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eenah Moon/Reuters

利維坦按：

在一個被圖像、即時表達與算法推薦所主導的時代，閱讀似乎正逐漸退居邊緣。人們更傾向于通過短視頻、專家意見或情緒化的公共話語來理解自身經驗，而不再依賴文學這種緩慢而私密的媒介。然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文學的意義反而變得更加清晰：它并不提供現成的答案，也不承擔道德說教的職責，而是迫使我們親自參與理解的過程。正如本文所指出的，文學的價值不在于教導我們“該如何思考”，而在于讓我們在不確定與復雜之中，學會如何思考本身。

與圖像的直接沖擊不同，語言為理解保留了空間。它允許猶豫、誤讀與重新解釋，使個體不必被動接受意義，而能夠在閱讀中重新建構自身經驗。這種“延遲的理解”恰恰構成了一種難得的自由——一種不依賴外部權威、不被既定敘事完全支配的自由。在當代由數據、廣告與輿論所塑造的環境中，這種能力顯得尤為重要。

因此，文學的作用或許從來就不在于提供真理，而在于讓我們重新對真理的追尋產生興趣。它不是答案的來源，而是問題的生成機制；不是通往確定性的捷徑，而是一種訓練我們承受復雜性的方式。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文學依然是通向個人自由的一條隱秘路徑——不是因為它告訴我們如何生活，而是因為它拒絕替我們做出解釋。

閱讀會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嗎？它會讓我們變得更加敏感、更富同理心嗎？它會改善我們的判斷力嗎？如果它并不具備教化作用，那它又有什么用呢？

大約120年前，一位優柔寡斷的富有醫生之子認為這些問題極其重要，于是提筆論證：不，書籍從來不是用來提升道德的工具。他的論證基于自身的回憶。盡管他一直酷愛讀書，他卻聲稱，書籍從未給予他任何有用的教誨。

這并不意味著書籍毫無意義——恰恰相反，它們通過保存對周遭環境的難以磨滅的印象，塑造了他對生活的感知。那些早已離世的親人，那些多年未曾踏足的地方——卻依然通過他閱讀時形成的記憶存在于他的心中。書籍幫助過去的感受得以延續。文學使時間變得觸手可及：一種可以被把握而非被抹去的東西。

馬塞爾·普魯斯特，約1895年。? wikipedia

事后看來，我們很容易在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散文《論閱讀》（On Reading，1905）中發現那一絲火花，它后來成了他的多卷本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然而，這篇散文并非孤獨天才的靈光一現。相反，它實際上是普魯斯特為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芝麻與百合》（Sesame and Lilies，1865）法文譯本所寫的序言——這個隱晦的標題匯集了拉斯金于1864年12月在曼徹斯特發表的兩場講座。在翻譯這部作品的過程中，普魯斯特意識到，自己為何與這位他既敬仰又深惡痛絕的作家存在深刻分歧：他反感拉斯金對閱讀的道德說教式辯護。

在演講中，拉斯金哀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普遍的精神貧瘠，認為一切目的都“被利益驅動”，即“一切都應該‘有利可圖’”。拉斯金指出，這種心態的問題在于它使書籍變得多余——因為真正的讀寫能力是一種不求回報的訓練，是對所選表達方式意義的深入思考。拉斯金頗具挑釁性地將他那一代人描述為文盲——即便在教育蓬勃發展的時代。他認為，他的同代人已經喪失了相互理解或理解任何重要問題的能力，因為他們的閱讀膚淺，而且動機錯誤——主要是為了從一小撮同輩人那里獲得社會認可。因此，在他看來，為了集體的自我保護，必須扭轉這種局面：“組織、訓練、提供薪酬和優秀的指揮，培養思想家大軍，而不是一群只會殺戮的軍隊！……”

約翰·拉斯金（1819-1900），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主要的藝術評論家之一，也是英國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還是一名藝術贊助家、制圖師、水彩畫家和杰出的社會思想家及慈善家。? The New Criterion

然而，為了說服聽眾，拉斯金仍試圖使用對手的功利主義語言——以得失的方式來表達他的論點。他說，如果我們把教育視為精細閱讀的訓練，而不是進入有利可圖的人脈圈的敲門磚，那么這終究是一項更好的投資。借助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的詩作《利西達斯》（Lycidas，1637）中的一段，拉斯金展示了心靈如何在與文字的平等相遇中運作——這種相遇是現實中與有影響力人物的會面所無法比擬的。一個權勢顯赫的政治家，或一位有影響力的記者，在你短暫獲得會面的那幾分鐘里，可能會顯得心胸狹隘、態度輕慢，或只是心情不好。相比之下，他認為，圖書館的書架上充滿了更加可靠的資產。在那里，最有力量、最聰明的頭腦爭相與你交談的機會，把各個時代和國家的智慧都置于你面前。書籍豐富并賦予讀者力量。

普魯斯特強烈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把閱讀推薦為通往智慧世界的寶貴途徑簡直荒謬至極——這好比認為可以通過“推薦信”獲得真理一樣。作為回應，他對閱讀的辯護絲毫不顧及成本效益的考量，也完全不依賴于任何經濟或對話類比。在他看來，將閱讀譽為與偉大思想的邂逅是徒勞的。閱讀與社交生活截然不同，在社交生活中，言語總是受到社會約束的。相比之下，讀者擁有極大的自由，可以覺得最偉大的作家枯燥乏味，也可以出于自身目的去欣賞他們的作品，而這些目的可能與作家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馳。書籍并不會創造一種更高層次的對話，而是在孤獨中促成了一種獨特的“富有成效的交流奇跡”。偉大的作家并非向我們揭示他們令人嘆服的思想深度：他們引導我們培養理解文字和事物的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書籍把我們與自身最豐富的部分連接起來。我們在閱讀時賦予文字的意義與我們自身的經驗有著獨特的聯系——它永遠無法被復制。正因如此，在普魯斯特看來，閱讀成為通往我們感受的最充分、最具體的中介。當閱讀使我們與過去發生聯系時，它還使我們的經驗得以無限擴展。當我們閱讀古老的文本，并在語言和習俗演變的障礙之上成功理解它們時，我們所接觸到的無異于一種不朽。

《閱讀的瑪利亞·抹大拉》，安布羅修斯·本森（Ambrosius Benson）。? wikipedia

普魯斯特與拉斯金都敬重文字的力量，但他們對閱讀所期待的益處卻截然不同。他們立場上的這種差異，源于他們對讀者和作者角色的不同理解。普魯斯特把閱讀視為一種倫理訓練，而非道德教育。在他看來，閱讀的“奇跡”甚至并不依賴于接觸優秀的作品。平庸的書和拙劣的作家同樣可以發揮作用——重要的是，通過與作者“創作中的自我”的接觸（這是普魯斯特在其論文《駁圣伯夫》（1895–1900）中使用的一個術語），你也會打開自身最深處的自我，從而發現那些你原本無法想象或領會的全新經驗領域。

20世紀下半葉，普魯斯特的觀點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戰勝了拉斯金。當時主導文學批評的論調傾向于審視文學的內在特質，將形式的深度或復雜性置于文本對讀者經驗的任何直接應用之上——想想羅蘭·巴特等結構主義者，以及雅克·德里達或斯坦利·費什（Stanley Fish）等解構主義者。

盡管“新批評”與后來的“新歷史主義”在關鍵點上有所分歧，但它們都認同這樣一個基本假設：文學鑒賞不是培養是非觀的過程。那種認為閱讀應帶來某種道德教益的想法，被歸類為頭腦簡單但心懷善意的左翼分子的遺跡（盡管拉斯金在其他方面是堅定的保守派，但他卻是英國社會主義的主要靈感來源）。

然而，正如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e）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知識生活》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2001）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通過讓藍領接觸高雅文化來感化他們的做法在當時相當成功。戰后時期，盡管當時的風尚促使學院派文學批評采取了一種鮮明的反功利主義的閱讀方法，但“名著對道德教育有積極貢獻”的觀念仍是公共教育的驅動力，并為許多中下階層家庭實現了社會階層躍遷的諾言：想想英國的文法學校體系，或者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他那輝煌的學術生涯和影響力正得益于共和制的精英選拔制度，盡管他后來譴責這種制度為精英主義。

大眾賦予文學的角色與高等教育中研究和講授文學的方式之間存在的這種沖突，或許解釋了那些倡導在名著中尋找道德教育的學者為何能獲得大眾市場的成功：兩位布魯姆——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1994）和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的遺作《愛與友誼》（1993）——都享有巨大的大眾影響力，但在當時似乎不可阻擋的學術和知識潮流中，他們也被視為異類。

因此，道德說教在21世紀強勢回歸或許并不令人驚訝——它為拉斯金提供了眾多有時出人意料的繼承者。這部分原因可以歸結于數字革命：我們更有可能將休閑時間花在屏幕上而不是書本上，而網絡形式使得評論更容易聚焦于道德而非文風。

由此引發的對識字率下降的焦慮導致了大量對閱讀的狂熱辯護，而這些辯護像當今大多數觀點問題一樣，恰好劃歸在政治分歧的兩側。簡言之，保守派贊美“名著”能教導優良的品德和美感；而進步派則批評正典缺乏代表性，主張閱讀主要應作為一種對弱勢群體產生同理心的訓練。在前者陣營中，埃米莉·芬利（Emily Finley）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建議孩子們閱讀“舊”書（1940年以前的作品），以建立起抵御危險沖動的防御機制，比如防范那種“認為在宗教和婚姻職責之外能找到幸福”的幻想。在另一邊，帕特里夏·馬修（Patricia Matthew）在《大西洋月刊》主張重新定義何為“偉大”作家——她抨擊簡·奧斯汀，既是因為其寫作的陳規俗套，也因為她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聯系。

? CNN

這些觀點最終都將書籍視為某種“思想加工食品”，預先告訴我們應該從閱讀中汲取什么。然而，如果你期望在希臘神話中找到家庭幸福的故事，美狄亞和克呂泰涅斯特拉很可能會讓你失望。而《包法利夫人》真的只是一個針對逃避現實的明顯警示嗎？難道我們不能像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2016年在《紐約客》中所建議的那樣，將福樓拜的小說視作描繪那些被困在傳統婚姻和母職中、承受著不可能且令人疏離的雙重困境的女性嗎？至于正典缺乏代表性的問題，這絕非新議題：文學史完全可以被講述為一系列不斷重寫、以納入更多樣化角色的過程。針對殘缺創作的回應應當是更具創造性的創作——正如卡梅爾·達烏德（Kamel Daoud）的小說《默爾索案調查》（The Meursault Investigation，2013）所證實的，它從被殺害的“阿拉伯人”視角重述了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1942）；又如珀西瓦爾·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的《詹姆斯》（James，2024），它用逃亡奴隸吉姆的口吻重述了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1884）。

盡管內在矛盾重重，卻絲毫沒有削弱道德化文學觀那頑強的生命力。拉斯金似乎從未像現在這樣受歡迎——而這并不能僅僅用社交媒體在塑造文學聲譽中的作用來解釋。我認為，道德化文學觀之所以如此強大，是因為它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如果我們想理解文學真正的用途，就需要對這些根源進行審視。

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并非產生于歷史真空。無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承認，我們都深受浪漫主義者關于作家肩負社會責任的理念影響。正如批評家兼文學史學家保羅·貝尼舒（Paul Bénichou）在其經典著作《作家的奉獻》（The Consecration of the Writer，1996）中所論證的那樣，法國大革命造成的與傳統的劇烈斷裂，促使反革命者和新浪漫主義者共同接納了一個觀點：作家完全可以取代牧師，成為精神領袖。

在現代，詩人與作家是真正的先知，他們能洞察社會表象，預見國家未來的命運。作家對權威的訴求被認為比舊時代的先知更具合法性，因為作家只對公眾負責，而不隸屬于任何有組織的教會。正如維克多·雨果在詩作《詩人的職責》（The Poet’s Function，1840）中所勾勒的那樣，作家的使命是闡釋深奧的真理。

這種將作家置于社會中心的新角色，往往伴隨著相當程度的男性自我膨脹式表達——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掩蓋了一個事實：早在那些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占領文壇之前，文學評論家兼政治理論家安娜·路易絲·熱爾梅娜·德·斯塔爾夫人（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l）就對這一新思想做了最詳盡的闡述。在她開創性的著作《論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Literature Considered in Its Relation to Social Institutions，1800）中，德·斯塔爾夫人提出，文學現已不可逆轉地成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塑造著宗教、習俗和法律，同時也受其影響。她的論述完全建立在她對所謂“人類完善性”的信念之上。

她認為，虛構作品通過直接作用于共享的表象，積極促進集體的進步，從而有助于國家的凝聚。她相信政治依賴于語言的特殊性——每一種語言都自成一個世界。因此，在每一個民族內部，文學虛構提供了一種共同基礎，使所有成員都能產生關聯，而現實情境則要么過于貼近、要么過于遙遠，難以形成穩固的理解。用她的話來說：“文學批評往往是一種道德論述”。在這一點上，她與約翰·拉斯金立場一致。

熱爾梅娜·德·斯塔爾（1766-1819）。? wikipedia

然而，斯塔爾進一步強調了文學鑒賞的政治意義。至關重要的是，她認為文學通過提升語言運用能力，使公民為參與政府事務做好準備——這在日益民主化的國家中至關重要：“文學的進步，即思考和表達思想藝術的完善，對于建立和維護自由至關重要。”實際上，斯塔爾認為，文學通過開發一種不可預測的、處于政府管控之外的語言用途，賦予了我們自由。

她的樂觀論述，幾乎可以看作是更早一代思想家讓·雅克·盧梭所提出的一種更為批判性觀點的“底片”。盧梭的小說《新愛洛伊斯》（Julie, or the New Heloise）是其世紀最暢銷的作品之一，引發了讀者的大量來信——他們被這部長篇感傷的書信體小說深深打動。當然，它也受到更早小說的啟發，尤其是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1740）與《克拉麗莎》（Clarissa，1748）。然而，由于盧梭同時也是一位政治理論家，他進一步闡述了這部小說在公眾面前取得成功所蘊含的意義。《新愛洛伊斯》的序言以對話的形式寫成，對話雙方僅以姓名首字母“R”和“N”指代（分別代表作者和他的出版商）其中N反復取笑R的寫作是否得體，其要點是：一個以嚴厲的社會評論家而聞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愛情故事的扉頁上呢？

“R”的回答非常明確：對于通常的讀者——城市中的受教育階層——閱讀從來不可能具有教育意義。精英階層永遠不會認真對待任何書籍；對他們而言，閱讀不過是通過享受比窮人更精致的消遣來彰顯自身優越性的一種方式。他們只會忽視或誤讀那些與其觀點不符的作品，并贊賞那些印證其既有看法的書。在這一點上，盧梭的批評在一個世紀后得到了拉斯金的回響。然而，他的回應是從政治角度而非道德角度切入的。在R看來，一個認為自己使命是教育聽眾的作家必須瞄準另一群讀者，也就是那群文字對他們而言具有完整意義的唯一群體：擁有充裕時間的鄉下人。

盧梭用一個富有深意的詞要求作家“用孤獨者的語言”——也就是說，要遠離時尚圈子里創造出的那些俏皮、瞬息萬變的表達方式。因此，作家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既不同于藝人，也不同于牧師。他說，作家首先應當把自己的任務視為“公民”的任務：他的工作不僅僅是宣揚美好的事物，而是對構成幸福的要素進行冷靜的審視。這項任務并不像看起來那么簡單，即使在好人的社會中亦然——《新愛洛伊斯》之所以著名，是因為它即便沒有反派角色，卻依然以悲劇告終。

這部小說的序言有力地闡釋了盧梭研究學者克里斯托弗·凱利（Christopher Kelly）所稱的“文學公民身份”。凱利認為，現代性的一個標志是，隨著社會價值觀日益被交易和利潤所定義，人們迫切需要一種能夠擺脫政府和經濟控制的“貨幣”，而文學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文學寫作可以通過提醒人們警惕那些看似顯而易見的社會義務和期望，來構建一種替代貨幣，因為這些表象背后可能掩蓋著異化部分民眾的手段。換言之，文學有助于公民的自由。

由此不難看出斯塔爾是如何繼承盧梭的：兩人都認為文學是通往自由最穩健的路徑，因為它將想象力從社會慣例中解放出來，使語言免于退化為一套固定的交易性表達。但不同之處在于，盧梭描繪的是一場對抗強大支配力量的斗爭，而文學無法徹底制衡這些力量；而斯塔爾則憧憬著一個民族和解的美好未來。

那么，回顧這段歷史究竟為何重要？盧梭和斯塔爾所想象的通往集體自由的路徑，在整個19世紀并行不悖，那正是我們至今仍景仰的偉大小說時代。它們更新并加強了民族想象，同時也揭示了社會分裂——尤其是階級分裂。

那個時期一些最著名的作品體現了這種張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1866）、雨果的《悲慘世界》（1865）、狄更斯的《遠大前程》（1861）。這些現實主義小說集中體現了作家的使命：預示一個國家若任由不公延續將會面臨何種未來。同時，通過匯聚各式各樣的人物，這些小說也讓不同的讀者在共同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顯然，如果作家要履行盧梭或斯塔爾所賦予的角色，他們需要承擔極高的要求。任何作家真的能夠忠實代表整個民族嗎？他們是否有可能只是在取悅一個自稱代表整體的狹隘群體？如何在語言的獨立性與對讀者的責任之間取得平衡？

在19世紀60年代這些里程碑式的小說出版后不久，埃米爾·涂爾干的社會學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這兩個新興學科，剝奪了文學在解釋社會動態和情感方面的壟斷地位。文學小說得以探索更為隱秘的心理領域和實驗性的形式。因此，書籍也開始自主選擇或塑造自己的讀者群。那些聲稱代表整個民族發聲的作家，更有可能淪為既定意識形態的附庸。

這正是普魯斯特登場的時刻。針對拉斯金的功利主義道德說教，他看到文學終于有機會因其獨有的特質而被認可。虛構文學并不引導讀者的思想通往一個由善意確信構成的永恒天堂。充其量，它是一種審美享受的教育；正如他在《在斯萬家那邊》（1913）開篇幾頁所說：“美好的事物教會我們在安逸與虛榮帶來的滿足之外，去尋求屬于我們的快樂。”

這概括了文學在今日所能發揮的作用。在一個由視覺娛樂、即時通訊和表演行為主導的社會中，當越來越少的人為了純粹的快樂而閱讀時，將作家視為“精神燈塔”的觀念或許顯得已經過時。

如今，人們似乎更愿意轉向心理治療師、專家或網紅來尋求生活的意義。然而，我認為，正因為文學已不再是解釋經驗的最常見、也不再是最具聲望的媒介，現在反而是重新思考文學作為通往個人自由之鑰的好時機。

我傾向于認為，文字比圖像更具解放性：圖像對心智的影響更強、更直接，留給接受者用于反應、理解以及可能的質疑或疏離的空間更小；而文學語言則能夠把握細微差別，使我們不那么容易落入具有操控性的錯誤預設之中。它也讓我們能夠獨立地理解自身的經驗。

關鍵在于，文學擁有一種既區別于政治宣傳、也不同于道德說教的目的。當我們不再期待文學給出宏大的答案時——或者更準確地說，當文學通過讓我們享受那些既不宏大也不簡單的答案，從而深化了我們的經驗時——文學那獨特且巨大的效用便清晰地顯現出來。在當代作家中，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最擅長探索這些曖昧復雜之處，尤其體現在當代女性的生活中——正如她在其最優秀的小說《失蹤的女兒》（The Lost Daughter, 2006）那黑暗而透徹、美得令人心碎的結尾中所展示的那樣。

《失蹤的女兒》曾于2021年由瑪吉·吉倫哈爾改編成同名電影。? 豆瓣電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今天仍然可以以最深刻的方式具有政治性。只要它堅持復雜性，文學就有能力以比行動主義話語更強烈、更緊迫的方式揭示社會弊病。以內日·辛諾（Neige Sinno）的回憶錄《悲傷的老虎》（Sad Tiger，2023）為例，這本書之所以能極大地提高人們對亂倫問題的認識，恰恰是因為它摒棄了當今“創傷文化”中常見的陳規陋習。值得注意的是，辛諾強調，就她個人經驗而言，虛構作品比理論更有幫助——因為理論“提供的只是基于虛構故事的間接、旁支式的回應”。文學的這種間接性賦予讀者重構故事意義的空間，打破了我們當代文化急于兜售給我們的那些令人疏離的預設敘事。《悲傷的老虎》通過讓我們關注自身理解社會弊病的方式，增強了我們認識并預防這一社會弊病的集體責任。

我們并非人人都是受害者。但當前以個人數據攫取與持續廣告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使我們每個人都成為被捕獵的目標。新聞與社交媒體中常見的疏離性敘事模式模糊了虛構與現實的界限，讓我們逐漸內化一種觀念：集體決策應僅僅為了滿足掌權者最強烈的欲望。在這樣的條件下，文學能夠承擔起一項至關重要的使命：通過對當今世界復雜性的欣賞，重建一種共同的理解。埃爾南·迪亞茲（Hernan Diaz）的元小說《信任》（Trust，2022）就非常接近這一目標——它通過四重敘事吸引讀者的好奇心，引導他們在多樣人物的交織中理解金融運作的影響。珀西瓦爾·埃弗里特的《詹姆斯》則巧妙地復雜化了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賦予“吉姆”完整的名字與講述自身故事的機會，引導讀者看見他真實的知識與他為生存不得不扮演的刻板角色之間的差距。

這些作品（以及其他許多作品）為我們提供了優秀文學作品所能達到的非凡境界。拋開膚淺的說教，文學擁有讓我們在真理普遍被認為已死的時代，依然樂于探尋真理的力量。這正是普魯斯特成為作家時所領悟的：書籍什么都教不了我們，除了能幫我們部分地揭開那層“丑陋且平庸的面紗，即那層讓我們在宇宙面前失去好奇心的面紗”。而正是這種不完整的努力，構成了我們賴以存在的世界。

文/Flora Champy

譯/tamiya2

校對/tim

原文/aeon.co/essays/the-role-of-literature-as-the-key-to-personal-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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