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焦慮，大家可能首先想到，這是一個我們生活中很常見的。經典的焦慮論述當屬羅洛·梅提出的定義：“焦慮是當個體認為其作為一個人格而存在的某種核心價值受到威脅時所引發的憂懼（apprehension）”。

在著作《焦慮的意義》中，羅洛·梅區分了正常焦慮和神經性焦慮。

正常焦慮是任何人在面對成長、改變、選擇和存在本身的威脅時都會體驗到的焦慮。正常焦慮的特點是與所面臨的威脅程度相稱。不需要通過壓抑或心理防御機制來處理。可以被有意識地、建設性地面對。當我們朝不保夕，面臨戰爭或者饑荒的風險時，我們可能因為生存問題而感到焦慮，這就是政策焦慮。

當個體無法建設性地面對正常焦慮，而是選擇壓抑或者逃避時，正常焦慮就會轉化為神經性焦慮。神經性焦慮的特點是與客觀威脅不成比例。比如說，我們因為一次小小的社交失誤而感到極度恐慌。神經性焦慮具有壓抑性和破壞性，個體試圖將其排除在意識之外，它會抑制個體的成長，導致行為僵化、逃避現實、發展出各種心理癥狀。

我們今天討論的，普遍性彌漫于社會，尤其是社會中產階層的焦慮現象，實際上羅洛·梅所定義的“神經性焦慮”，對于學生群體來說，我們可能對考試考差、無法保研而感到焦慮，但事實上，考試考差或者無法保研這些事情對我們的存在并沒有威脅，我們的焦慮和考試沒有考好的結果并不成正比。再比如對于工作，我們和同事關系不好，或者上班把一件事情搞砸了，也不會危害到我們的生命。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焦慮這種心理現象是一個社會學問題？

賴特·米爾斯在其經典著作《社會學的想象力》中提出了“私人煩惱”（private troubles）與“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的區分。當只有一個或少數人失業時，這可能是個人能力或際遇的“煩惱”；但當一個國家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失業時，這就成為了一個關乎社會經濟結構的“公共議題”。

所以說，當焦慮成為一種集體體驗時，我們就可以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探究其背后的社會性成因。

和王天夫老師的新作《焦慮社會》類似的，有一位德國社會學家叫海因茲·布德，寫過一本書名類似的書，叫《焦慮的社會》（Gesellschaft der Angst），這本書現在已經有了中譯本，主要寫的是德國中產階層的社會焦慮，如果大家對此感興趣想對比一下，也可以讀這本書。

在這里我想結合一下社會現實，提出我對國內的社會性焦慮的一些看法。

第一點是，我們身處低安全感高競爭性的社會環境，負債對個人生活的驅動使得我們不能停歇。

這個自然不必多說，從教育的篩選到工作環境，我們目前的社會環境是高度流動和競爭的，

在學生都比較關注的學習方面來說，我們都認可高考的目的是篩選出“優秀分子”能上精英學校，但是即使是在公認的頂尖大學，篩選仍然無處不在。

在某頂尖大學有一個“特獎”，特獎的獲得者會被學校所大力宣傳，仿佛特獎獲得者就是學校的代表。但問題是，大家都認為這個頂尖大學的學生已經經過高考的篩選，可以選擇國內任何一個學校去上學，他們理應得到最好的教育。但實際上在“最頂級”的大學中，他們傳遞給我們，他們在做的事情仍然還是篩選而不是教育質量再比如之前浙江某大學，有一則推文把優秀學生當分子，全校學生當分母。高中是只篩選不教育，大學也搞這一套，這種無休止的篩選，我們的教育到底是要篩出什么人呢？ 在無休止的教育競爭中，青年沒有感受到安全感，焦慮隨之而來。

而在工作方面來說，如今的社會流動性強，行業興衰更替速度快，我們已經很難期望把一個工作一直穩定地干到退休，籠罩在失去工作的恐懼之中。

這也就說明為什么那么多年輕人去考公，大家認為考上了公務員就是“上岸”，之后的一切事情都自然而然地解決了。編制等于一份能做到退休的工作，能給人穩定的現金流，長期在一個熟悉的環境里做相同的事情。

而現在的高校教學是和社會脫節的，大學畢業生很多實際上不了解自己能做什么工作，對未來的工作有恐懼感，進而對畢業十分焦慮。而大學生最熟悉的事情是學習和準備考試，因此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大學畢業生可以說一畢業就考公考編。進入編制的這一條道路給了當代青年一種免于焦慮的安全感。

在低福利和高社會競爭之外，是現代社會普遍被負債所驅動的個人生活。金融正更加深入地融入我們的個人生活。就比如說我們現在談的“新中產階層”，互聯網大型企業、券商投行工作人員，這些在我們看來十分體面的新中產階層精英群體，明明拿著那么高的薪水，干一年等于別人做四五年，為什么他們也會感到很大的焦慮嗎？

問題就在于，縱使高收入人群也會被負債所驅動，金錢是勞動的價值，我們工作、受到雇傭，是老板購買我們的勞動時間。負債就相當于預支我們的勞動時間，提前透支了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勞動。

負債是來自于過去的痛苦。

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負債就比如我們的提前消費打白條、用花唄，過去的買買買要用未來的節衣縮食。比如說在以往的房地產上行期，中產階層用自己未來樂觀的收入期望和現金流，接盤房地產，背上了十幾年、二三十年的房貸，但后來經濟萎縮，中產階層收入可能沒有未來這么高，他們看似擁有了資產，實則將自己牢牢綁定在持續工作的軌道上，恐懼自己因為未能償還負債而有失信的風險，辛苦買的房子被法拍，自己的中產階層地位也隨之喪失。縱使是經濟方面的精英，因負債也處于巨大的不安全感中。

第二點是儒家倫理中的內在緊張感。

在儒家倫理的底層邏輯里，有著極強的平等底色。

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亦言，涂之人可以為禹，核心是認定所有人在道德本性上是完全平等的，凡人與圣人的先天稟賦沒有本質差別，差別只在于后天是否努力修身。儒家道德體系理論上打破了貴族對德性的壟斷，給了所有底層個體向上流動的終極合法性。這也就是說，你絕非天生就該安于底層，你擁有和帝王和圣賢完全一致的先天本性，只要你足夠努力，就可以跨越階層、實現自己價值。

但與此同時，儒家構建的社會秩序，又是一套剛性的階序體系，整個社會的尊卑、上下、貴賤劃分清晰且壁壘森嚴。

既然理論上每個人都有潛力，而社會又是等級分明的，那么從低等級向高等級流動的渴望便被極大地激發了。儒家倫理為這種流動提供了合法的途徑：通過教育和道德修養，成為“君子”或“士”，并通過科舉等制度進入統治階層，實現學而優則仕，金榜題名。這使得教育成為了所謂改變命運的賭注，激發了巨大的教育渴望。

既然成功的通道是開放的，那么在這場無限游戲中，任何一絲松懈都可能導致滿盤皆輸。一方面，儒家倫理激發了向上流動的強烈欲望；另一方面，現實社會中階層固化的趨勢日益明顯。這造成了底層和中產階層共有的焦慮。對于底層的人來說，是“翻身”無望的絕望感；對于中產階級來說，則是擔心子女無法維持現有社會地位、向下滑落的恐懼感。這種恐懼感驅動著他們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競賽中，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整個社會的“內卷”程度。由此可見，儒家倫理與桑德爾提出的優績主義有異曲同工之處。

儒家倫理中的第二個和社會焦慮相關的點是，對完美人格與道德的推崇和現實社會生活的矛盾。

儒家倫理為士大夫階層設定了一個終極的、完美的人格標桿：內圣外王。對內，要做到道德圓滿，無欲無求，克己復禮，修成圣賢之心；對外，要做到經世濟民，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實現世俗的不朽。這套完美人格不是只給帝王圣賢設定的，而是面向所有人的，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你天生就有達到這個標桿的潛能，達不到，就是你修身不夠，努力不足，就是你道德有瑕疵。

但儒家思想推崇的這套完美人格，本質上是反人性的，人天生就有私欲，有缺點，有軟弱的時刻，絕大多數人既成不了圣，也當不了王。可儒家倫理不接受這種不完美，用一個完美的社會道德標桿不要求個體，讓我們處在對自己不滿意狀態中。而我們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比如賺錢和升官，又不能單純依靠道德修養的提升來達到。對于這方面的矛盾，我們常見的解法是當面一套講高尚道德，背面一套用實際的手段去行動。表面上的道德要求和我們的實際行動相沖突，從而造成了內在的緊張。

《論語》中提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當你在和那個完美的社會道德標準或者“別人家的孩子”對比，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優秀。哪怕你已經取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就，依然會因為自己的道德瑕疵而陷入自我懷疑。但換個角度而言，別人過得好，和你有什么關系呢？

總結來說，“人人皆可為堯舜”的平等論、“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要求，把社會結構性的問題轉化為個體在道德和努力上的失敗。小時候我們可能經常聽到這種話，“失敗是你自己的責任，不要怪別人。”但是為什么我們非要自我反省，非得是我的錯呢？這使得個體承受了與其能力不相稱的的心理責任，從而導致了自責和焦慮。

第三點是性別氣質焦慮與性壓抑。

弗洛伊德認為，壓抑是一種基本的防御機制，用于抵御可能引發焦慮的性沖動 。當本我的性沖動與超我的道德要求發生沖突時，自我通過壓抑機制將這些沖動推入潛意識，這種沖突本身即可產生“道德焦慮”或“神經癥焦慮”。雖然弗洛伊德的理論主要聚焦于內部心理動力學，但他明確指出了被壓抑的性驅力可能轉化為普遍的焦慮狀態。

將性壓抑議題徹底社會學化的關鍵人物是弗洛伊德的學生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在賴希看來，一個性滿足的而充滿活力的個體是難以被統治的。因此，威 權社會通過從小壓抑兒童的性好奇心和身體愉悅，塑造出順從、焦慮和依賴權威的性格結構。家庭和學校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廠”，是執行這種壓抑的首要場所。

我們現在的高中都在嚴防死守早戀，男女之間要隔開距離，吃飯也要分開吃，仿佛早戀是什么天大的罪行。但神奇的是對“早戀”的禁止不是中國的傳統，也不是外國的傳統，我們古代講的是“青梅竹馬”，英語世界用“puppy love”一詞形容小孩子的純真的愛。學校通過防止早戀，一方面是為了所謂的分數，另一方面也是要將學生培養成順從而對學習和考試所焦慮的個體。

與賴希思想路徑相似，赫伯特·馬爾庫塞在《愛欲與文明》中，進一步發展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性壓抑的批判。馬爾庫塞區分了兩種壓抑，一是?“基本壓抑”?，即為維持人類文明所必需的對本能的最低限度約束，二是和“額外壓抑”，即為維護特定社會統治秩序而施加的超額壓抑。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施加了大量的“額外壓抑”。

再者是男性女性皆有的性別氣質焦慮。

對于男性而言，傳統的“霸權男性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要求他們要堅強、理性、主動、有性能力并且情感內斂 。這種規范在性方面制造了巨大的“表現焦慮”。

男性被社會化為必須在性關系中扮演主導者和成功者的角色，任何男性在性方面失敗的跡象都可能被視為對其男性身份的根本性挑戰，從而引發強烈的羞恥感和社交回避。此外，傳統男性氣質也抑制情感的自然表達，ye1使得男性在建立親密關系時面臨困難。

現在網上有許多贅婿文或者寫贅婿現象的短劇，體現的就是當代男性的性別氣質焦慮，贅婿入贅到女方家，在女方家庭中的地位較低，和傳統強調陽剛、占據家庭主導地位的男性氣質相矛盾，這方面的錯位引發了男性焦慮和緊張，因此贅婿文都要安排男主通過修煉自身功業，戰勝敵人，從而在女方家庭中重新奪得主導地位，重振男性雄風。贅婿文的存在，也是整個社會男性氣質焦慮普遍性存在的體現。

對于女性而言，性別角色規范則充滿了矛盾。一方面，她們被期望成為有吸引力的、理想的性對象；另一方面，她們又要警惕不能顯得“過于”主動或有經驗，以免被貼上“蕩婦”的標簽，即所謂的“蕩婦羞辱”。使女性在社交情境中如履薄冰。她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外貌、身材不符合社會審美標準而產生焦慮 ，也可能因為如何恰當地表達自己的欲望而感到困惑。

第四點是比較相關的。有意思的是民間信仰對不確定性的解釋。為什么一些地方的老師和公職人員明明是不能搞迷信活動，卻會在高考之前去燒香拜拜，為考生所祈福呢?扎卡里·豪利特是這樣分析“表演性世俗主義”的。

自2000年代以來，在我稱之為“超競爭”的背景下，這種模式變得更加明顯，超競爭結合了社會競爭和不平等的急劇增加。超競爭導致了正統社會互惠關系的破裂，即個人努力與回報之間的想象關系。由于正統社會互惠關系難以提供高考成績的令人滿意的解釋，人們訴諸于宇宙互惠關系——即因果報應、隱德和神靈干預——來影響表現和解釋結果。（Howlett，2022）

民間信仰通過一套包含神祇、鬼魂、因果報應等元素的觀念體系，為生活中的吉兇禍福、順逆成敗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解釋。例如，將個人的不幸歸因于“沖撞了某位神靈”或“德行有虧”，而將成功歸因于神明的庇佑。這種解釋框架幫助人們理解難以預測的事件，將現代社會諸多無序的“不確定性”轉化為有序的、可理解的“天命”或“神意”，從而降低了認知上的焦慮不安。這也解釋了近些年來年輕人的“寺廟熱”，對玄學和宇宙互惠關系的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