業畢業，先后當過計算機錄入員、外貿翻譯等。2011年辭職與丈夫帶著長輩留下的10余頭馴鹿重返山林，發展馴鹿養殖業，并為游客提供體驗式的旅游服務。（王偉 / 攝影）

舍祿卡，大學畢業后就職于江蘇省蘇州市的一家跨國企業。工作之余，他與母親瑪妮共同開展了諸如敖魯古雅鄂溫克語基本詞匯的收集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王偉 / 攝影）

索偉，從小與父母、姐姐索云在山林里與馴鹿為伴。2003年整體生態移民后，他開過出租車、養過北極狐。2007年索偉來到北京，成了一名卡車司機。他希望未來能在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后回到敖魯古雅，回到山林。（王偉 / 攝影）

任何一種選擇都沒有對錯之分，就像很多年前寫的《》一樣，沒有人可以為了自己所期待看到的某種景象而要求別人付出生活和未來的代價。

除此之外，我還留意到林航在《“居而不定”和“定而不居”間的選擇：敖魯古雅鄂溫克的生態知識體系和民族文化困境》一文中提到“很多鄂溫克青年男性不愿再上山養鹿，而把飼養馴鹿的勞動都交給了女性，特別是較年長的女性”。而更更早的時候，1996年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婦女問題研究》一書中也有提到，鄂溫克等漁獵民族的婦女在承擔繁重工作之余，還遭受歧視。

（多妮亞·布在烤制格列巴）

（鄂溫克人王英在擠馴鹿奶）

（安塔布老人在進行馴鹿皮的手工藝制作。王偉 / 攝影）

而邁向現代化的腳步里顯然也包括提高婦女地位，很多事物都是一體兩面的，我們很難只留下自己想要的部分。

3

翻頁的時代：鄂溫克最后的“女酋長”

普遍是女性留在“山上”的另一個原因是，鄂溫克的馴鹿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擔，她們是鄂溫克馴鹿文化重要的傳承者，并且鄂溫克的女性也會使槍，是出色的獵人。

（鄂溫克女獵手）

鄂溫克婦女像孩子一樣精心管理和喂養馴鹿，據說她們可以分辨每一頭外人看來幾乎一模一樣的馴鹿，并且用不同的詞稱呼它們。

（2020年2月，使鹿鄂溫克人瑪尼與女兒敖娜一家在大興安嶺腹地找尋牧養的馴鹿。王偉 / 攝影）

（2023年4月，在內蒙古大興安嶺腹地的獵民點中，柳霞懷抱著一頭剛出生的馴鹿崽。王偉 / 攝影）

（2023年4月，柳霞與兒子雨果在獵民點里給馴鹿喂食。王偉 / 攝影）

被稱作鄂溫克族最后的“女酋長”、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的主人公原型的瑪力亞·索，在2003年的那次移居中她說“山養鹿、鹿養是我，我不下山”。似乎每一個類似的故事里，都有這樣一位鮮活的護衛者與見證者，瑪力亞·索見證了使鹿鄂溫克人從幾近消失的微型族群走入大眾的視野，也見證了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族人從游獵走向定居。

（20世紀80年代末，瑪力亞·索一家在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的家。）

（瑪力亞·索的兒子何協手中的老照片拍攝于1998年夏，瑪力亞·索在獵民點內為時年3歲的外孫女烏云吹奏口弦琴，她的朋友芭拉杰依圍坐在一旁靜靜聆聽）

（1999年春，時年78歲的瑪力亞·索在山林里的家中準備午飯）

（2018年，瑪力亞· 索與二女兒得克莎· 何、二女婿趙四新在根河市家中的合影。王偉 / 攝影）

2022年，瑪力亞·索逝世，享年101歲。晚年她身體不好，依然堅持去看養了一輩子的馴鹿。她的一生就像《額爾古納河右岸》開篇里寫的：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
我這輩子是伴著星星度過黑夜的。

如果午夜夢醒時我望見的是漆黑的屋頂，我的眼睛會瞎的；

我的馴鹿沒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們蹲進“監獄”。

聽不到那流水一樣的鹿鈴聲，我一定會耳聾的；

我的腿腳習慣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讓我每天走在城鎮平坦的小路上，它們一定會疲軟得再也無法負擔我的身軀，使我成為一個癱子；

我一直呼吸著山野清新的空氣，如果讓我去聞布蘇的汽車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會喘氣了。

我的身體是神靈給予的，
我要在山里，把它還給神靈。

所有最直白的歲月歷史，最后似乎都能凝成詩一般的文字。

（2017年，瑪力亞·索在位于根河市的女兒的家中，她的目光凝視著窗外。王偉 / 攝影）

瑪力亞·索（1921-2022）

但這似乎便是一個時代的翻篇，還有人延續和傳承鄂溫克的馴鹿文化，但生產方式在變化、經濟模式在變化，還有許多其他變化，比如發展旅游業。

在勒拿河時代，我們有十二個氏族，而到了額爾古納河右岸時代，只剩下六個氏族了。眾多的氏族都在歲月的水流和風中離散了。所以我現在不喜歡說出我們的姓氏，而我故事中的人，也就只有簡單的名字了。

——《額爾古納河右岸》

4

影像的力量：為時代創作回憶

但是，不要懼怕改變，因為我們還可以記錄。過年的時候我打開抖音常常會感嘆，這些都是我只在書中見過只言片語，甚至有的還是被學者們避諱的，卻如此鮮活地被記錄了，哪怕畫面是晃動的，背景音是雜亂的，取景角度是扭曲的，但依然拼湊出一個熱騰騰的世界。

2011年，攝影師王偉初次到訪敖魯古雅，此時的使鹿鄂溫克人已經經歷了“生態移居”，但由于馴鹿文化的特殊性很多人又選擇返回山上，許多人類學者都在關注這個特殊現象。從記錄原生態的角度來說，這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時間，因為顯得有點晚了。但此后10余年里，王偉用大畫幅相機和古典濕版工藝，拍攝了34位最具代表性的使鹿鄂溫克人的肖像，以及年輕一代的面孔，記錄了這個族群一點點轉身面向的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同樣也完成以影像為筆的史書創作。

就像“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而記錄民族文化、記錄民俗生活最好的時間是從一百年前的每一年，其次是從你意識到記錄的重要性后的每一年。

瑪妮（生于1952年）瑪妮出生于大興安嶺西北麓“亞格魯奇乾”鄂溫克族獵民家庭，父母都是打獵能手。她在內蒙古自治區扎蘭屯衛生學校完成學業后被分配至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衛生院擔任護士直至退休。（2018年8月30日攝于內蒙古根河市）

瑪尼（生于1950年）瑪尼出生在大興安嶺西北麓密林深處的鄂溫克族獵民狩獵區“撮羅子”里，2006年，瑪尼從呼倫貝爾市民族事務委員會退休后，全身心致力于使鹿鄂溫克人的民俗、民歌、民族舞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等工作。（2018年9月1日攝于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

索嫣然、索語然（生于2010年）這對雙胞胎姐妹的爺爺郭斯克是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最早的大學生之一，父親索云峰是一名在北京生活近20年的高級工程師。（2022年10月6日攝于北京市西城區）

（王偉在當地考察拍攝）

其實記錄使鹿鄂溫克人的照片并不少，更是自從攝影技術出現的那刻開始人們就意識到它的記錄價值，就像我們開頭提到的那樣，人人都可以做自媒體宣傳文化，人人也都可以按下快門記錄當下，是什么造成了差異？王偉的做法是交替使用了不同的影像技術，用數碼記錄生活，用大畫幅和濕版等特寫肖像，就像故事的旁白與人物的傳記交錯上演，將使鹿鄂溫克人的時代歷程娓娓道來。

我一直覺得，文化之中必須要看到人，活生生的人，被平等看待的人，不要將傳承者物化為接力賽中的那根棒子，也不要將文化空間塑造成按照劇本定時上演的舞臺。所以在收到這本書的時候，我覺得應該先寫《》，將我們學習考察民族文化時可能面對的問題先拿出來談談，雖然可能在如今網絡風氣連少數民族服飾領子是什么樣都要“出警”的當下顯得十分逆流。

而本期要推薦的王偉的這本《中國唯一的馴鹿部落——使鹿鄂溫克人的時代肖像》，因為開本不大，在肖像部分可能體現不出濕版之類影像技術的沖擊力（其實這種還是推薦現場看展覽）。這本書在我看來，意外地像是成年人的繪本，通俗、易讀，沒有一般民族文化類書籍那么學術，就像是講訴了一個遙遠社區里的故事，像是那種群像情景劇，將每一個房客的故事點到為止地講述出來。這個社區是敖魯古雅，是他們匯聚于此的原因，但世界廣闊是這些人所拓展出去的人生。我們總是在講“根”的故事，忽略了“枝葉”的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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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唯一的馴鹿部落——使鹿鄂溫克人的時代肖像》內頁

本文完

作者 | 春梅狐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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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著地的藏狐，故紙堆里的服飾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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