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收節那天中午，陽光把曬谷場的玉米曬得金燦燦發亮，風一吹就飄來清甜的谷香，“三投入”微我:“晚上來我家坐坐。”

“三投入”是我遠房三叔，因為干什么都很投入，而且是百分之百的投入，換個字眼就是：執拗，犟驢，怪，鑿四方眼兒，背地里我則喊他“三投入”。村里老人常說，三叔的投入，是刻在骨子里的，認死理認到旁人勸不動，可這份認死理，有時卻能鉆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三叔剛種責任田的那些年，不管是種玉米或棉花，保準橫平豎直，株行距整齊劃一，跟照尺子量過似的。除草、澆水、施肥等農活兒干得那叫一個精準。這么說吧，三叔鋤過的莊稼，保準地里沒有一顆雜草；三叔的棉花田里，保準沒有一尾棉鈴蟲；三叔收獲過的玉米地，保準不落一個籽兒，顆粒歸倉。有一次鄰院大爺嫌他太較真，說“莊稼活糙著來就行”，三叔不惱，只是蹲在田埂上，指著自己的玉米苗說：“苗也是有脾氣的，你對它用心，它才肯給你好收成。”

種田如此，為人處事亦然。只要是三叔認定的事情，一準死磕到底，撞到南墻也不回頭。

水至清剛無魚，人至察剛無徒。除了我之外，在擁有1600口人的碩大村莊里，三叔沒幾個合得來的知心朋友。三叔說“坐坐”，潛臺詞就是弄倆菜，整二兩小酒兒。我心想，三叔準是有求于我，因為前兩次“坐坐”，都是早在預謀。第一次是10多年前，他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讓我給他把把關。那時手機還不這么普及，而我是村里的秀才，靠在報刊上發表些豆腐塊兒，竟混進了省作家協會，在農村，那絕對是鶴立雞群、鳳毛麟角的。第二次是5年前，三叔種了2畝黑小麥，讓我在《農民日報》上宣傳宣傳。這一宣傳不打緊，還真有效果，十里八鄉的都來討黑小麥種子或種植技術，外縣外省的都有。如今三叔的黑小麥已實現規模種植，還開發出黑小麥掛面、黑小麥面包等深加工產品，著實讓不少老百姓受益，鼓起了腰包。

這回“坐坐”，又會是什么事呢？我回三叔：“咱爺倆誰跟誰呀，有啥事您指示就行。”三叔不置可否，回了三個笑臉。

三叔還住在結婚時蓋的三間瓦房里，與時下的小別墅小洋樓相形見拙。墻皮有些斑駁，窗沿下還擺著幾個舊瓦罐，里面種著些不知名的小草，透著幾分樸素。我說，“三叔，您這房子真該翻蓋一下了，都老掉牙啦。您攢那么多錢干嘛？”

三叔還沒答話，坐在輪椅上的三嬸說話了。“他哪有錢呀。”三嬸患了腦梗，生活不能自理了，說話時語氣里帶著幾分無奈，卻又藏著一絲驕傲。

“種黑小麥，搞深加工，還購置收割機、植保無人機，能沒有收入嗎？”我沖三嬸說。

“他不是有名的‘三投入’嘛，可惜只有投入，沒有產出和回報啊。購買了收割機、植保無人機不假，但給人收割莊稼、噴灑農藥都是義務勞動，免費的。”三嬸指了指條幾上的一摞證書說，“都花到這些上面去了。”我翻了翻，有中級農藝師資格證書、職業農民證書，還有無人機駕駛執照、三級電商職業技能等級證書等等，每一本都被擦拭得干干凈凈，邊角卻有些磨損，看得出來經常被翻閱。

我沖三叔豎起大拇指：“厲害呀！”

三嬸不滿地剜了三叔一眼，“厲害嘛，怪人一個。”

說三叔怪，我承認，披著雨衣澆地、打著手電燈掰棒子在我們村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然而事實證明三叔做得是對的。之所以披著雨衣澆地，那是因為天氣預報說那次降雨過程是小雨，不足以澆透田地，三叔怕莊稼缺水，就披著雨衣守在田埂上，一勺一勺把水澆到每一株禾苗根部；而打著手電燈掰棒子，正好趕在“秋鱉子雨”到來前收獲完了玉米，而接連下來的一場持續10多天的連陰雨，不少人家的玉米沒等收獲就在秸稈上發了芽，唯獨三叔家的玉米顆粒飽滿，囤得滿滿當當。

我打圓場，“脾氣怪是怪，但三叔心眼兒好，樂于助人，鄉親們背后都翹大拇指哩。”

“誰讓咱是黨員哩。” 三叔指了指三嬸，眼神里滿是愧疚，卻又透著堅定，“老侄子呀，我請你來，是想將她托付于你，你幫我照看3天，我要出趟遠門，去西安轉轉。那里不是正舉辦中國楊凌農業高新技術成果博覽會嘛，我想去瞧瞧，看看有沒有能用到咱村里的好技術，也學學人家的種植經驗。”

我再次為三叔豎起大拇指：“牛啊三叔，您真牛！”

三叔端起一杯酒，一下倒進肚里，酒液順著嘴角滑落幾滴，他抹了抹嘴，語氣鄭重又誠懇：“咱是地地道道的莊稼人。人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呀，也應該有自己的詩和遠方。”

那一刻，我瞬間明白了。俞伯牙的詩和遠方，是高山流水遇知音；陶淵明的詩和遠方，是采菊東籬下的悠然；而三叔的詩和遠方，就是扎根土地的執著，是不甘平庸的堅守，是為鄉親們付出的赤誠。這個執拗的“三投入”，用一輩子的堅守，在田埂上，走出了屬于自己的、最動人的詩和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