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又要炒鮑威爾了。

4月15日，總統在福克斯商業頻道放話：「鮑威爾應該立即辭職。」

一周后，4月23日，同樣一個人說：「我沒有打算解雇他。」

如果你覺得眼熟，那是因為2025年以來，這一幕已經上演了不知道多少遍。

威脅，TACO。再威脅，再TACO。有時候間隔一周，有時候隔一天。市場后來都免疫了。。。

但問題是，真的動手了會怎樣？

沒有人知道。因為特朗普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這才是最讓人不安的地方。一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走向，取決于一個人的情緒波動。

今天心情好，美聯儲獨立。明天推特刷到不爽的評論，鮑威爾就得收拾辦公室。

所以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特朗普會不會解雇鮑威爾」。

這個問題的答案每天都不一樣。而是：如果有一天，總統真的動手了，擋得住嗎？

這個問題，歷史給過答案。

一百年前的「傀儡央行」

要說美聯儲的獨立性，得先從它「沒有獨立性」的時候講起。

1913年，《聯邦儲備法》簽署，美聯儲正式成立。但剛出生的美聯儲，基本就是財政部的附庸。一戰期間，美聯儲的任務只有一個：配合財政部發債，壓低利率，幫政府便宜地借到戰爭經費。

到了二戰，這種從屬關系變本加厲。1942年，美聯儲正式承諾把短期國債利率釘在0.375%，長期國債利率上限控制在2.5%。說白了，財政部要借錢，美聯儲負責買單，不管通脹多高，利率不能動。

戰后呢？通脹來了。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美國CPI通脹率達到17.6%。美聯儲想加息，杜魯門總統和財政部長斯奈德說：不行，戰爭債券的價值不能跌。

美聯儲被迫繼續壓利率，繼續買國債，繼續放水。

到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軍費飆升，通脹壓力更大。1951年2月，CPI通脹率年化達到21%，可以說是惡性通脹了。

美聯儲終于忍不了了。

當時的美聯儲主席埃克爾斯做了一件非常政治不正確的事情：

當時，杜魯門把整個FOMC（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叫到白宮開了一次會，會后對外宣稱FOMC「承諾支持總統維持政府債券穩定」。

但事實上，FOMC根本沒做這個承諾。為了證明，埃克爾斯二話不說，直接把會議記錄捅給了媒體。

「事情鬧大了。」埃克爾斯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

1951年3月4日，美聯儲和財政部達成協議，也就是后來被稱為「Accord」的歷史性文件。協議的核心就一句話：債務管理歸財政部，貨幣政策歸美聯儲，兩者分開。

這份協議，被后人稱為美聯儲的「獨立宣言」。

沒有1951年的Accord，就沒有今天我們討論的「美聯儲獨立性」這回事。它的獨立性不是一開始就被認可的概念，是在21%的通脹和白宮的施壓下，硬生生扛出來的。

尼克松和伯恩斯：最臭名昭著的干預

如果說Accord是美聯儲獨立性的起點，那尼克松和伯恩斯的故事，就是獨立性被撕碎的起點。

1970年，尼克松提名阿瑟·伯恩斯當美聯儲主席。伯恩斯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尼克松競選時的經濟顧問，兩人私交很深。尼克松對伯恩斯的期待就是「幫我降息，幫我刺激經濟，幫我贏下1972年大選」。

后來的白宮錄音帶，把這一切都讓人看到了。

1971年10月10日，橢圓形辦公室。尼克松對伯恩斯說：

「我不想就這么下臺……如果我們輸了，這將是華盛頓最后一次由保守派執政。」

當伯恩斯試圖以「銀行體系已經很寬松」為由拖延降息時，尼克松直接駁斥：

「所謂的流動性問題？那就是廢話。」

后來伯恩斯匯報降息進展，把貼現率降到了4.5%。尼克松說：

「好，好，太好了……你帶著他們往前沖，你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尼克松不僅在政策上施壓，還在人事上插手。他對白宮辦公廳主任說：

「你覺得我們對阿瑟的影響差不多夠了嗎？我是說，我還能對他施加多大壓力？如果不行，我就把他叫進來。」

他還明確說，伯恩斯無權決定聯儲理事會的人選「我不會讓他選自己人。」

伯恩斯妥協了。1971年到1972年，美聯儲降息、擴大貨幣供給，M1增速達到二戰后的峰值8.4%。經濟短暫繁榮，尼克松順利連任。

但代價呢？

1973年，尼克松解除價格管制，之前「放水」的后果立刻爆發。疊加第一次石油危機，通脹率飆升到8.8%，1974年更達12.3%。

伯恩斯這時候想收緊，但已經晚了，美聯儲失去了公信力，市場不相信你會真的緊縮。他任期留下年均7%的通脹率，成為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反面教材。

有評論人這么評論過伯恩斯，他沒有行騙，沒有殺人，他犯下的唯一罪行是，在通脹完全控制住之前就降息了。

這就是政治干預美聯儲的典型結局。

短期開心，長期痛苦。政治滿意，人民承受通脹。

沃爾克：跟全世界作對的央行行長

1979年8月，卡特總統提名保羅·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此時的美國，通脹率約9%，美元持續貶值，公眾對央行已完全喪失信心。

沃爾克上任后，做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

先說之前美聯儲怎么操作。一直以來，美聯儲盯的是聯邦基金利率，這個作為銀行之間借錢的參考利率。想收緊貨幣？就投票把目標利率調高。

但這里面有個致命問題，利率加到一定程度，政治壓力就來了。白宮不高興，國會不高興，老百姓不高興。

每次FOMC開會，12個人圍著桌子討論「加不加？加多少？」，本質上是一場政治博弈。加少了壓不住通脹，加多了得罪人。

所以尼克松時代，伯恩斯就扛不住。每次加息加到一半就縮回去了。

沃爾克的思路完全不同。

1979年10月6日，一個周六晚上，哥倫布日長假前夕，沃爾克召開了一次臨時FOMC會議，然后直接開了一場罕見的記者會。

他宣布：美聯儲不再管利率了。

準確說，是放棄管理聯邦基金利率的傳統做法，轉而直接控制銀行準備金供給。

具體來說，美聯儲只管一件事：往市場里注入多少基礎貨幣。至于利率漲到多少，市場說了算，美聯儲不管。

這招的區別在哪里呢？

以前要壓制通脹，是「我要加息」，這需要12個人投票同意，每個利率數字都是政治決策，加到15%白宮就來電話了。

現在是「我少印錢，利率愛漲多少漲多少」，繞過了政治博弈。利率漲到多少不是美聯儲「決定」的，是市場自己「定」的，政治壓力找不到具體的靶子。

結果聯邦基金利率在1980年底沖到了20%。房貸利率跟著飆升，普通人買不起房，企業借不起錢。農民開著拖拉機包圍美聯儲大樓。汽車經銷商把賣不出去的車鑰匙裝進棺材寄給美聯儲。

但通脹，倒也是真的被打下來了。

沃爾克成了全美國最不受歡迎的人。

卡特也付出了代價，1980年大選，他輸了。沃爾克的緊縮政策讓經濟在選舉年陷入衰退，直接拖垮了卡特的選情。

卡特任命了他，卻被他「反噬」。

里根上臺后，壓力沒停。財政部長唐納德·里根公開批評美聯儲的緊縮政策。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賴特要求沃爾克辭職。有議員威脅要彈劾沃爾克，要「取消美聯儲」。

沃爾克怎么說？

1982年2月的那次FOMC會議上，明尼阿波利斯聯儲行長科里根說了一句話：「如果我們現在退讓，每個人都會說——他們過去總是屈從，未來仍會屈從。」

沃爾克頂住了。

1982年底，通脹率從1980年的14.8%降至6.2%，1983年降至3.7%。美國經濟走出了滯脹泥潭，迎來了長達二十年的「大緩和」時代。

美國人可以原諒一位導致經濟衰退的美聯儲主席，但不會原諒一位點燃通脹的主席。沃爾克證明了這一點。

他的繼任者格林斯潘后來說：沃爾克是「過去二十年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里根、克林頓和小布什：從對抗到默契

沃爾克之后，總統和美聯儲的關系微妙地轉變了。

里根對沃爾克的施壓是隱性的。不公開威脅，但財政部長出來放話，國會里有人喊彈劾。不過里根至少做對了一件事，沒有直接要求沃爾克降息，也沒有試圖解雇他。這給了沃爾克完成抗通脹戰爭的必要空間。

1987年，格林斯潘接任美聯儲主席。這位從尼克松時代就混跡華盛頓的老狐貍，把「與白宮共處」這門藝術玩到了極致。

克林頓時期，是總統與美聯儲關系最好的典范。克林頓深諳一個道理：總統越不干預美聯儲，經濟越好，自己政治收益越大。

于是，他幾乎從不公開評論利率政策。這種默契換來了什么？整個1990年代，美國經濟保持了4%的高增長、5.5%的低失業率、3%以下的低通脹率。克林頓因此被稱為「零通脹型經濟奇跡」的受益者。

格林斯潘后來回憶：在美聯儲工作18年半，收到過無數要求降息的備忘錄、承諾和請求。但他不記得有哪個政客說過「我們需要加息，利率太低了」。

小布什時代，格林斯潘繼續連任，后來交棒給伯南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伯南克搞量化寬松，實際上就是用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為政府融資。這跟1951年之前美聯儲配合財政部壓利率的邏輯極其相似，只不過這一次，是危機倒逼的「合作」，不是政治施壓的「服從」。

總體來說，從沃爾克到格林斯潘到伯南克，總統和美聯儲之間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矩：總統可以表達對經濟政策的看法，但不能直接要求加息或降息，更不能威脅解雇美聯儲主席。

這條紅線，畫了將近四十年。

特朗普這次為什么不一樣？

特朗普打破了這條紅線。

2018年，他親手提名的鮑威爾上任后堅持加息，特朗普在推特上發了超過100條關于美聯儲的帖子，罵鮑威爾「又遲又錯」「瘋狂」「敵人」。

但第一任期，特朗普終究只是嘴炮。他沒敢真的動鮑威爾。

第二任期，他來真的了。

2025年8月，特朗普解雇了美聯儲理事麗莎·庫克。這是美聯儲112年歷史上，第一次有總統試圖開除在任理事。理由是所謂的「房貸欺詐」，但路透社后來的調查發現，庫克的貸款申請文件完全合法，她的貸款利率甚至略高于當時的首套房利率。

庫克案正在最高法院審理。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主張是一旦總統認定有「正當理由」解雇美聯儲理事，法院無權審查。

翻譯過來就是，我想開除誰就開除誰，你管不著。

2026年1月，司法部對鮑威爾啟動刑事調查，理由是美聯儲總部翻修工程25億美元的成本超支。檢察官甚至未經事先溝通就試圖闖入美聯儲建筑工地，被安保人員攔了下來。

3月，聯邦法官駁回了司法部的傳票，裁定傳票「簽發目的不當」，意在迫使鮑威爾降息或辭職。法官說得很直白：政府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表明鮑威爾犯了罪，唯一的「罪」就是得罪了總統。

4月15日，特朗普有一次公開發言要fire鮑威爾。

4月23日，特朗普收回要fire鮑威爾的話，「你們都理解錯啦」

4月24日，司法部被迫終止對鮑威爾的刑事調查。4月26日，此前一直以調查為由抵制沃什提名的共和黨參議員蒂利斯松口，同意推進確認程序。

鮑威爾的態度一直都很強硬，在調查徹底、透明、最終結束前，我無意離開理事會。他的理事任期到2028年1月才結束，這意味著即使卸任主席，他還能以理事身份留在FOMC，對新主席形成制衡。這顆「釘子」，將精準覆蓋特朗普本屆任期的最后一年。

這就是特朗普和前任們最大的不同。尼克松是在私下施壓，伯恩斯自愿配合。特朗普是公開威脅，動用司法部調查，試圖通過法律手段制造「正當理由」來解雇美聯儲官員。

這似乎是一種對制度的踐踏。

但這場對決不是沒有灰色地帶。

特朗普的批評者忽略了一點，美聯儲的「專業獨立性」本身是有代價的。如果美聯儲堅持高利率，導致經濟深度衰退、失業率飆升，誰來承擔政治責任？

答案是，普通民眾。

美國總統是民選產生的，對經濟表現承擔直接政治責任。如果2026年一季度美國經濟出現高利息「非典型性衰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GDP連續下降，而是消費萎縮、信貸緊縮、中小企業大規模倒閉，普通美國人不會去研究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他們會把憤怒投向白宮。

美聯儲主席在行使理事投票權時，是否評估過緊縮政策對普通美國家庭債務負擔的真實沖擊？

反過來想，總統有沒有權利干預貨幣政策？

從民主問責的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貨幣政策不是中性的，它影響每一個美國人的房貸利率、信用卡賬單、就業機會。

如果美聯儲的政策導致普通家庭苦不堪言，民選政府難道無權表達關切？如果真是如此，總統干預美聯儲，有沒有問題，算不算人民的總統？

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專業獨立之所以存在，是基于一個前提，政治家只看眼前。

1970年代的教訓告訴我們：每一次總統成功「說服」美聯儲降息，短期都是勝利，長期都是災難。美聯儲的獨立性，正是為了讓決策者能夠做一些「政治上不受歡迎但經濟上正確」的事情。

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非黑即白的。特朗普的行為確實構成了制度性威脅。但如果美聯儲完全無視經濟痛苦，也同樣在透支自己的公信力。

真正的考驗是：美聯儲能否在「堅持獨立」和「回應現實」之間找到平衡？

沃爾克做到了。他在1980年代初用嚴厲加息換來了十年的穩定。代價是卡特連任失敗，但他證明了一點：制度的韌性，需要專業判斷，也需要政治勇氣。

法律的模糊地帶

回到開頭，總統到底能不能解雇美聯儲主席？

按照1913年的《聯邦儲備法》，總統可以因「正當理由」解雇美聯儲理事。但「正當理由」是什么？法律沒明說。

1935年，最高法院在著名的「漢弗萊案」中裁定，總統不能隨意解雇獨立機構官員。政策分歧，比如「你不降息我不高興」，從來不算正當理由。

2025年5月，最高法院在另一起案件中明確表示，美聯儲是一個「結構獨特的準私營實體」，不受總統隨意解雇權力的約束。

但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動一個危險的法律邏輯：總統對「正當理由」的判斷不受司法審查。如果這個邏輯被法院接受，那「正當理由」就變成了總統說了算，今天可以是翻修超支，明天可以是「他讓我不爽」。

這背后還有一層法律風險，最高法院目前的保守派傾向，可能傾向支持「單一行政長官理論」（Unitary Executive Theory）。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總統對整個行政機構的控制不應受到限制，包括獨立機構。

如果最高法院最終接受這個理論，「正當理由」司法審查的空間將被徹底封死。屆時，美聯儲113年來享有的「準私營實體」地位，將在法律上徹底失效。它將和普通政府部門一樣，成為總統意志的直接延伸。

聯邦法官已經兩次站在了美聯儲一邊。一次是駁回傳票，一次是允許庫克繼續留任。法律界目前的共識是，總統無權僅因政策分歧解雇美聯儲理事。

但共識不是終審。最高法院的最終裁決，可能要等到2026年下半年。在此之前，法律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市場風險，投資者不知道游戲的最終規則是什么。

如果鮑威爾真的被解雇了，會怎樣？

我們先看歷史。

尼克松施壓伯恩斯降息之后，美國通脹率從3.3%一路飆升到12.3%，經濟陷入滯脹，花了十年才走出來。

再看最近的。2025年4月，特朗普公開威脅解雇鮑威爾的消息傳出后，美國市場「股債匯」三殺。黃金一度沖上3500美元，美元下跌，美債收益率上升。

哥倫比亞商學院教授布雷特·豪斯直言，如果特朗普試圖解雇鮑威爾，「市場幾乎確定會出現拋售」。

前財政部長耶倫的反問更是一針見血，有哪個發達國家的總統會公開主張通過降息來降低政府債務利息支出，而且該國貨幣還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

但市場的反應可能不是線性的。

如果鮑威爾真的被解雇，新主席沃什很可能被提上日程。沃什是著名的「鴿派」，2025年初就公開呼吁「美聯儲應該更積極地降息」。市場一旦預期沃什上任后會立即大幅降息，短期內邏輯的演點在于流動性溢價的釋放，成長股、科技股會歡騰，利率預期下降，估值壓力瞬間消失。

但長期看，邏輯將轉向信用風險的重定價。

通脹的代價是滯后的。流動性狂歡可以掩蓋制度崩塌的劇痛，代價不會立刻顯現。

就像1971年伯恩斯降息后，經濟數據亮眼，尼克松連任成功，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然后1973年價格管制解除，通脹失控，經濟陷入十年滯脹。

短期看，市場可能因為「寬松預期」而上漲。

長期看，美元信用受損，美債風險溢價上升，實際利率反而會被推高。這和總統想通過降息減輕債務壓力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所以，如果鮑威爾被解雇，市場大概率會經歷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驚嚇拋售。消息剛出來，市場恐慌，股債匯三殺。

第二階段：寬松幻想。投資者開始押注新主席降息，股市反彈，成長股領漲。

但第二階段能持續多久，取決于通脹能不能繼續壓住。如果壓不住，第二階段會突然反轉，變成更劇烈的拋售。美聯儲的公信力一旦丟了，想再撿回來，需要付出十倍的努力。

這就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給投資者的啟示

講完歷史，回到我們每個人面對的問題：這場白宮和美聯儲的對決，對投資意味著什么？

第一，別低估制度的韌性。1951年美聯儲在杜魯門的壓力下贏得了獨立，1980年代沃爾克在里根的施壓下頂住了降息要求，2026年鮑威爾在特朗普的威脅下堅持不走。每一次，美聯儲都扛住了。聯邦法官兩次駁回政府的傳票，參議院里連共和黨人都站出來反對。制度的糾偏能力，比我們想象的強。

第二，仍然會有尾部風險。如果最高法院在庫克案中做出不利于美聯儲獨立性的裁決，或者特朗普真的簽發了解雇令，那將是一個歷史性的制度變化。在那種場景下，美元資產的風險溢價會大幅上升。

第三，歷史給出了明確的資產配置信號。1970年代大通脹期間，實物資產（原油、黃金）跑贏金融資產，美債跑贏美股。如果美聯儲獨立性受到實質性損害，通脹預期脫錨，這個排序依然有效。

第四，記住伯恩斯的教訓。一個在政治壓力下妥協的美聯儲主席，不僅毀了自己的歷史評價，更毀了一代人的購買力。今天的鮑威爾，顯然不想做下一個伯恩斯。

第五，關注5月15日之后的關鍵節點。鮑威爾主席任期到期，沃什的確認進度，最高法院對庫克案的裁決，每一個節點都可能改變市場預期。

美聯儲總部門口刻著「現代美聯儲之父」埃克爾斯的一句話：

「中央銀行的管理必須完全脫離受政治或私人利益控制的危險。」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must be entirely free from the danger of control by political or private interests.

這句話，是用21%的通脹、12年的滯脹、兩位總統的政治生命，以及一代美國人的苦難換來的。

歷史周而復始，特朗普和鮑威爾的這場對決，不過是百年恩怨的最新一章。

區別在于，這一次的賭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接近40萬億美元的國債、以及全球投資者對美國制度最后的信任。

如果美聯儲的獨立性守不住，那你手里的每一張美元、每一份美股、每一筆美債，都要重新定價。

作者：坦桑尼亞老云 | 編輯：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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