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敘事

作者：[美]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

出版時間：2023年10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專家聲稱他們的故事是“實證研究，而非規范研究”，他們用的是“是”，而非“應該”，表達的是事物是什么，而非應該是什么。這一主張是現代主義的中心。但故事也承載著一種道德負擔。把道德負擔隱藏在科學的幌子下是專業知識的精明把戲，也是萬金油的秘密成分。

亞當·斯密是一個道德哲學教授。約翰·穆勒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哲學家。從那時起，世俗哲學家的故事似乎就已經擺脫道德了。但經濟學的主題還是道德的，這讓故意回避道德的任何說法都讓人不悅。如果天體物理學家不愿從道德角度看待他的故事，我們大可不必擔心。但是如果經濟學家拒絕從道德的角度思考他們的故事，我們就應該擔心了。

人們應該把經濟學家看作一個生意人，而不是一個說教者。他兜售的是葛萊恩的事實，而不僅僅是道德說教。到1900年，“說教”（preach）這個詞已經受人們鄙視，就像現在年輕人對他們父母的說教嗤之以鼻一樣。《政治經濟學詞典》也聲稱經濟學事實是科學，而非藝術。到1900年，英語中“科學”一詞也已經開始專門表示“穿著實驗室白大褂的和能夠量化的”。

當然，如果不涉及對幸福的起碼追求，也即“獲得更多”這樣一種道德，那么經濟學也將是一門很奇怪的學問。經濟學的分支“福利經濟學”，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就已經開始產生大量道德問題。研究生院教給學生們的是，一個經濟學家能做的唯一的道德判斷是這樣一個最不具爭議的道德判斷：如果所有人都通過某種改變過得更好了，那么這種改變（即“帕累托最優”）就應該發生。甚至像羅爾斯這樣的哲學家也采用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試圖用經濟學家的方式從帽子里抓出一個合理而細致的道德理論來。這些年，福利經濟學出現了一些更復雜的道德生活，比如在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作品中那樣。但大體上福利經濟學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功利主義，滿是冷酷無情的眼睛。

阿馬蒂亞·森

最簡單明了的一點是，經濟學家都有道德，這是必然的。布斯認為，“即使那些努力將自己凈化到最抽象的形式利益的批評家（他也可以說經濟學家），其頭腦中最終也是存有道德綱領的。”（Booth，1988：7）好吧，意識形態能夠驅動經濟學家，盡管他們抗議意識形態的天真。

讓我們從布斯對文學腐敗這一中心問題開始，對經濟學進行道德批判吧：“我們在讀或聽的時候是在哪個圈子里呢？”我們的母親會告訴我們，維持一個壞的圈子很糟糕而維持一個好的圈子對我們來說很不錯。

經濟學寫作要求我們成為哪種層次的人則需要我們加以區別。

首先，經濟學中的科學論文與其他文化中自覺的科學產品一樣有著隱含讀者。這個隱含讀者有一些并不吸引人的特點：他是冷血的、枯燥乏味的，而且是不介入其中的（uninvolved）。牛頓和他的發明，也即科學論文，就是這樣的典型。（Bazerman，1988）

關于在閱讀經濟學文本時要求我們成為什么樣的人的第二點，倒是尤其具有經濟學特點。經濟學家要求讀者為了經濟學論證的需要而采取特定道德立場。我們大多數人并不喜歡經濟學故事中的隱含讀者：“我愿意成為那類故事講述者所要求成為的人嗎？”（Bazerman，1988）對于冷血的、精于算計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不，我們說：“一種咄咄逼人的、充滿敵意的理性頭腦/從沒有透過圣人的眼睛看出/或者透過醉鬼的眼睛看出。”然而，這種冷冰冰的計算最好有人來做，什么人都好，否則我們就會在夜里毫無所獲地向無辜平民丟炸彈，或者選擇有人駕駛的航天器，而不用無人駕駛的航天器。現代經濟說理要求你成為的那類人并不完全吸引人，卻是當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這種人對約束和選擇采取十分現實的態度，很有用，雖然有欠考慮。

換句話說，從功利主義角度講，經濟學家是必要的。在政策問題上，經濟學家推崇的道德立場是社會工程師的道德立場，他們冷漠地給充分就業或滅絕集中營提供方案。社會工程師會抗議說，他們跟滅絕集中營沒什么關系。但接著他們必須問區別在哪里，這是經濟學家不愿意去做的倫理考量。

再次，如布斯所說，“藝術家經常模仿他們所創造的角色。而現實中，作家則向他作品自身想象出來的優點和缺點靠近”（Booth，1988：108）。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學者，而且可能更甚。研究中世紀教皇史的歷史學家，或者比較政治學學者采納了他們研究對象的方法，至少從精神上是如此。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第一本書是有關梅特涅的，這并非毫無關系。人類學家最近已經開始探索他們研究的人類對他們自身的影響。是時候了。

對經濟學而言，對經濟學創造出的角色所具有的道德影響進行分析很簡單，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對的。一些經濟學家模仿他們創造的自發經濟人角色。任何管理過經濟學家的人都會報告說，三分之一左右的經濟學家都會用自私方式為人處世，當這種方式受到挑戰的時候，他們會得意地用人類經濟學模型來為自己辯解。“如果讓我為搜尋委員會工作，那么我要求明年給我加的薪水要比平時加的多。”“吉姆，你在開玩笑吧！我不能把薪資和日常工作用這么機械的方式掛鉤。我們賺多賺少大家都有責任。”“哈！別跟我說什么集體責任。你相信經濟學，對吧？”歷史學家，無疑還有文學教授，有他們自己的職業病，但不顧臉面的這種自私肯定不是他們的職業病。他們的圈子里沒人會這么做；只有在經濟學界會這樣，原因正是經濟學家們所講的市場的故事。因為同樣的原因，要在學術生活或政府中找到一幫現代經濟學家，并讓他們投票得到絕對均等的加薪安排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對競爭的道德深信不疑。這種平均主義的解決方案通常出現在大學歷史學院里，而其中有些確實是自己投票決定薪水待遇的。

重申一遍，關注經濟人行為的道德影響并不全然是不好的。經濟學家認為，有時候他們所研究的光榮的理性是值得模仿的。經濟學為資產階級時代的道德思考提供了基礎：積累；預見性（think ahead）；如果經濟人的行為適合眼前的任務，那就有條不紊；盡量做到像當地風俗習慣那樣誠實；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覺得自己在社會上不如沖動無常的貴族階層——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重要的是，資產階級的道德思考并非毫無價值。大多對此嗤之以鼻的人都受益于這種美德。從社會角度看，經濟人并沒什么不好。

即使嚴格從個人視角來看，商人的美德也不是道德的荒野。喬治·李洛在資產階級掌權前夜（1731）的悲慘劇作中，描寫了他理想中倫敦商人（也即梭羅古那樣）的樣子，斷言“就如商人之名絕對不會降低紳士的身份，它也絕不會將紳士排斥在外”（Lillo，1952[1731]：294）。李洛有點言過其實了。在同一場中，梭羅古在下場時讓他的助手“仔細審查文檔，看看有沒有什么商人的賬單沒有付訖”。人們可以從貴族的高度嘲笑資產階級道德中的口不對心。但畢竟，嚴肅地說，給自己的裁縫付錢難道不是什么道德問題嗎？什么樣的人才會一面接受商人的貨物，一面拒絕付出呢？這種人一定不是商人。

商人社會的誠實程度實際上超過了由嚴格自利的卑鄙惡人組成的社會，我們可以從小小的中西部城市那種十分險惡的重商社會模型中看到。對一個業務范圍局限于一個5萬人口的城市的房屋修理工來說，童叟無欺的好名聲是必需的。修壞一個屋頂，他的生意就完了。在雞尾酒會上，艾奧瓦大學的教授拒絕提起那個房屋修理工的名字，這個修理工第一次把屋頂修壞了（他免費返工了一次，這是他自己決定的），因為如果人們聽說了他的名字，那他在城里的生意就毀了。這位教授的做法本身說明，來自自私的道德習慣可以硬化為道德信念，就像一個侍奉主人的小孩從害怕受罰的環境中長大一樣。一個卑鄙惡人則會講出修理工的名字，從而讓這個故事進一步發展。畢竟，教授在他自己事業中的名聲并不受什么影響。

那些享受講述有關貪婪故事的經濟學家其實是在宣揚貪婪，不管他說的是“是”還是“應該”。當然從現代經濟學發端開始，經濟學家就已經鼓動我們去看待貪婪好的一面。重申一遍：金錢萬能的道德并不是道德中最壞的那種。約翰生博士說，“比起獲得金錢作為回報，沒有什么是更純潔的受雇傭形式了。”似乎在1775年后，這已經成了一個曠日持久的討論。自18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就認為，對貪婪成性的古老而貴族式的厭惡在道德上來說是很幼稚的。之所以幼稚，是因為這種厭惡沒能認識到，貪婪只有在市場經濟中通過滿足最終消費者，才能得以繁榮。

商人唐納德·特朗普讓人不爽。但在所有由他挑起的對他的嫉妒批評中，他并不是一個小偷。他并不是靠貴族式的對牛群的劫掠獲得億萬財富，并最終得到游吟詩人獻上的榮耀的。用他的話說，他靠的是達成交易（made deals）。而所有這些交易都是自愿的。他并沒有靠“點三八”左輪手槍或者重劍脅迫別人跟他簽約。他低價買下科莫多酒店然后轉手高價賣出，原因是賓州中央鐵路公司、凱悅酒店和紐約市評議委員會以及他們背后的選民和酒店客人給老地塊一個很低的估值，而給新地方估值很高。特朗普因為想到可以把一個低價的酒店用于更高價值的用途，從而賺到了相當可觀的利潤。一個無所不知的中央計劃者本可以通過命令讓同樣的情況發生。我們可以視市場經濟為所有體制中最無私的一個，每一個人為了得到回報，都努力工作來幫助別人。特朗普通過做好事發了財。

然而在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中還存在一個道德問題。這個問題比對計算自私或貪婪的厭惡還要深刻。布斯的解釋讓人信服，他說好作者就是好朋友，是那種“不僅讓人直觀感到愉悅而且有收獲的朋友，還是純粹對我好的朋友……與這類最好的朋友花時間在一起可以視作一種值得踐行的生活方式……我真正的朋友是一個‘與我的關系就像他與自己的關系一樣’的人”。

亞當·斯密雕塑

各種經濟學模型在這樣的友誼上都很節省，都想著用盡量少的這種友誼活下去。人們曾經把經濟學描述為一種節約愛的科學。這個理念是說，愛是稀缺的，因此，我們的生活最好盡量不用愛，而是依靠充足的自私來組織日常事務。這種說法的核心就是經濟學的。正如亞當·斯密那句著名的話說的，“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Smith，1976 [1776]：16）。

斯密并沒有小瞧愛——恰恰相反，他認為自己寫得最好的書是《道德情操論》。然而，他從沒有理清他的愛理論和自私理論之間的關聯。問題在于節約愛，把愛當成極為稀缺的東西，而不是期待愛，這可能是促進愛發展的一個糟糕的做法。這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市場資本主義的立場——市場資本主義不鼓勵愛情（社會民主黨說，大量的政府官僚機構促進了愛情）。

如果經濟學家講故事，并在講故事的時候進行一種道德實踐，那么他們最好有很多故事，越多越好。這是一個對多元主義合理性的辯護，這種說法鼓勵人們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敘述籃子里。如果你習慣用柏拉圖的方式思考，認為知識主要包含像數字2的平方根那樣的無理數，現在可證而且永遠可證，那么一元主義就很吸引人。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不是嗎？相比之下，如果你習慣用亞里士多德的方式思考，認為知識主要包含像民主的優越性那類判斷的話，即使是善意的人們討論很久之后得到的共識，這些知識還是不確定的，那么我們在故事中講的一元主義就顯得很愚蠢，事實上，它確實很愚蠢。

經濟學的敘事

作者：[美]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

出版時間：2023年10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經濟學、歷史學、英語、傳播學教授。在芝加哥學派輝煌年代執教于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講授價格理論。她以思想深刻而語言辛辣風趣聞名學界，著有《經濟學的修辭》《芝加哥大學寫作課》《價格理論的應用》《企業家的尊嚴》等。

內容簡介：

受實證主義影響，當下經濟學將修辭局限在事實和邏輯上，但這遠遠不夠，經濟學還要依賴更古老的修辭藝術——故事和隱喻。本書通過多位經濟學名家的文本，分析了其所使用的故事和隱喻，以及兩者的融合，如舒爾茨用農民撫養小孩上大學的故事來闡釋什么叫“人力資本”。作者認為，使用故事和隱喻，除了更有文采，還經得起理性的檢驗，更有說服力。

而故事有好有壞。在糟糕的故事中，最危險的莫過于號稱包治百病的“萬金油”，比如對未來某個商品價格的預測。本書告訴你如何抵御這種誘惑：看出經濟學家的故事和隱喻，并認識到，經濟學家雖然有智慧，卻沒那么聰明——如果那么聰明，他自己為什么不富有呢？

這是一本經濟學閱讀與寫作指南、防忽悠手冊，更是一本幫你建立經濟學批判性思維的書。

- End -

成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