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聽聞葉劍英病危的消息，薄一波第一時間便去看望了這位老戰友。

望著已經不能言語的葉劍英，縱使見慣了生死，薄一波心中亦是心中悲愴。他寫下了1927年高一涵悼念李大釗一文中的語句——“他對人們，從渾厚中透出俠義氣；人們對他，從親愛中露出敬畏心”相贈。

雖然二人相識并不早，但作為黨的老一輩革命家二人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而在50年代面對陶鑄指責葉劍英搞地方主義時，薄一波也選擇了支持葉劍英，向毛主席直言自己的看法。

1943年冬，當時抗日戰爭已經渡過了最艱難的階段。由于美軍在太平洋連續取勝，迫使日軍調動力量支援太平洋島礁，中國的壓力有所減輕，大家看到了戰勝日軍的希望。面對有可能面對的新形勢，中央決定召開“七大”。

在這次會議期間，薄一波和時任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也迎來了初次見面。

兩人雖然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但由于組織安排的原因，一直沒有見過面。但這次見面，兩人給對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薄一波向葉劍英匯報了華北地區特別是山西十二月事變前后與閻錫山之間復雜的情況（薄一波當時在山西地區領導新軍）。

后來葉劍英回憶起此事的時候，感慨的說：“我們雖然相識較晚，但見面交談毫無陌生之感。可以說‘志同道合，易為良友’。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這段話也足見葉劍英對于薄一波的相見恨晚之情，毫不掩飾對薄一波的贊賞。

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二人之間的工作聯系就更多了。彼時薄一波是華北解放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至于葉劍英則歷任軍調處執行部中央代表、后方委員會書記、解放軍參謀長等職務。

及至1949年元旦，當時國內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遼沈戰役已經取得勝利，平津戰役正在收尾，北方地區大局已定。因此中央決定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接下來的工作，在會上通過了《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決議。由于當時部隊已經攻占了一些大城市，毛主席擔心部隊缺乏管理城市的經驗，因此要求干部們各抒己見，談談怎么管理城市。

會議期間，薄一波和葉劍英提出的幾條建議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認同。

第一條是干部和部隊進城后要嚴明紀律，不能貪圖享樂，不請客，不送禮，不做壽，不以人名命地名。第二條是進城后要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廣大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要用學習的態度去管理建設城市，逐漸摸清各地情況。第三條是不能驕傲自滿，要謹慎小心，不能當李自成。

恰好當時毛主席也提到了李自成，當年李自成領導的百萬農民軍一路北上攻占了北京，國內形勢一片大好，沒有人是李自成的對手。但李自成卻驕傲自大，沒有管束部隊，導致部隊人心離散，進城后各自貪圖享樂，欺男霸女，搶掠金銀，如同匪類。吳三桂見此情形，深知自己無法融入農民軍，早晚死路一條，于是打開山海關，放明朝邊境外的清軍進來，很快李自成一敗涂地，命喪湖北九宮山。

當時毛主席非常擔心干部們犯類似的錯誤，所以把薄一波和葉劍英提出的這幾條建議寫進了決議，有的還作為城市管理規定確定下來，要求長期執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央安排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遷到北平辦公，當時薄一波擔任華北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擔任北平市長，兩人在工作上經常互動，為穩定華北大局發揮了關鍵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葉劍英被調到廣東擔任省政府主席，兼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則留在北京，協助陳云主持中央財政工作。

俗話說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干部相互之間反而容易鬧矛盾。

1952年5月間，薄一波受毛澤東的派遣，到上海、廣州等地了解“三反”“五反”運動的情況。當時薄一波處境十分微妙，陶鑄（時任第二書記 等職務）等人批評葉劍英大量任用地方干部，搞地方主義。

提出所謂“五同”，即：同宗、同鄉、同學、同事、同庚。這件事也傳到了毛主席的耳中。

薄一波到廣州后同葉劍英交流了此事，了解了一些廣東的具體情況。回到北京后，毛澤東問薄一波：“你怎樣看待廣東‘地方主義’的問題？”薄一波坦率的說：“我認為，他去廣東后，對南下干部和當地干部的使用是公正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問題，說他帶頭搞‘地方主義’，缺乏根據。”

緊接著，薄一波講了自己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毛澤東聽后點了點頭。不久后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了一次討論廣東問題的會議，他指出廣東確實存在“地方主義”的問題。但葉劍英在華南工作有成績，他沒有責任。此話一出，陶鑄等人也不再批評葉劍英。

特殊時期到來后，這件事再次被人提出來，葉劍英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好在有毛主席的保護，處境尚可。至于薄一波也遭到了長期的監禁和迫害。而對于薄一波等人的處境，即便是自己自身艱難，也是進自己所能為其說話。

而在十年結束后，二人也紛紛復出工作。二人都為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等做出了貢獻，還都進入了中顧委。

不過人生易老，天不假年。1984年，薄一波和葉劍英見了人生最后一面。

1986年，葉帥去世。

2007年，薄一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